柏林游记 · 反思权力结构与历史差异

一段时间之前，Matters的运营编辑Juan托周保松先生联系到我，邀请我写一篇关于海外离散生活体验的文章。碍于诸事繁琐，心里实在缺乏写作的空间，我迟迟没能下笔。在此要向Juan道歉，好在她十分体谅与宽容，给予了我充足的创作时间和空间。我心里一直记挂着此事，一方面又觉得这段时间的确积累了不少体悟，是时候可以下笔，故作此文章。

转眼间在德国长住已经半年多了。在此前文章中我提过，这段日子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就像海明威写的，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只是这盛宴之下，也埋藏着深植已久的权力结构的差异，它们不以粗鲁或明显的形式显露出来，但只要你足够有觉知，便还是可以觉察到。这场盛宴仍在持续，我和许多人建立了友谊，这让我很珍惜。但一方面，又深觉个体若要超越历史结构和世界秩序的差异，实非易事。这几个月来的思考，也大多集中于此。德国的冬天已经持续了半年，已经四月中旬，天气还是冷得紧。业力重叠、交汇，许多思考自然而然地发生。我决定去远一些的城市旅行。但神奇的是，就在这段旅途中，我感觉到一些在脑海中回荡了许久的思考终于落下地来。于是，在返家的火车上，我用还剩不到一半电量的电脑开始了写作。

1.

复活节假期，我造访柏林。柏林是艺术家、作家和独立创作者汇集的城市。这座城市有丰富的独立书店、咖啡店、展览和文化活动。创作者们聚集在这个寒冷又有些灰色的城市，形成了独特的气息。在柏林的日子里，我们流连于书店、博物馆、咖啡馆和各地风味的餐馆。虽说是德国首都，但是这里的英文书店出奇地丰富，选品也令人惊喜。书店She Said只售卖女性和酷儿作者的著作；洪堡大学神学院旁的书店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也有大量英文书籍选品。Dussmann das Kulturkaufhaus是一家藏品十分丰富的大书店，收录许多哲学书籍。

在柏林的最后一天，下起大雨。没有什么比在寒冷的雨天探访博物馆更好选择了。我们去了柏林国家博物馆的Ethnologisches Museums的亚洲艺术展。欧洲的博物馆、画廊和艺术展很丰厚，但我兴趣一直不算浓厚。此次造访却不同。带着哲学底蕴去看艺术作品，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不了解艺术背后的历史和哲学，就很难领悟到作品想要表达的真意，对于艺术作品想要抵达的超越性，也很难觉知到。

许多西方人在接触“他者”文化时，态度是猎奇或傲慢的，这当然与他们缺乏对一时一地的历史与哲学的知识有关，更是百年来的政治历史结构对于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的塑造。但是柏林的这一展馆却不同。这个展馆策展者的态度是那种，“我真的扑下身子来，脚踩在与你同一片土地上，与你嗅着同一片空气，试图透过现象的形式与外壳，尽力地抵达一种文化的内核”。参观结束后，我特地去商店买了关于这个展览的书，才知道这些作品由一位德国汉学家捐赠。多年前，我在格拉斯哥上史学家Nathan Woolley的中国文化与传统课，那是我头一次透过非当代中国的视角看待古代中国，在此之前，受历史结构的影响，与百年来多数有志于知识之路的中国青年人一样，我只对西方文化感兴趣，对古代中国一知半解，也因此视而不见。自那时起，我开始接触海外汉学家写的中国古代史，但是对古代中国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象与形式。直到我开始接触佛教哲学，以此为入口，才终于深入了一个更广阔而悠远的世界。这是一个唯有冥思、诗与艺术才能抵达的境界。它悠扬于形骸之外，试图在人的本体中达到与宇宙实相的合一。这种野心、格局或者说追寻，在中国古人身上从不少见。但我从来不是父权、威权统治和儒家政治的支持者。在选择文化的面向的时候，也要留心。

我和挚友重新看陈丹青的《局部》。听他讲到《千里江山图》，听他讲“观察之眼，不可学不可教”，“十八岁不自知，好也好在不自知”，“只有十八岁的人才这么画——逞能，大师会做减法。”讲得实在是太好。王希孟似乎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终结在二十几岁，因此才在十八岁时将自己的才华如此施展。他生怕不能施展。他生怕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仿佛这才华就如昙花一现，盛开，就再也消逝不见了。他的命运也正是如此。我一直相信人对自己的命运其实是有自知的，少年天才，才华横溢，在生命的早年盛开与施展，但可能命数不长。世人总是感叹他们的命数不济，天妒英才，但我相信其实他们中很多人并不在意自己的生命如昙花一现，对于他们来说，生命最重要的只在于盛开。来过，活过，就够了。

我们进而讨论到中国文脉，友人用了一个词，叫做“衰微”。这当然是历史现实决定的。中国文脉断了太久了。当我最开始试图对佛教思想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的时候，仍要追溯到民国知识分子或依赖于海外佛学家的著作，但最后，总归还是要深入一手资料，并同时研读印度及日本思想。

非如此不可。

2.

在欧洲生活，比起是一个社会人，我更像是一个自然人。尽管我也承担着一些社会身份——人是社会性的，人永远无法完全脱离社会。但我个人的状态，比起在社会中寻求合适的identity，承担特定的社会意义，更像是独立于天地之间，自由探索知识与心灵世界的自在人。写到这里，让我想起前些天读费希特。学者的使命是社会性的，因为学者代表着一种社会身份，这种身份承担着特定的责任和意义，人们对于这种身份有着相似的想象和期望。近年来，随着科技对人文领域的侵占，学位的大幅贬值，「学者」的意义也被逐渐消解，拥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工作者们或许很少再为人类智识的进步和公民教育而思考，也无法再承担如此重要的社会角色与责任。

生活在别处，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很自然的体验了。我很难拥有「故乡」的概念，感受不到自己在离散。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在这里生活你会受到较少地冒犯，很少有人干扰或评判你的私人生活和决定。但是由于自身文化在当前历史上处于弱势，要让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人思想的内核，却绝不会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他们还没有共享许多观念时。例如，一个葡萄牙人或许很难理解，一个政治失意的宋朝诗人想要寄情的山水是什么山水，或许他们能理解到的是一种隐遁与逃匿，但或许尚且不能捕捉到这背后更深远的形而上学世界。欧洲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接近和解释自然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更别说，这山水并非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它更表达着道家、佛家对于有、无、空的哲学的理解。就像几年前我读到一位美国哲学家试图用还原论解读空，深觉不妥——用拆解、还原的方法论解读空，是永远也无法抵达空的。

我与欧美的友人们谈论哲学与其他，深觉我的思考方式与其不同。但我不认为这是文化因素造成的，在当代中国的生活经验从未让我更接近being，虽然我们当然可以在特定的文化中找到相似性和支撑。就像上文讲的，一个现代中国人或许也很难理解某个古代中国人要想表达的精神世界；同一个时代，不同的人也有很多。这种理解或不理解当然是属于文化的，但也要看是谁继承了这种文化。由于研读西方哲学，我当然能够较容易理解欧洲人大致的mindset，相信这对于每一个学习西方哲学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但哲学不是建在空中的，它会润物细无声地渗入人的生活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因此在生活的每一片碎片里，你都能找到理念的影子。知行合一，就是将你的哲学理念显化到现实里面，显化到你做的决定里。

3.

前些天和王前先生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心中不禁发问：谁可以真正地理解中国？我想，任何一个条件成熟、有志于了解中国的人，都可以了解中国。何况中国实在是一个太庞大的概念了，每个人都或许只能了解中国的一些方面。中国人未必比其他人更了解中国，而其他人也不一定就不如中国人了解中国。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力量的增强，海外关注中国事务的人越来越多，但这其中很多人是带着Western gaze来看待中国的，尽管他们也许在政治立场上与许多人落脚点相似。但我们不应当只关注政治动态，而忽略其他的维度，例如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这种由历史塑造的权力关系，是双方（东方与西方）都应该去反思和注意的。我认识的许多学者很有这样的意识。学问不看做什么，也看怎么做，以怎样的姿态接近一门研究，是尤其重要的，而这种姿态或者说方法，才是学术研究的灵，其他只是技术和知识容量，可以习得。

写到这里停了一阵，不知怎样结尾。刚才恰好在读陈丹青2014在新加坡的演讲《母语与母国》。相信这些年，更多人对这个话题的感触更深入细微了一些。我头次出国是二十出头的时候，当时对世界感到新鲜，初生牛犊不怕虎，只知道探索，年轻的躯体感觉不到这些事的重量；然后就是在格拉斯哥那年，因为做中国研究，母国的分量变得沉重，压到身上，几乎喘不过气。但那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母语。然而我四处看，似乎找不到出路；再就是在香港的日子，母语成了隔阂的来源，语言即政治在此地体悟明显，我那时为了不在日常生活中被差别对待，出门只好讲英语；再就是现在，日常生活里已经没有机会讲母语了，除了和亲近的朋友还有家人用中文联系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在使用第二或第三语言。实话说，我有意识地在与母语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的朋友和同事们，几乎都是欧洲人、美洲人，与他们交流哲学，互相启发，只能使用英语。但我没有彻底地摒弃母语，回到家，回到一个人的时间，回到写作的时候，这些文字涌出来，是让我感到自在的时刻。就像陈丹青写：“我想说，一个言说母语的人，可能不在母国，可能恐惧他的母国，被他的母国迫害，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他靠母语自救，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我想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不能理解他。

实际上，中国人想要进行表达——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有艺术家，媒体人，科学家，创业者等，应当要试着使用第二语言，这个世界上太缺乏中国人的身影了。当然，因为历史因素，当代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思想或哲学，又要要求谁来了解，了解哪些方面呢？可能说到最后，也就是谈谈政治，然后叹一口气，相继散去吧。但中国知识分子未必只能谈这些。学问广阔，兴趣悠远，只要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不带着障目的树叶看，就能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领域仍值得我们去贡献了。陈丹青引用木心，我在此引用他们两个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吧：“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几十年过去了，这仍是我们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