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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菲利普·罗斯与普里莫·莱维访谈的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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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菲利普·罗斯与普里莫·莱维访谈的杂感

周琰


菲利普·罗斯1986年在都灵对普里莫·莱维做了一次访谈,访谈的标题是《被他的技能拯救的人》。我以前从没有看过罗斯的作品,或者偶然在哪里看到过什么片段,也没有留下印象。从这篇访谈来看,罗斯是有着狐狸和老鹰一般的智慧,非常敏锐、深刻、有透视力,似乎什么也逃不出他的观察的厉害角色。访谈开始的描述部分,类似巴黎评论对访谈对象生平、环境的描述,但是罗斯的描述比起巴黎评论中范范的环境、背景描述要深入得多,都灵城市面貌、莱维住了一辈子的公寓、莱维的样子给人的印象都和罗斯对莱维及其作品的理解充分结合,每一个描绘的细节都为访谈者提供了丰富的有洞见的线索,而不只是装饰。罗斯从莱维的几个重要著作出发,提出了一些很本质或者很尖锐的问题,譬如劳作本身,譬如莱维能够幸存的因素,关于根与无根和犹太人的命运,关于大屠杀写作与虚构,和莱维作为一个化学家在工厂工作这种职业环境与写作的关系。这些问题,对被访谈的莱维来说,没有一个是容易回答的。这篇访谈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访谈之一,它是两个具备同等智慧、理解力和想象力的人的共同探索。

在读这篇访谈中,每个细节都吸引我。其中谈到的一个话题,唤起了我一些记忆中的往事。罗斯谈到莱维的书《元素周期表》,其中讲到莱维的一个同事Guilia认为莱维年轻时候对工作的狂热是因为他在女孩面前太害羞,没有女朋友。而罗斯认为,莱维这个同事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莱维对工作的狂热应当有更深刻的根源。他观察到,即使在奥斯威辛的囚禁中,莱维也沉迷于工作。罗斯继而提到,“工作使人自由”,是纳粹刻在奥斯威辛大门上的话。但是在奥斯威辛,工作是对“工作”的恐怖模仿,无用也没有意义。劳动是惩罚并且导致可憎的死亡。罗斯说,莱维文学上的努力是要恢复劳动人性的意义,将劳作(Arbeit)这个词,这个德语词,从被奥斯威辛纳粹扭曲的那种可笑的嘲讽中纠正回去。罗斯又说,在莱维的故事中,Faussone这个人物对作者说,“我做的每一个工作都像初恋”,这个人物——劳作者,真正通过他的劳动而得到了自由。

莱维对罗斯这一环套一环的问题的回答既诚恳又令人惊讶。他说,他承认他青年时期对工作的狂热是出于对女孩的羞涩。那种羞涩、禁忌,非常真实、痛苦而沉重。这种羞涩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犹太青年很多收到歧视,那种情形如同阉割。在那种情况下,工作与其说是一种真正的热情,不如说是一种性欲的补偿。

莱维接着陈述,但是在正常生活中,工作在他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他相信正常的人,生理上就被构造的要从事某种有目标的活动。无所事事,或者像奥斯威辛那里那种无目的的劳动只能导致折磨和萎靡。对他来说,工作相当于解决问题。

莱维说在奥斯威辛,他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把活干好”在那里是种很强烈的驱动力,人会把奴隶般的杂活尽量做到位。偷偷给莱维食物六个月之久,从而救了他的命的意大利的砖瓦匠憎恨德国的一切,但是当德国人让他砌墙,他却会把墙砌得又直又坚实,这并非出于服从,而是出于专业的尊严。


我读到这里时,不由得想起了以前在国内时经历的一些事。我以前上班过的一个地方,虽然也有具体的业务,但是大家基本上每天都是假大空地混日子。我平时上班的时间不是看书就是睡觉,每个月抽一两天时间把活做干净,谁也没的什么话说,谁也不管。每年春节过后,要开年会。那时所有人都要好一阵忙。很多报告和文章要写出来,打字员要加班,最后印刷好的文章全部摆到会议室,办公室十几二十个人排成一圈,把那些文章分好、装订。当时,我能够最利索地把一摞摞文章分好。这样的活要做半天或一天。那时我手脚利落,心情愉快,完全没有觉得干这种无意义的活浪费生命的恼怒和烦躁。很奇怪,甚至有种得意洋洋的欣快。

以前,我认识一个女孩。其实我认识她时,她已经结婚了。那时她是打字员。很不幸的是,在她结婚不久怀孕之后,她丈夫和一些同事一起出差。这些同事都是中年男女,个个很鸡贼。这些人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晚上就去酒吧,是当地安排的,到后来就叫了小姐。可警察去了,这些人都被抓住了。最终的结果,那个女孩的丈夫最年轻,也是那些人里唯一一个老实人,倒了霉,背了处分。其他那些鸡贼老货男男女女一点事也没有,照样升官发财,人模人样。后来,我听说,那次出事,是由于争权夺利,有人要和出差中的某人争一个位置,专门设的局。这件事之后,几个当时的朋友私下说,地方上“公”和“国”字下面,没一个男人是干净的,没一个不是嫖客。

可怜那个女孩,当时已经分娩在即,在人前抬不起头。我很快就离开那里了。几年以后再见到到她,气色很好,人看起来很精神。她说她和丈夫还在那里,她做了网管,整天在学东西,工作很忙,但是很喜欢她的工作,非常快乐。她丈夫也有了新的岗位,也做得很好,而且对她和家庭非常体贴,她过得很好。我以前的同事后来也对我说起他们,印证了那个女孩的话,说他们俩人都变得特别好,工作踏实,和大家相处愉快。

这往事,对当事者来说是人生一大磨难。但是对外人来说,不过是听闻和感慨而已。我想到这事,完全是出于想起了和那个女孩重逢时,她对我描述她作为网管时脸上那种满足、快乐而兴奋的表情。我并不觉得那个新的工作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仍然是维持假大空系统运转的一个微小的部件。但是对个人来说,做一件事,想办法掌握它,做好,得到认可,可能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可是,这和荒诞似乎仅仅一线之隔。多少老实人,就是这样做着毫无意义,甚至运转到恐怖中的微小的事。奥斯威辛中沉迷于把活做好的,不只是囚犯,也有纳粹和狱卒。也许,在命运和不能自主将人置身于这种无意义、荒诞、恐怖的无限中时,没有真正的未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由,没有别样的生活,那么微小地、认真地存在就是一种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想想这种存在的比例,顿时觉得荒诞和无意义的庞大。而能逃脱其中的人,又怎能全然置身其外而无动于衷?所以,能够为任何微不足道的目的、意义而劳作的人,真是有天大的幸运,值得好好珍惜。说到底,不管哪种境况,对认真做一件事,写一个字,说一句话的人,我还是本能般地会先自心生敬意。虽然,这并不能孤立地依赖,想想那些荒诞和无意义,心中真有无限惊骇。


201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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