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ur桐

年轻外表下的老灵魂,无聊易怒,瞎写一些没人看的东西

黄河青山-带着牵绊走向广阔天地

感谢黄仁宇忠于心扉的表述,很多话语也许他人看来平淡,但在我心里却有着层层的涟漪。我看到了一个人穷尽一生去追求一个答案,其间的艰辛,快乐和那些真情的相待都组成了岁月里悠长的歌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变成黄仁宇,勇敢地选择,勇敢地追求,更勇敢地去面对命运,自由选择和独立人格,是永生的信念。

是一本内容繁杂且千头万绪的书,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对中国近代史思考的汇聚,个人的经历只能算是其中充实历史的细节,思想观点才是主流。黄仁宇初写时很想把这本书写成对个人经历的解释,但这本书写了三年多,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最终变成了一本以别样的手法和形式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书。我的能力无法去完全评价这样一本几乎涵盖讨论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书,再加上本书没有一个明确的顺序,基本是东讲一句,西讲一句,无法概括。而且黄仁宇对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常常以结果代替答案,使论述戛然而止。但我仍然受益良多,黄仁宇将容忍的态度和辩证的技术带入历史,抛弃常有的道德判断和情感偏见,对中国的困境和努力有独到的看法,很多一针见血的评论让人眼前一亮。我差不多画下了近千个“段落”,每一个都很启发思维,但困境在于太零散。这本书黄仁宇自删了四分之三依然厚达500页,很多内容是对学术界的抱怨和对他无法出版的著作的故事的讲述,以及对很多他生命中重要人物的回忆,从廖沫沙、田汉、范长江、郑洞国到李约瑟、费正清、亚瑟莱特等等等等,包罗万象而且不以时间为顺序。

黄仁宇在书中常谈起的观点:

1、中国有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更加庞大的以村落为单位的基层,缺乏中间阶层。

2、现代国家需要进行数字上的管理,支持财产权的至高无上,中国是一个文化主导的社会且常常分不清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

3、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凌驾一切为他所唾弃。

4、中国近代的人甚至是政府常常用个人的力量抵御整个国家的组织和技术的不足,值得敬佩之处也体现于此,成功常可归功于精神的伟大,比如最终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一些荒唐的事情和失败的结局也并非因为道德的败坏,只是残败的大局无法再靠精神动员去支撑,举国的红色狂热与灰溜溜地逃亡也有了理解的方法。

但我个人认为,相比他常常谈起的这些,他另外一些个人经历感概和治史心得之谈也许更容易产生共鸣。从在上海匆匆离去的恋情,中央军校中嗡嗡作响的蜜蜂,东北战场上抱着枪支入睡的难眠之夜,密西根清晨奔波劳碌的三十多岁的大学生… 

 黄仁宇对一些故人的回忆极具画面感,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我的心里早已被画上了一条线,他们的人生不是人生,而是政治的名词。但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活跃于国共两党的田汉,在抗战中为国共合作大力宣传,在皖南事变后痛骂蒋介石“满手的鲜血,满嘴的仁义道德”,却借助国民党高官陈诚和杜聿明的帮助逃到共产党统治区,但田汉是一个性情中人,他似乎意识不到自由表达与共产党并不相融,他在文革中死于监狱,但他的儿子却依然在八十年代真诚相信于共产主义;我看到了一个站于联合战线的杰出记者范长江,尊重于新闻社会,不为任何党派背书,在经济困窘下与共产党越走越近,他曾是为联合阵线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最终卷入党内的斗争,在加入共产党后,再也没有写出早年如此激动人心的作品;才华横溢的朱世明,在日本做着一个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外交官,书中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对话,荷兰的外交官走进朱世明的办公室,告知朱他们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临走时劝慰到:想开点,将军。可是他想不开,他怎么能想开?朱世明之后被怀疑通共,在日本潦倒而死。黄仁宇写到了张发奎,这个在抗战中打了不少败战的将军,黄仁宇却认识到了他的无路可选,最终敢立潮头像他的士兵展示如何打一场从开始时就注定输掉的战争;更不用说抗日英雄郑洞国,即便在苦难的长春被俘,依然无法改变他爱国者的事实。

这些故事动人心弦,黄仁宇笔下的共产党员都是值得敬佩的人,从田汉、廖沫沙、范长江以致无名的英雄陈侬非,这些都是好人。他们慷慨仗义,热爱国家,心怀理想,不为小我,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经历,都是从联合阵线,民主阵营走向了共产党的一边,他们无不追求中国的解放。但黄仁宇向往自由与独立,无法走向他们的一边,他坦诚他无法整合他们的故事和他在东北亲身经历的内战,“不成,我无法掩饰我和他们之间的歧异。无论他们怎么想,我很不乐意见到中国自绝于西方的民主体制,只为了随着苏联团团转。在东北的回忆仍然困扰着我,我认为林彪绝对不可能以德服人。”他笔下的国民党也大多都是爱国者和善良的普通人。人生起落无常,太多的感情无处割舍。正如黄仁宇在书中所写:“令人产生严重幻觉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选择似乎操在我们手中。但大门砰地关上时,个人只能默默接受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而多数人是由个性和偶然际遇来决定站在哪一边。”

黄仁宇对于民主同盟的看法也很有特点,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是“飘浮”于中国大地的,他们怨气冲冲,理想色彩浓厚,但毫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内战在他们的笔下,常被视为道德的竞赛,他们有些人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被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人士称为“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即便罗隆基和闻一多都有着悲惨的结局,但尊敬同情烈士不能等同于历史研究,“除非把其间差异弄清楚,我们将无法看清中国内战残酷无情的性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暴力的内战。”

黄仁宇教会了我不要去为早已发生的事感到惋惜,更无需对历史生气,因为这只会助长极端却无补于知识的增长。一些看似聪明的形容词,如国民党腐败无能,共产党爱国廉洁其实无补于对真正历史的分析,也没有触碰到问题的深处。

但这本书看到尾声时,我不得不承认我狭隘的心里有了一根刺。黄仁宇开始谈论他的国家认同,并最终以“我们美国”“美国同胞”作为结局。中国彻底在他的论述中变成了外国,即使他依然保持着较为客观的态度。但他对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展望与美国利益联系甚深。比如谈到美国卖给台湾武器时,他写到

“但目前一般认为,如果我们坚持出售武器给台湾,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压力,让他们也加强采购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可以因此配合我们的政策,而且一旦建立亲密关系,还可以用来对苏联施加压力,克里姆林宫终究会依我们的条件来解除核子军备。我多么希望这个手段可以贯彻执行,达到预计的目标。”但中国大陆本不需要采购武器,而且照黄仁宇之前的论述采购武器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毫无帮助。

说实话,黄仁宇非常希望中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立场已变成了友好的外国友人,他更希望美国可以从中获益更多。我只是很难理解,为何黄仁宇付出了这么多的国家,最后却可以完全放弃。我无法相信黄仁宇是一个不在乎国家的人,毕竟他曾经抛下一切身着戎装为国参战,他的转变有很大一部分因为他土生土长的美国妻子和儿子,也有很多是因为美国给予他的自由。

在国家巨变的时刻,中国有很多人被迫流亡,他们多半不满于新政权,但对心理上认同的那个中国,没有改变。黄仁宇与他们不同,他的国籍转变不仅体现于纸上的字,更在于他心里将自己视为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美国人,将与他藕断丝连的中国(不论是哪一个中国)视为了外国。50年代,他在密西根安娜堡读历史,而千里之外的中国陷于韩战,两岸的党都进行着一次次的“社会清理”,诺大的中国,应证了陈寅恪的一句诗“领略心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魂销”。黄仁宇想到了昔日的同僚战友,愧疚之情涌上心头,他想到自己的命运,本应是在孤城长春,与郑洞国将军及其幕僚一起被俘,   “我享有着自由,我享有着很多人没有的自由,我也享有着本不需要的自由”。但黄仁宇之所以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与他虽然经历了历史,但他最终走出了历史,迈向了未来的世界。他不再受制于他国民党、中国人、美国人的身份,即便他会因为内战的噩梦在深夜醒来,他的历史研究也不在执着于解开内战在他心中留下的疑问,他的眼界更为宽广,他意识到了历史出现了僵局,内战是其间的突破口,就像历史上无数次或成功或失败的农民战争,结果都不再重要于清道夫的身份。大历史形成于这样的思考,带着牵绊走向广阔天地,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早已开启,而不论我们怀有怎样的情感和道德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已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失败或成功,屈辱和荣光,荒唐和悲伤,这些历史记忆就像基因一样写进了中国大地的DNA,在历史研究中拥有了平等的对待,不在执着于道德的是非,在未来他们都会发生作用。想到了这些,我不再纠结于黄仁宇自称美国同胞,也意识到了他书中谈到一些历史事实时不公正的表现,如对林彪的看法和共产党的人海战术。也许未来的日子,我可以拥有比他更为宽广的思考。但我先前的这些感受正应证了黄仁宇在书中的一段话:

“我们仍然活在昨日的观念和有限的视野中。我们常把事实和自己的价值、偏好混为一谈。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所检讨的事件大于我们的经验范围。中国革命延展一个半世纪,相当于两倍的个人寿命。但又像离我们不过几英尺的悬崖,很难给予超然的评估。中国籍的学者自然无法免于党派的争议。他们想找出来,在上一回政治之争中,到底谁是谁非。美国的学者除了要应付美国主义的心结以外,还发现整合的主题威胁到学术分工。我们如何将文化讨论转成经济?我们如何进行一半人文科学一半社会科学的课程?如此一来,教师岂不是被迫先教七堂课的诗歌,然后再教统计学到学期结束?这样的混合前所未见。”

我真实地写出自己的感受,也更有感人生路漫漫,要尽量多读书来扩展有限的人生理解了。我这篇十分情绪化且逻辑不清的文章无法概括黄仁宇的思想,但我认为这是一本十分有价值的书,不论是否是历史学的学生或学者,它都很值得一读,它可以扩宽狭隘的思想,去看一看世界的广阔。最后,我想说,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沈定一在1919年就曾写到“这个世界是要大家自己去寻觅的,自己前进的,不是闭住眼塞住耳趴在别人脊背上叫他背了去的”。黄仁宇也同样在书中勉励过中国青年:“我们应该让中国的年轻一代意识到他们与命运之约,而不是煽动他们要求全世界没有人可以给予的自由。他们必须自己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切从基础开始。”人生变化无常,时代局限下单一的标准不应该成为我们评判自己人生价值的尺度。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黄仁宇从大学退学到中央军校到美国的军事参谋学校,直至最终以三十多岁的“高龄”从新走入大学,成为了一名半工半读的学生。经历了从工学、军事、新闻、到历史学的这一个大大的圈子,他是一个进取的人,一直都在努力让人生不只是生存。我希望自己,更私心每一个青年人都能像黄仁宇一样勇敢地追求,勇敢地选择,更勇敢地去面对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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