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ur桐

年轻外表下的老灵魂,无聊易怒,瞎写一些没人看的东西

交替与再生

1949年,一个角落正在逃难,一个角落正在庆祝,更多的地方可能一如往常,很难以一个面含尽所有的事实,文章也难免偏颇和不全。但其中的思考在如今仍有价值,对我们认知如今时代的问题也大有帮助。

如今的两岸再次回到了一种对立且癫狂的年代,但在我们对此有想法时,应该明确台湾的问题总也绕不过历史,也绕不过那个特殊的一年—1949。

台湾的思想杂志在2009年曾经推出一期专刊,题目即为1949—交替与重生,其中的一些文章对于1949的回顾与反思在我看来有其价值。1949年,一个角落正在逃难,一个角落正在庆祝,更多的地方可能一如往常,很难以一个面含尽所有的事实,文章也难免偏颇和不全。但其中的思考在如今仍有价值,对我们认知如今时代的问题也大有帮助。

1、《1949的迷思與意義》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讨论了有关1949变局的几个问题。首先是政权变动的问题,在1949年时,许多人基于现实来评述国共的战局,将战争的责任推给国民党的腐败。随着中共的强大,“成王败寇”成为评论者的主流思想。历史的解释永远属于胜利者,但历史的解释并不一定是历史的真相。成王败寇不应成为一个定论,就像现在大陆最流行的只有跟着中共革命的路才是正确的,这是有问题的。

其次是分合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本就出现很多政权竞逐,分合应该都是常态,如果中华民国以110年计算,大约只有20年的合,其余都是分。

再次是政权变动后评析新政权的价值,时间到底多久才算合理?民国成立之初,就有人怀疑中国是否真的适合民主共和制。民主共和制并未实际解决中国诸如列强不平等条约,经济较为困窘以及社会的对立纷争等诸多问题,民国到底有何作用?民主共和在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人民在观念上无法跟上时代,还是期待一个强人领导。孙中山的退让在当时并未被歌颂,强人袁世凯去世后,更多的人想要成为强人,军阀由此诞生。北伐虽建立起蒋介石的领导威望,但其他的军阀亦希望共享权力,蒋介石并不愿意统一的局面被分割,但内外时局不允许,中国又陷入内斗与外侮。

我们如何评价中华民国在大陆的三十八年?或许许多人直觉想到贪污腐败的官僚,内战不断的格局。但如果只就比较而言,民国的三十八年与清末的五十年相比,有许多是进步的,人民有更多的参政机会,教育程度提高了,社会较为开放,这些都是进步。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民国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迪及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程度而言,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的,所建立的价值观亦是后代所追寻的典范,这都可归功于制度:民主制度与开放言论下结出的思想果实。在日后的大陆与台湾,都经历过言论与思想的控制,至今在文化思潮上无法超越民国初年所做的贡献。

1949是国府政权的交替与再生。蒋介石在1950年三月复行视事,在台湾实行孙中山的建国理念,使台湾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维持了法统上的延续,但这样的延续在台湾解严后已不复存在。除此之外,逃难到台湾的人,成了大陆在台湾的延续,虽然大多数人都常常处在“王师北定中原日,毋忘家祭告乃翁”的遗憾与心痛。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血缘与地缘的连结愈发脆弱,传承依然存在,但也飘渺。

除了延续,断裂也是1949的主旋律。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省籍冲突,在台湾不复存在,大家都是外省人。政治派系,也随着一众人的失败与坍塌,在台湾瓦解,多年的心病竟被失败治好了。最可惜的,是传统的消解,大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彻底改写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台湾也在教育和融合中丧失了儒家传统。

2、《經濟發展的啓動-1949如何改變了台灣歷史》

这篇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1949对于台湾的重要性,其所提出的“民族主义”在我看来很是特别。

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成绩优异,但在如何解释经济“奇迹”这一问题上却有不小差异。在一些论述中,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时期近乎一无是处,在各方面都应是改革的对象,这种论述还将国民党本质性地定位一外来的独裁政权。在文章作者看来,台湾的党派之争使得让党派立场混淆了是非与道德,以至于人们无法清楚认知过去也无法更好地再出发。文章选择追随结构学派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即落后国家必须抵抗帝国主义政经力量才能发展自身经济,也只有依靠过程中产生的民族主义,落后国家才能凝聚力量推动发展。其成功发展经济所需具备的意志、能力与外在条件缺一不可。这三个条件也是文章论述的关键所在。

除此之外,作者着重强调战后台湾由国民党强力推动发展,其发展的意志与动力,正是源自中国百年多来面对西方挑战及日本侵略、为了救亡图存而形构的成的现代中华民族主义。

就外部条件而言,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其特殊且幸运之处在于日本政经实力在战后必须完全撤离,这使得日本无法如欧美列强一般,延续其在殖民地经济的主导地位,否则本土企业并将难有出头机会。除了日本之外,美国在战后台湾的角色也很重要。美国经济上的援助,对战后初期台湾的经济稳定有极大助益,但更重要之处在于,美国并不觊觎台湾本地经济利益,而只是将其当成外交政策的表征。这两点使得台湾在战后经济发展上获得自主空间。

对于国民政府在台湾经济上的作用,作者极大的予以了肯定,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党国土地改革”。陈诚临危受命于1949年1月接手台湾省主席后,即于2月初宣布进行三五减租。不同于中共土地改革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国民党的土地改革更像是基于国府、地主、农民三者之间的妥协,目的则在于安定。从此之后,地主经济在台湾不复存在,国府自此义无反顾的全力推动工业化。第二个问题则是所谓“党国资本主义”的问题。诚然,在战后接收过程中,大部分日产被国府接收为国营企业,小部分作为补偿抛售给地主。但在更重要的发展新兴时期,国府却将成长部分留给了民营资本。在1950年代,台湾国营企业数目几乎没有增加,但私企数目则快速增长。不得不说,这一切都跟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接受日产的惨痛失败教训有关。第三个也是作者很看重的一点是以实业救国的“儒官”在台湾受到重用有关,诸如尹仲容,严家淦。这一代财经“儒官”,继承了中国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为救亡图存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主义,也背负着国共内战失败下的迫切使命感。这一代国民党官员,并不是要在台湾建立独立的国家,他们除了必须站稳求得自身生存外,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的模范省,是要救中国,而不只是台湾。同一个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以惨败收场,撤守台湾后吸取教训并与各种有利因素相配合,才在较小范围内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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