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萬里河山

今年七月的衡陽尤為燥熱，我從衡陽站下車後，坐上了一輛公交車，馳往衡陽市區。一路上，我觀賞著這座城市，眼睛有些不夠用，我只能在這裡停留一天，自希望盡可能多的記住她。衡陽的路有些坑坑窪窪，路邊的建築很多都舊了，這裡與南京大不相同，帶給我一種彪悍而又瀟灑的感覺。到了市區吃了一頓便飯，我拖著行李箱穿過了一個味道有些大的的菜市場，一路上實在熱的不行，我生平頭一次為了蹭空調躲進了一個自助銀行。輾轉了半個小時，終於來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岳屏公園。

這是衡陽當地的一座很有名的公園，有一個美麗的大湖，旅遊攻略上推薦在這划船。工作日正午的公園裡幾乎沒有人，這卻正好合了我的心意，衡陽是全國唯一的抗戰紀念城，我此行來，是為了親眼看一看衡陽保衛戰紀念碑。繞著湖走了兩圈，我終於發現了景區的入口。那是一個通往山上的階梯口，兩邊立著兩座雕塑，美如畫卷但又十分肅穆。

我拾級而上，遠遠的望見了一個亭子，走近了看，亭子的牌匾上手書著三個大字，「忠勇亭」，亭子兩邊的對聯上寫著：「忠昭青史強浩氣，勇冠神州壯軍魂。—為抗日英烈撰」。穿過了亭子，在階梯的盡頭上有一座巨大的牌坊，這是紀念碑的入口，上面刻著「雪萬年恥辱復萬里河山秦漢無此雄宋明無此壯，集三楚文章吊九原將士風雨為之泣草木為之悲。」橫書兩字：抗戰。四下無一人，我在此佇立，思緒卻已回到烽火歲月。我到衡陽的那一天是7月 14日，77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4年，我腳下的土地上正硝煙瀰漫，衡陽保衛戰自此已進行了21天，命令上的守兩周已經遠超了，但距離這場戰爭的結束還不到一半。我無法體會前人的心境，就像他們也無法想象77年後的衡陽，會有一座這麼寧靜的公園，會有一條街那麼長的菜市場，這曾是他們的夢寐以求，而他們的現實，則是鮮血和殘肢斷臂以及目之所及的廢墟。

我踏過一寸寸土地，終於來到了這座雄偉的紀念碑前，此時的天湛藍無比，四周綠蔭環繞，紀念碑立於一個八邊底座上，上面刻著「衡陽抗戰紀念城」，這是蔣中正的手書。這座碑立於1947年，時任衡陽市長楊曉麓提議建立一座紀念碑，以此紀念這場「支持之久，犧牲之烈，與夫關係之巨，貢獻之弘，尤足以驚動全世界」的衛國之戰。我本應肅然起敬，但卻難免遺憾哀傷，拜於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這座紀念碑雖然存在，但上面的「蔣中正」三字已被磨平，碑背面的字樣也消失了。楊曉麓當初立碑時所刻的訓詞也被毀壞了，如今的後記上正面刻的是中共衡陽市委員會於2010年重修時的紀念文字，背面才刻的是楊曉麓之子捐贈的石碑記。

我第一次來衡陽想起了一位舊人，幾十年前他重游故地，滿懷悲情，在此地度過了四個多月淒風苦雨的日子，但他當年所做的偉大之事，卻也同樣被迫消失於新政權。

1946年，時任國民政府軍委會少將高參的葛先才，奉蔣介石之命，來到衡陽為第十軍死難同胞收斂屍骨。為什麼是他呢？按葛先才自己的話講：「我愧為衡陽保衛戰中未死的一員……當時我的心情極為複雜，值得安慰的是，我終於能為我衡陽作戰並肩而死的同胞，料理一點後事了，雖然為時已經太晚……」

1944年衡陽保衛戰爆發時，葛先才時任預備第十師師長，擔負衡陽城南主陣地的守備任務，47天之後，陣地被炸為平地，預十師也死傷殆盡。葛先才在被日軍囚禁了四個月後逃回重慶，至此在軍委會擔任有名無實的閒職參謀。現實總喜歡造化弄人，葛先才是湖北漢川人，21歲時南下廣州投考黃埔軍校四期，在次之前他是長沙湘雅醫學院三年級的學生，世間從此少了一位懸壺濟世的良醫，卻也誕生了一位勇敢善戰的猛將。葛先才自七七事變之後幾乎無役不履，從淞滬徐州武漢一路到南昌長沙常德，衡陽是他的最後一戰，此戰之後，他孤身返回陪都，在落寞失意中迎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的部隊，在戰爭勝利的前一年被打光了，無緣最後勝利的喜悅。

我曾讀過葛先才的回憶錄：《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歷記》，葛先才稱自己行伍出身，不通文墨，但這本書的內容卻一點也不俗。葛先才的回憶錄從他當上團長時寫起，我們如今所熟知的許多有關南昌會戰，長沙會戰，常德會戰，衡陽會戰的故事都來自於這本書。葛先才是個驕傲的人，但他在這本書里，卻一再反思當年戰場得與失，對長官上司的決定，也常常有質疑。郝柏村曾經當過葛先才的參謀長，他在回憶錄里這樣評價過這位老長官：「葛師長個性豪爽耿直，待人誠懇，深獲部署愛戴，當有時會讓長官頭痛，遇有上級措施欠當，他會毫不留情的批評；所以他只會打仗，不會做官，否則他早升中將了。」這本書不是一本成功人的回憶。葛先才曾在常德會戰中被子彈穿胸而過，僥倖未死，當他回顧此生，遺憾感慨：「想當年，馳騁戰場，鬥志如虹，視強敵如草芥，置生死於度外……而如今，與草木同朽，實不勝今昔之感。……所遺憾者，援常之役，那穿胸而過之敵彈，若能微向右偏，將心臟擊破，當時陣亡，忠烈祠有我葛先才一塊烈士牌位，永垂青史，並將我這臭皮囊埋葬在桃花江上，美人窩里，桃林叢中，晝夜與桃樹為伍，永遠有美人作伴，生無愧赧，死後恬然，該有多好！免掉眼見今日國家之傷心悲劇，亦逃避了這三十餘年來之辛酸生活。不是牢騷，乃有感而發，確屬實情。大丈夫應轟轟烈烈而死，這樣默默悄悄而亡，愧對此生。」

衡陽守城軍隊第十軍，其戰場幸存之人，也多與葛先才有相同感慨。他們皆因為衡陽之戰的最終結局，飽受著生前身後的無限爭議，大家都很樂意評判這場戰爭的結局是否做到了「利益最大化」，但似乎很少有人，願意去關注這些幸存者究竟怎樣想。葛先才的書大概完成於1983年，也就是在這一年，當年衡陽之戰中的衡陽警備司令，也同樣是第十軍軍長的方先覺去世於台北，時年77歲。

在來衡陽之前，我去了一趟岳麓山，這座千年名山上，安葬著無數英雄，只從近代來看，就有黃興，蔡鍔，蔣翊武，覃振，劉道一等，薛岳第九戰區的指揮部，也曾設立於此。岳麓山下，是浩浩蕩蕩的湘江，無聲奔流中，見證了多少歷史興衰的起伏。橘子洲頭上，毛澤東曾在此留下了壯闊詩篇: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他的雕像，如今矗立於橘子洲頭，俯視著他打下的大好江山，新政權帶走的幾千萬生命，卻從不曾與偉大同在。無數的遊客來到橘子洲，只為親眼一睹青年毛澤東的風採，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唐生智的故居，也同樣在橘子洲。1937年的南京，當唐生智於下關江邊匆匆逃離時，中國歷史揭開了悲愴的一頁，當他回看依然燈火通明的金陵，一生的功過已然塵埃落定。歷史的解釋永遠屬於勝利者，但歷史的解釋一定是我們回看過去的方向嗎？1942年的元旦，方先覺也同樣率部離開岳麓山，跨過湘江去保衛長沙，當時的他下令，將所有的船開到江對面，一艘都不留給撤退的軍隊，昔日的南京在眼前歷歷在目，背水一戰，城亡我死。他提筆為妻子寫了一封大義凜然的遺書，沒有道不盡的兒女情長，只有國家帶給他的一腔熱血。他們都曾是勝利者，但也都是失敗者。

1944年後的方先覺，再也沒有上過前線，所擔任的職務，也都是副職。葛先才在書中，稱自己與方先覺是焦不離孟的兄弟，但這對兄弟，似乎都免不過人生跌宕。1947年方先覺被薛岳撤職，在內戰打的火熱的時候，他被送到陸軍大學，一待就是兩年。出來後，正好趕上了國府撤退台灣。他比誰都痛恨戰爭，但他的人生卻從未離開過戰爭。他也許曾經想過要回到1924年冬天的上海，告訴那個19歲的少年，不要放棄讀大學的機會，去考什麼黃埔軍校；也許他會想要回到1925年的廣州，告訴那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不要去毆打貪污的軍需官，免得使自己苦讀一年只落得個不守軍紀，被逐出校的後果；也許他會想回到1927年的南昌，告訴那個年輕的軍官，不要選擇錯了路，不要對共產黨開槍，致使人生終老孤島。人生沒有太多的如果，他本可能死在長城的古北口，九江的鴉雀山，長沙的金井，甚至是衡陽，而他最終的結局，卻是在台北。但即便如此，歷史難道荒唐到要我們去指則他和他們為什麼沒有早早死嗎？

幾年前我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看到過一篇文章，名稱是《兩個抗日名將的迥異結局》，文章寫道：「張自忠以死報國，用鮮血證明自己為國家為民族死戰的決心，成為不畏強暴，以身殉國的民族英雄；方先覺悲憤之下投降了敵人，確是不顧民族大義，喪失了軍人氣節。歷史是公允的，現如今，為國死者，風光霽月，享譽至今；投敵失節者，自毀清譽，抱憾終身。」我不得不說我十分的失望，真正公允的歷史，不會出現這樣的評價。

1945年1月1日，是方先覺擔任第十軍軍長的最後一天，這一天，他簽署了一份特殊的任命令。1938年廣州淪陷前，17歲的羅健為加入了63軍，一步一步從看護病做到了藥劑師，1944年2月，羅健為從桂林乾訓團軍醫隊畢業後，準備取道衡陽回廣州歸建63軍，不料此時戰局已開，羅健為加入第十軍，參加了慘烈而又悲壯的衡陽保衛戰。1945年1月1日，方先覺簽發委任狀， 任命羅健為為第三師一等軍醫佐。從衡陽死裡逃生的羅健為，從來沒有忘記過第十軍，忘記過「不眠不休的方軍長」，晚年的他，將其珍藏一生的委任狀捐給了博物館，這是大歷史中的小故事，卻也為我們指明瞭回望過去的方向。

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歷史？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學習一下我們的敵人。民國七十年代初期，日本第十一軍（歷任軍長岡村寧次，橫山勇）戰友會輾轉得知昔日對手方先覺將軍病逝於台北，他們在台北的一場追悼茶會上提出想到方將軍墓前祭奠。幾名幸存的七十幾歲的日本老兵，與同樣是七十多歲的國軍老兵，到了國軍公墓方將軍的幕前，從憲兵手中接過花圈，獻花祭拜，葛先才也同樣在場陪同。期間，日方代表突然從包里拿出了一個玻璃水瓶，打開瓶蓋，朝著墓前淋水，口中念念有詞。原來不久之前，這些日本軍人特地造訪衡陽戰場，三千多忠骸，本來在大戰之後，集體葬在衡陽，葛先才親自立了紀念碑，卻於新政權建立後被鏟平。但日軍卻從未忘記這群在戰場交手，卻在海峽兩岸被冷遇的英雄對手們。他們到了衡陽，埋骨之處卻找不到一塊可資憑吊的紀念物，日本人走到了湘江邊上，汲取了一瓶水。他們想，方將軍本人和他的同胞部署都在此流過血，這瓶水對於方將軍，必然也有著特殊的意義。透過翻譯，在場的中國人知道了日本人在念念有詞著什麼：

「方將軍，我們知道您生前無法返回大陸，我們特別到了當年戰地衡陽，給您帶了一瓶湘江的水，希望您英靈不死，兩國永遠親善和睦！」在五指山炙熱的七月天里，一群不同國籍的老人們，曾在戰場上彼此廝殺，如今則是惺惺相惜，臉上淌著的水珠，早已分不清是汗還是淚。他們已經脫去了心中的戎裝，血與淚的慘痛，都化作了對和平最真切的期盼。

寫到這，我已經離開了衡陽，但還有一件事情，應該有所交代。葛先才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在1944年8月4日，農民銀行倉庫背後陣地被日軍突破，情急之下，葛先才親率師特務連僅剩的兩排士兵前去增援，方先覺得知消息後，也率領軍特務營僅剩的一連士兵急急趕來增援，軍師長親臨前線，士氣大振，戰局穩定，陣地失而復得。他們之間發生了這樣的對話：「

「先才！你須迅回師指揮所坐鎮，以便適時應變，我也到你指揮所去看看，我們一起走。」

「十餘年來，我們二人，焦不離孟，稱不離鉈，連手作戰，馳騁戰場無往不利，這一次恐怕是最後一次同路啊！」

「不，還有一條路可以同行。」

「還有什麼路哇？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無路可走了呢！」

「你忘了，還有黃泉之路可以同行呀！」

「是，是，軍長畢竟是軍長，看得透，想得到，高明！」

大家同聲悲壯哈哈大笑。」

1997年葛先才病逝於台北，享年93歲，在黃泉之路上，他與同袍兄弟，終於可以再次同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