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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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95后生存报告:“生错了性别,还是爱错了人”

文|武晓慧

认识可乐,是在同性恋亲友会北京分会的年会上,“直女小姐姐你好,你是小A的朋友吧”,小A是我们的共同朋友,他转发给我活动的信息,并在一个群里说有一个异性恋女生会来帮忙拍照。“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来参加呢?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是大多数,我第一次遇到了少数”,可乐眼睛睁得大大的。

那天年会长达近5个小时,他在一个小品里扮演一位男同性恋者不敢公开的伴侣,被爱人母亲发现后遭到了责骂和羞辱。他的母亲也来到了现场看这个节目,我看到他蹲在母亲面前哽咽,不一会儿又笑着举剪刀手录视频,给各桌朋友敬酒打招呼。年会结束后,我们在地铁站的通道里等一个睡过站的朋友,地铁口的寒风吹来,聊到往事,他说着说着又泪流不止了。

“我的日常是和出租车司机出柜”

那次年会在今年1月北京的一个冬夜里结束,那天,凌晨0:42分,可乐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刚刚和司机出柜了”,加一个掩面而泣的表情。

第二天,在同性恋亲友会的微信群里,他讲述了前一晚的出柜经历,一个人评论,“给你点赞”,他回复,“哦,不用,这个就是我的日常”。

说起和司机出柜的经历,很多场景可乐仍历历在目。

2018年10月1日的晚上,可乐和伴侣打车回住处的路上,聊起不久前发生的一起教师因同性恋身份曝光被校方开除的案件。据可乐回忆,当时司机说,“如果世界上都是你们这种人,那人类早就灭绝了”,可乐愤愤不平,向滴滴连续投诉了八次,直到最后司机道歉。

今年1月11日,凌晨两点左右,可乐和朋友们从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同性恋酒吧出来打车,司机问,“里面的妞怎么样?”“这是个同性恋酒吧,我也是同性恋”。快下车时,司机感慨,“白天这个社会到底把你们这群人逼的有多压抑,晚上才会聚到这么一个世外桃源释放自己。”

不是没有遇到过善意。有次可乐打到一位女司机的车,司机聊到自己有一个儿子,可乐试探性地问,如果您儿子说妈妈我是同性恋,希望您能做您儿子在暴雨里的那把伞。女司机很受触动,说第一次有乘客愿意主动告诉她自己是同性恋,还问可乐加了微信。

还有一次,可乐上车后外放了Lady Gaga的歌Born this Way(《生来如此》)和张惠妹的《彩虹》,当时可乐戴着彩虹围巾,司机的话让他感到意外,“这两首歌我都听过,他们说是gay(注:同性恋者)之歌。我特意数了一下,你的围巾有六种颜色。”

不止一个司机对可乐说,他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第一个真实的同性恋。知名性学者、社会学家李银河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及影响因素》一文中公布了她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只有7.5%的人说他们认识的人当中有同性恋者。

“你需要让大家看到这些人的存在,我能做的就是告诉普通人,我们不是一个数字,可能你今天的乘客是无意中接到的一单,而这个人恰好是同性恋。”

这种“高调”常常会带来攻击,有次从北京回家乡的火车上,可乐的电脑屏幕上有条群消息内容和同性恋有关,旁边的大妈看了一眼,说了句“同性恋真恶心,你们这种人应该去死”。

“她真的用了这样的词汇吗?”我问道。

“对,她就说,你们应该去死。然后我说,您知道我为什么活着吗,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早点气死您这种人”,大妈听完愤愤地拿起包换了座位。 

“出柜这条路很难走”

这个常常把“怼天怼地就是我的人设”挂在口头的男生,感到不安的时候,会躲在行李箱里蜷缩一整夜,或是不停地撕纸,或是自残,看胳膊上的血一点点渗出来,他告诉我这让他感到平静。

对于和每个载他的出租车司机出柜这件事,可乐也并非全无顾虑,他坦言,自己之所以愿意和司机分享,是因为在出租车上,和司机相处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我一直不敢在地铁上跟旁边的人出柜,人太多了,真的危险性很大”。

曾有一位求助者咨询可乐要不要出柜,尽管可乐在同性恋亲友会做志愿者,这是一个帮助性少数群体自我认同和出柜的公益组织,可乐还是下意识地说了句“你不要”。这位求助者是可乐的前任男友,“因为这条路很难走,我不希望我爱的人再去走这条路。”

回忆他的出柜之路,有一个人对他影响很大。18岁生日那天,可乐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献血,另一件是读柴静的《看见》。他曾看过2005年在《新闻调查》播出的柴静采访同性恋者的节目,那是同性恋群体第一次出现在央视的镜头前,告诉公众他们的生活。柴静在后来出版的《看见》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段采访经历。

那天,同事下班回到宿舍,觉得他有点神经质,一个人抱着书在呆呆地看,突然念出声来,“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同事问,“你为什么对这章这么感兴趣,好多人听说是讲同性恋的直接跳过了”,“因为我是”,可乐回忆,说完这四个字后立马开始紧张,担心会不会被开除。那时可乐刚刚完成同性恋身份的自我认同,选择休学在外工作,换了电话号码,情绪常常奔溃,一个月没有和家人联系。

又一年的秋天,可乐就尝试和母亲出柜了。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快递寄回家的,看到快递员走的时候,可乐长舒一口气。信里解释了为什么18岁那次“出门远行”没有和家里联系,“我拒绝和你们联系是因为你儿子其实和别人不太一样,包括我初三那年领回去的那个男孩,他不是我的普通同学,他是我一直喜欢的一个人。”看完这封信后,可乐的母亲打来电话,“你学上不上了?”

那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可乐一回家就和母亲吵架。母亲曾经问他,“你什么时候变的不正常了呢?”“我一下炸毛了,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要是野猪的话你就能看到我背上(的毛)刹一下竖起来了”。

这之后可乐主动加入了同性恋亲友会。亲友会的一位朋友为他推荐了几位同志家长,“你不是一直问我怎么变的,跟她们聊,别跟我聊”。有次一位家长发消息给可乐,“今天你妈妈可能要骂你,你什么都别说”。五分钟之后,可乐的妈妈冲到他的房间,不停地说“神经病、不正常”。

关于父亲,可乐不愿多提及,他至今也没有和父亲出柜。在可乐的描述中,父亲是一个“某些方面会纵容你,但是大部分时间会泼你冷水”的人。小学四年级时,可乐是父亲班上的学生,有一次因为上课迟到,父亲对他使用暴力,胸骨骨裂,三天无法下床。

可乐的姐姐大他四岁,算是家里最早接受他同性恋身份的亲人,谈到他们的父亲,姐姐这样形容,“父亲是个很传统的人,对于认知之外的事情,很难接受。”

“有时候我常常回想,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生错了性别?爱错了人?”有天晚饭时间,可乐翘班一个小时,到网吧给那次亲友会小品中自己扮演的角色写了一封信,发在他自己的公众号上。

信里写道,“这场战役中,没有人是胜利的一方,胜利的,是那个烂到土里的世俗,我想世俗这个时候一定躲在某个角落里,扬起胜利者的笑容,可悲的俗人们,你们又一次被我打败了”,文章里“世俗”两个字被放的很大做成配图。

选择和解

那次的同性恋亲友会在大寒节气前一天举行,尽管天寒地冻,仍有120多人来参加,其中有20多位家长。有几位家长做了分享,也有一些家长孩子刚刚出柜,“还很痛苦”,不愿意合影,也不愿多言。

可乐的母亲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亲友会的活动,见我坐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凑过来,缓慢迟疑地问,“你也是啊?”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你感觉这,也难以接受吗?”

可乐的母亲曾以为儿子加入的公益组织是传销组织,“好像把他们都灌输了一样”,参加亲友会的活动多了,才慢慢开始理解,“接受了以后在这儿看看,有好多这样的,大人小孩,这多的是,都挺正常的。 

“儿子就这样,无论是咋,是自己的呗,不接受也得接受,反正自己养的你总不能把他赶出家门吧,养的小猫小狗,咱也舍不得让他在外面挨饿”,可乐蹲在一旁听着,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那天上台表演前,可乐尝试各种方式,抽烟,深呼吸,还是紧张,心一直悬着。“老妈说,蹲这儿”,摸了几下头,“很神奇,我的情绪平稳了,我们母子间的默契会舒缓所有的紧张”。

可乐说现在每天都会和母亲聊天,甚至在谈恋爱的时候,开心的,不开心的,也会发给妈妈看。亲友会活动结束以后,有三个家长找到他的母亲,“我觉得我们儿子跟你们儿子不错,可以谈谈吗”,那个曾经说他“神经病、不正常”的母亲这时候会说,“来这三个你选一个”。

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姐姐也是对可乐影响很大的一个人。在母亲还没接受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可乐和母亲吵架没有回家,“这还叫家吗,实在不行我改,大不了找一女孩骗婚”。

当时听完这话,可乐的姐姐很生气,竭力劝他不要这样做,“你这样是不负责任的,你是怎样做你自己就好了。这对于每个女性来说都不公平,我没有能力管别人不要去骗婚,但是我能管住你。”可乐回想,这是他一生中最亲近的两位女性之一,换位思考让他打消了骗婚的想法。

“忌自我蒙蔽”“宜千姿百态”

我刚刚认识可乐的时候,他还在一家主打怀旧物品的小店工作,在收银台的四周,他贴满了撕下来的单向街日历页,一张张黑白分明的纸上印着:忌自我蒙蔽,忌得过且过,忌生无可恋,宜鲜活,宜远观,宜千姿百态。

店里一进门的海报墙上,商品柜顶层的照片夹上,明星塑封照片的第一张,一摞怀旧海报最上面一张,都有张国荣,可乐承认,多少有点私心,“反正我们老板也是同性恋,他也能理解。 

在中国,职工因同性恋身份而遭到公司辞退的现象并不少见。2018年9月,31岁的山东教师明珏曾因同性恋身份在家长前曝光,被校方决定开除。

可乐也曾有相似的担忧,那时他还不在这家怀旧小店工作,他的老板和同事也不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

那是四月的中旬,为了庆祝20岁生日,可乐打了耳洞,染了蓝色的头发,把“特别艳的玫瑰”纹身贴贴在脖颈上。

当天北京日间最高温已经27℃,上班的时候,可乐裹着厚厚的大衣,不敢露出脖颈,担心人力找他谈话。等一下班,“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看到”。

在这家老板也是同性恋的公司里,可乐就没那么担心了,可乐曾经和老板说,“如果你给我找了一个直男做兼职,我会辞职”。生活中可乐的确被异性恋男生攻击过,曾经一个直男朋友当着他的面说,“你是个gay啊,你不会喜欢上我吧”。 

可乐的老板虽然向父母出柜了,但是父母没有接受他的伴侣。去年5月,老板的父母来北京看病,只能让伴侣搬出去。老板送伴侣上地铁的时候,可乐也在旁边,一下控制不住哭了,想到了前任,老板也哭了,这是可乐第一次看到他哭。 

兮兮曾经在可乐的店里兼职,兼职信息是在同性恋社交软件Blued上看到的。店里不忙的时候,可乐有些不开心的事情会讲给他听,有时聊着聊着就哭了,有时候两个人开始一起哭,“真的有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

“当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

可乐还是常常发挥自己“怼天怼地”的“人设”,在朋友圈里,他转发一篇《男生凭什么可以化妆》的文章,配上“老娘化妆是因为老娘爱美,关你屁事啦”;在他贡献90%业余时间的公益组织——同性恋亲友会里,作为活动组组长,最爱和组员说的是,谁惹你们了,“我怼死他”。

他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但也有一些让他始料未及。那是一次来自同志群体的攻击。

2017年2月,那时他已经和母亲出柜,加入同性恋亲友会在Blued上的群后,开心地发了条消息,“同志们恭喜我吧,我终于出柜了”。

一个社交资料上显示40多岁的人开始在群里指责他,就算出柜也不应该这么高调,“会让我们这群人暴露在大众面前中,只会让这群人活得更艰难”。

可乐觉得莫名奇妙,他把聊天记录截图发给一个朋友,“我出柜出错了吗”。可乐感到非常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和他身份一样的人会这样去攻击,出柜不应该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吗。

再后来,经历一些事后,可乐开始觉得,“40岁的人也是从最艰难的时候过来的,你去指责一个生活在夹缝中的人,应该是不公平的”。

“40岁的同志活的真不容易。他直到结婚的时候,国家才去罪化,去病化,他结婚的时候内心可能觉得这是一种病。”

1997年,刑法修订后,作为法律依据处罚同性恋者的“流氓罪”不复存在,这被认为是同性恋的“非罪化”。

2001年4月,“中华精神科学会”出版的《中国精神疾病与分类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这被认为是同性恋的“非病理化”。

“我们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比是幸运的,不再因为我们的性取向会被抓起来,我们这一代人跟下一代人比是悲哀的,我们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常常怼别人的可乐也常常感到迷茫。

去年4月,可乐被诊断出轻度抑郁,和前任分手,工作的不顺利交集在一起,他甚至退出了业余时间花费心力最多的同性恋亲友会。

他读历史上变法相关的书,法国大革命、英国君主立宪,“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推动变法,如果说登上城墙是一个个尸体累积起来的,那我当一个尸体又有什么不可以”。 

他甚至在思考古代第一个跨过三峡的人是怎么做到的,“他一定很怕,传说中有蛟龙什么的,但是能怎么做,既然我已经到这条河流里,除了硬着头皮走下去, 我别无选择”。

刚刚过完22岁生日的可乐,已经在考虑养老的事情。他承认这一代是幸运的一代,没有上一代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在并不大的天空下活出自己,但他也觉得是悲哀的一代,很多问题,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他自己也没有答案。

去年10月底的一天,霜降已过,可乐在店里上班,老板说扫一下门口的落叶吧,可乐扫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把扫帚一放,地安门大街上人来人往,人们从高大的国槐树下走过,没有人知道有个满怀心事的人,扫落叶到一半,回到店里写下四句诗:一起秋雨一场凉/秋风行过夏已黄/天远秋慢满菊赏/闲来心事无处藏。

(文中可乐、兮兮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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