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土地中的香港社运青年们：农耕作为一种社会运动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梁景鸿
原文发布时间｜10/18/2023

说到香港，大部分人第一印象就是国际大都市，与田园乡村无太大关系，不论在数据上，还是在多数人的想像上，种田，在香港都属于小众的活动。不过，香港一直有传统农业，有本地耕作的农作物，而在过去几十年，香港的农业耕作更是与年轻人、社运者结合起来，形成特殊的生态。

这种结合有其历史渊源。从2000年开始，香港经历不同社会、政治思潮，当中就包括保卫土地和反迫迁运动。2008年的反高铁运动，承继早年保育天星、皇后码头运动对如何构建城市空间的反思，这鼓励了市民思考：土地，除了用于发展房地产以外，还有很多价值。一批人受土地运动的启发，决定投身农业。直到现在，他们仍在这个既受政治限制，又有高度商业分工的地方，尝试实践“自种、自煮”生活的可能性，通过农耕，实现一种社会运动。

他们被称为新农群体。本文透过访问菜园“生活馆”和菜档“田嘢”等团体和个人，尝试梳理香港后社运农耕的面貌。

菜园“生活馆”：不停留在社运过往

现在是周思中当农夫的第14年，他每天都到八乡谢屋村的菜园“生活馆”务农。这里同时种植超过10种蔬菜：春天的泥土有萝卜、青椒、罗马生菜、红菜头、芥兰、沙律菜、君达菜、豆苗、香菜，竹棚上又攀附着茄子、番茄、四角豆和荷兰豆。

他在《夕阳的光》一书中形容，港农的种植是“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多数农夫在同一时间种植多种蔬菜，以多年经验来决定栽培、转移和收成的时机。

现在香港的蔬菜供给率，也就是市面上供给市民的蔬菜占比，本地蔬菜只占1.9%。但其实，集结密植技术，香港蔬菜自供给率曾经在80年代达到接近50%。周思中希望，社会不要纯粹认为香港农业“式微”，也看到不利条件下，人们如何谋生及连结社群。

这也正如他的菜园一样。

生活馆是一个运作严谨的据点。每周二、四、六，周思中会先跟拍档商议当天的第一任务：收菜和出菜。把需要的蔬菜收割，放到菜篮；互相配合清点目标重量，再用报纸卷扎，放进客户所属的的布袋。

媒体报道常描绘周思中为“社运农夫”。的确，周思中曾在2006年冲进香港天星码头工地，爬上挖掘机，为阻止公共记忆空间被清拆。千禧年间，香港大众有印象的社运，周思中都参与过。他一度自我认知，是“积极的社运份子”。

不少细节透露着他的社运过往：他常穿着褪了色的、2009年反高铁运动间“高高燢兴唱低高铁”音乐会的T恤；出菜用的布袋，则是相熟前议员朋友送赠。

“不是说以前做的事情没意思，但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好像过了一个狂欢节。以前的行动模式很特定，很临时性，是一会儿的，你要在日常中抽离自己去参与。我现在不想这么做。以前是做一件事，就只关注那件事，现在就思考的是生活跟在做的事是否可以好好地接合。”

他从前握抗议纸板和喇叭的指头，务农后变得粗圆、干裂，有时连手机也解锁不了；因时常在太阳底下曝晒，他本黝黑的皮肤再深几度；由于师从朴门、再生农法，他不会赶绝田间的红火蚁，习惯被叮咬。

彻底的自主追求

农耕作为周思中对自主性的持续追求，不是霎时出现的生涯转折。

读文化研究的人，常强调“想像力的革命”。周思中2006年在天星码头推土机上，跟社运人士们踏出的，是香港主权移交后，开拓想像力的一步。

天星码头，曾是市民休憩，和外佣周末的聚会地，也是社运集结抗议权贵的起点，有其地标意义，与人产生了关系。周思中认为不应因发展需要，忽视空间的价值——一直以来，香港都被论述成一个没有根的地方，只为自由市场服务。

周思中曾形容，保卫天星码头，就是在街头“捡回属于本土的片段，重组本土的世界”。他在后殖民年代，跟大众谈自主。

但这样的自主，还不够彻底。

反高铁运动始于2008年中，香港政府宣布计划兴建连通广州、深圳的高速铁路。为达成这个基建，港府宣布清拆位于新界八乡的菜园村，将迁走约150户村民。

广深港高铁建设计划引起社会热议。周思中从菜园村看见的，是二战后港英政府为区隔中国大陆，被安置在新界的非原居民的生命故事。这些从大陆逃难至新界的村民，靠艰苦劳作，透过农地维持生计，也在工业发展时，为城市人口供应粮食。

菜园村村民数代安身新界。因为非原居民的身份，他们没有土地权，随时可被收地赶走。即管如此，无论建房、养猪、养鱼、种菜还是种米，村民都在缺乏官方支援下互相帮助、自行求生。

周思中固然想阻挡高铁兴建，但他更希望的，是延续这种自立的生活。

城市人常幻想，农夫是脱离社会的人，在农地上过隔绝人烟的生活。周思中来到菜园村后，惊觉自己对农业的想像，只有“苦”和“惨”，对这群共写香港历史的社会持份者毫不了解。

于是，周思中决定跟村民、跟农夫导师学种田，扎根于地方。可是，即使村民和社运人士一再阻挡高铁拨款案，后续护村、抗议还是无果；高铁在2011年底建成、率先通车运营。

“只有奋身这个mode”

他和社运战友的螳臂未能当车，但社运失败，不代表要放弃理念。

香港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曾指出，周思中等被称为“八十后”的一代社运人，反抗的行动不在肢体冲击，他们以“致命的认真”、“敢想敢试敢为，耐心而持久地与荒谬作顽战”。从前登上推土机、用苦行去号召大众反思城市的自主；种田开始，周思中在做的，是活出自主。

生活馆的农田，是周思中在2013年透过原菜园村村民找到的农地。10年间，周思中以农耕认识大自然，与土壤、植物、动物互动，亦让更多人认识消费主义外的生活，理解香港的水土其实可以在一定程度养活本地人口。他说，这些也是土地正义的内涵。

“讲土地很重要，但不只是因为阿伯、阿婆的土地被征收，我们可以不用只谈这么个别的事情。”

那周思中还关注像天星、皇后码头和菜园村这样的政治议题吗？他回应道，“我很难跟别人说我还关注吧，我没有什么实质行动。你要问我的取态的话，我相信跟旧时的朋友未必有很大差别，但我没有去主张我的关注。我的世界已经被这个绿油油的生态和演化包围了。”

周思中说，“我觉得我以前做的事，参与社会运动，是完全奋身的；我是只有这个模式的。”而他现在的精力，都用在思考如何完成每天的工作，最大化菜田对地方的功能。

“我可以怎样跟别人讲，自己又关注农业生态，又关注社会运动？做哪一样你都没办法做完了吧，都足够不知道多少人、要做多长时间。那我不如就认没本事吧！”

务实新农

周思中在农耕上师从香港朴门实践者袁易天。修建两块农田时，周思中到附近垃圾收集站寻找材料，而用的肥料多为豆、果、茶渣等本来会被丢弃的厨余。

但是，即使读过朴门农法，即使学历高至博士，周思中耕作第5年时，仍未掌握菜园营运。他说，“农耕涉及非常多做决定的瞬间，就像工厂的生产线一样，有很多流程，也要计货存量，要知道自己有多少农产可以出售。个别决定可能不难，但所有因素都会变，这时候要如何做决定就很难。只有当对菜园的一切都了然于胸，才能清楚做好决定。”

于是，他在2018年于岭南大学博士毕业后，决定将菜园发展成生产型农场，并全职务农。“那时候思考的是，保卫菜园村已经过了这么久，我们居然还在种田。既然如此、既然我们想继续下去，那就要去学习菜园要怎么运作。不只要学习生活原则，也要学务实的农业。”

他说，要怎么种田，仰赖农夫准确观察植物的状态，要看懂植物的“眉头眼额”，要懂得怎样“服侍”植物，让它们长出好状态。

奉师父的话，“唔好留手尾比人跟（做事不要留下麻烦给别人）”，周思中对种菜的手势要求严谨。如移种生菜苗时，他指导搭档道：要用食指在泥土中挖出深及手指一节的洞，再轻捏菜苗最粗的位置，把根部放进坑内。然后，要把坑洞周边的泥土，从洞旁一寸开始逼近菜苗，使菜苗根部充份接触泥土，健康生长。农夫是自己的老板，越能掌握农间事物的特性，不带多余动作地完成农务，经营才能更顺畅。

现时，生活馆专注经营“商铺订购”、“共购菜”，以及每月订户预付金额、每周寄送1.8至2.4公斤农产的“菜包（蔬果组合；台湾称菜篮）”。在新界西、新界东北、九龙西和港岛，都有着生活馆的客户。

他感叹，自己和拍档们从社运出身，到有能力打理一块寻常不过的菜园，是很美好的转变。“我们就算种菜没有其他菜园那么厉害，也是一块菜园，能够跟同行交流。”

即使条件不好

对周思中来说，耕田让他感到满足：“持续学习不同知识、万物变化，这种乐趣，是甚至读书都提供不了的。”只是，他也不忘备注，他们是在一个没有什么条件的地方做这些事情。

让营收足以维持生活，仍是周思中和搭档每日思考的课题。香港本地菜的主流通路，是批发给蔬菜统营处。但蔬菜统营处价低，有机菜每斤通常只值十多元，还有被退回的风险。

过去几年，生活馆每周出菜3次。依现时零售价每港斤港币30多元（如生菜、芥兰），或每份20至30多元（如沙律菜、豆苗），以及每周每份菜包100多元的定价，菜园旺季时每次出菜能赚回两千元左右。稍作算术，每月盈利大概是两万多元。这金额不足让夥伴三人过上富裕生活，但也乐得自足。

不过，周思中除了要追求自己的自主生活，2017年开始，他与也曾积极参与社运的太太李俊妮迎来新生命——女儿瓜瓜。

他和李俊妮不认为外在环境能窒碍瓜瓜健康成长。女儿一岁多时，两人与诗人洪晓娴在清潭路附近，找到一块相连客家旧屋的农地，并在此成立让夥伴们一起“凑仔（照顾小朋友）”的“Kids Club”。

面对瓜瓜诞生后，周家有多一个人、多一张嘴的额外经济需要。周思中形容，“我们要思考生计，也要思考如何把理念传播。但如果只是低下头来种菜，就两样都实现不到。”Kids Club的种植班，多数收费数千元。这能帮补周家收入，也是不违背原意，能让更多人接触农耕的方式。

此外，Kids Club三个创办人希望，这个俱乐部可以给小朋友们在扭曲的社会环境下，一块学习与大自然相处的园地。他们也在筹办亲子种植班的过程中，学会与女儿及其他儿少一起生活。

李俊妮回忆，以前参与社运会讲自主，想香港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时候讲的，是一个目标来的，当然可以夸口地喊。”去到女儿出生后，比起口号，她更想发掘人如何仍然能好好成长，踏实地生活，跟世界建立联系，而不用被很多事情左右。

这里与大多数休闲农场呈不同的光景：瓜瓜与洪晓娴的女儿年年，常在Kids Club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耍。有人喜欢爬上屋顶，有人喜欢玩泥巴、弄得泥巴处处，也有人自组单车比赛。

李俊妮说，这里所有的学习都是从种植开始。“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大家跟环境有连结，知道自己能让这个地方的人生活得更好。”她感叹，既然社运是为了让生活变好，那现在Kids Club和生活馆在实践的，跟过去的社运并不割裂。

他们没有仔细想过，当自己的身份从护村的社运人变成农夫，日后面对迫迁时会怎样反应。剧烈的抗争，对他们来说已是遥远的事。周思中、李俊妮和拍档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这天来临前，想办法把菜园经营得更好，让这个自主实践贯彻始终。

怀抱乐观，认真生活。每每匆忙务农一天后，周思中带着大家一起种出的蔬菜轻快骑车，沿着锦上路回家找女儿去。

菜档“田嘢”：连结吃菜社群

同样受土地运动影响，进入香港农业的，还有2017年成立的“田嘢”工作室。

不过，掌柜浩盈和Nicole参与农业的方法是成为中介者，推广本地食材和食农教育。浩盈向人介绍田嘢时常强调：“我不是种菜的人，我不会叫自己农夫。”

农业的生产、销售和加工环节，浩盈都体验过。她发现农夫既要种菜，又要处理销售，实在分身不暇。她又认为香港的食农文化很落后，人们“连娃娃菜跟椰菜都区分不了”。

为让本地农业持续发展，她想承担农业销售和推广的角色。“我暂时还有对社区热情，那为什么不去培育一个土壤，改善大家的食农文化呢？如果这边的土壤做得好，农夫都能更方便地卖菜。”

工作室选址荃湾白田坝街科技大厦。这里不像菜园般简朴，工厂大厦单位内设备齐全、空间整洁，更看得出两个掌柜精心布置的痕迹：门口招牌处用稻草、木棚架搭配，齐膝高的木架上有农产干货。

作为农业推广组织，它在新年挥春祈求的愿望，除了“农产丰盛”，也要让自己与同业“菜如轮转”。

田嘢想在香港维系一个“吃菜社群”。两个“田嘢”掌柜视消费者为合作伙伴，跟另一端的伙伴农夫连结，自己则成为桥梁。

2019年运动后，运动支持者发起统计“黄色经济圈”，推广支持民主运动的商户。在一些“黄店（支持运动的店铺）”名单上，可见“田嘢”的名字。

浩盈说，自己的确想要推广香港的认同和身份，但是“田嘢”的成立，其实跟黄色经济没有直接关系：“我当初其实没有想过，它属不属于黄色经济，我把它看为一种在地生活的可能。”

“田嘢”两个掌柜深深体会，像生活馆一样的小农，无法透过批发农产至菜统处来卫生。它的“菜包（蔬果组合；台湾称“菜篮”）共购计划”，除了方便消费者买菜，亦替菜园增加销售通路。

订户每月须预缴菜包费用港币1,000元，每星期会得到4磅的菜包和加工农产品。在共购模式下，消费者不能自己选择蔬果款式；其中4-6种蔬果的搭配，由“田嘢”依照跟农夫的生产计划、订户家庭的健康需要、天气和时令而决定。

这种透过预购本地菜，支援农业的愿景，至今仍属较小众的诉求。香港劳工工时长，衍生大量外食需求，随处都有餐厅的地景，便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诞生。

浩盈看过传媒报道，指香港人均每月用1,300元买外卖。相比之下，田嘢共购计划最受欢迎时，也只有160个订户。她要思考怎么调和港人少做饭的习惯，和农夫每天都有收成的情况。

不做螺丝钉

浩盈选择逆势推广这个愿景，是因为十数年前参与社会运动的启发：她不愿向资本霸权屈服。

早在2006年，她参加过香港反地产商运动先行者庞一鸣的“一年唔帮衬大地产商”行动，抵制连锁商店及餐厅。

读文化研究的她，说“地产霸权”是当年最多人讨论的词汇之一。“那时候地产跟官商勾结是很明显的，（地产商）会将一个地方铲平，然后就倒模制造一个个商场。”

浩盈和伙伴鼓励街坊光顾小店，实践良心经济。2011到2018年间，浩盈跟反地产行动的夥伴在九龙城书节摆摊，挑选处33款小店圣诞礼物清单。每年的12月，媒体都会报道行动和转载贴文。带着改变社会的想法，浩盈于市区重建计划，如嘉咸街街市、红磡宝其利街、中环结志街等重建计划中持续发声。

那时候开始，浩盈正在建立对香港的身份认同，以及历史的认识。她说，在小店上能追溯到很多历史，学到街道和商铺如何在人们的活动下，形成一个个社区。跟小店熟稔后，她在2013年创立“横街小店”，不仅在圣诞节行动，平时也办社区活动，带街坊了解不同社区故事。

然而，开展探访小店行动几个月后，她发现小店和本地生产的连结其实很弱，很多货源都在中国大陆和外国。但是，其实香港还有食品制造业，“悦和酱园”更是酱油的老字号，只是没有被公众注意到。

“我们想连结它们，发掘本地制造的故事。”2014年，浩盈决心进一步发掘本地经济的可能性，跟5个伙伴一同创办推广本地生产的团体“港嘢”。

“我们由下而上，每一件扑上去找、凝聚一餐饭的可能性。我们好想在香港煮一餐九成以上用本地食材的饭。”历经艰辛、撞板，港嘢筹办过多场名为“今晚，我约咗港嘢食饭！”的本地食材晚宴，也找餐厅尝试本地食材餐单。

她说，“香港生产”这个议题，是2019年之后大家才开始广泛讨论。2014年时，这对人们来说仍很新鲜，大家好像没有听过，香港原来还有自己的生产。“开始看到香港不同的历史，好像在建构一份身份认同。”

两个行动持续的同时，香港民主派争取普选的诉求亦日渐高涨，更在2014年爆发雨伞运动。以当时的政治光谱来看，浩盈等人的行动都算是较温和的主张，在政治改革诉求外，更希望改变人们的消费和生活习惯。

不过，浩盈回应道，其实她参与的行动，跟雨伞运动的精神同出一辙。“是同一件事情来的嘛，那雨伞运动，也是在质问中环价值啊！”只是，他们不会忽视社会的垄断问题。

在雨伞运动示威者占领金钟时，浩盈拿着“撑小店”纸牌，和从湾仔买来小店制作的60个饭盒到海富中心，向现场人士派发，希望大家开始多光顾小店：“我们在这条街的另一边对抗对抗一个政治霸权，但转个弯进了商场，我们就光顾一个消费霸权，你觉得讲得通吗？”

浩盈说，“我们就在用行动彰显中环价值以外的价值嘛，我不觉得这比较不重要啊。而这（另类的生活价值）也让人生活有更多希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套在主流价值的螺丝模里面。”

维系农业社群

伞后，浩盈决定继续在最基础的生产业学习，寻回自己在这座城市的根源。

“大家都觉得种米不可能、本地菜自给率少，但还是有人去做。是不是因为事物的占比少，它就没有价值呢？如果有价值，那它跟现代人的生活要怎么契合呢？我们要把这种契合找出来。”

四年间、过百场的港嘢活动，以及早前反高铁、反新界东北发展示威时的参与，让她累积农夫人脉。而参与者对购买本地菜的询问，让港嘢在2017年开启“田嘢本地菜共购计划”，与支持者一起买菜。

同年5月，浩盈在旺角租地铺试营门市，并以“田嘢”命名。她说，田嘢是一个自己参与销售、物流和经营菜店的尝试，不只是买卖菜的地方。从最初70平方呎大小的门市开始，她启动了一个全范围销售本地商品的实验，除了蔬、果、米和调味料，它也卖生活用品。

那年的年底，她再将销售转为现时的菜包模式。她把工作室迁址更接近菜园的荃湾区，并找上反地产行动和港嘢活动期间认识的Nicole帮忙。

Nicole说，“做田嘢对我来说是一个选择、一个新的开闯。”她想在香港营造更多社群，田嘢是一个实现的机会；就像她以前服务青少年社群，现在她维系的社群是吃菜订户和农夫。

两个掌柜说，田嘢每个月要有大概160个订户，才能够支付租金、成本及维持合理生活。要长期达到这个规模不容易，而就算订户突然大量增加，单凭两人也应付不到这么多人的需要，难以因应每个家庭的需要和饮食习惯配搭蔬果。另外，每个季度开始前，田嘢都会跟合作的农夫商讨种植计划，即使订户中途退出，田嘢仍然要兑现接收农产的承诺。

现时田嘢的订户，有些已订菜超过3年，有些更在刮台风时主动提出分担农产失收的损失，说那个星期没有很多菜也可以接受；这让掌柜们很感动。

她们也积极让菜友在家煮饭的难度降低，为让很多不懂烹调的菜友开心处理食材，又准备菜谱，连冷门的莲藕、荷叶，也附有建议食法。不用运送菜包的周日，田嘢不时举办食农共学课和加工农产工作坊。

田嘢两个掌柜不像农夫般，只要说出职业，就会受人尊重；盈利的考虑，使她们没有“光环”。不过，她们仍然积极追随自己的愿景，不止推介自家菜包，还办“香港萝卜”计划，让农业上、中、下游和消费者，一起参与到每年一万斤的萝卜生产链中。

浩盈经常自嘲，田嘢的卖菜量，在香港微小的自给率中，连1%占都不到。对此，她说只要有更多人参与香港农业社群，就算是一小步成功了。“哪怕他不来田嘢，去屯门、西贡、大埔的本地菜档，我们要让他进来这个社群，而且不要让他离开！”

Nicole笑说，很多人觉得田嘢的工作很浪漫，以为可以经常接触农田和山水。其实，她们更多时间是用在跟订户沟通。田嘢用WhatsApp传送菜包图片，作为订单的纪录，两个掌柜的手机相簿已被过万磅蔬果的图片占满。

留下来，在地生活

浩盈按经验估算，港人家庭每个星期大约消耗3.5斤（约等于4.67磅）菜。“这个就是本地菜在生活中能够占据的重量了。其实大家都看轻了自己的3.5斤。”如果人们每周吃1斤本地菜，一年就会吃到52种，能见证农场转变。

她对香港人单调饮食感到苦恼，并为香港菜抱不平。为了推广香港夏天的真正时令蔬菜，田嘢委托插画师MUSTA为苋菜、通菜、番薯叶和潺菜制作插图，“我们要把它们推广到好像菜心般那么有名，要做跟菜心齐头！齐名呀！”

为应对近年的移民潮，田嘢再要调整经营的策略。有些新加入的订户，对菜的认知很差。两个掌柜一点一点地尝试，让新订户对香港菜有更多共鸣。今年，她们出版食农月历，每页附上适收农产的故事：“当你们问什么时候才有粟米，什么时候才有沙律菜可以吃——你翻到这一页月历才问我吧！”

除了菜友移民，曾经港嘢的战友也有的已经移居外地。“我也很失望啊，不论对农业社群状态，还是社会的形势。我看到法庭新闻都会担忧，那股沉重、无力感好夸张，更不知道小朋友未来在这个城市会怎么样。”

但她选择留下，“我不觉得香港已经没有可能性。当然，也有灰心的时候，但还有很多人在努力，我也想在这里一起继续。”

随工作室长大的豆豆，贪玩时为妈妈跟田嘢在纸板上写下：继续快乐、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浩盈最大的希望，是继续为女儿豆豆维持一种可能性。“让她可以选择任何事业，像周思中那样种田可以，像庞一鸣那样喜欢开书店也行。我希望她不会认为生命只有一种固定的型态，非那样不可，能看到生命的不同可能性，活得更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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