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钻进出租车后座，开始系安全带” （读《聊天记录》）

博比和我第一次遇见梅丽莎是在有天晚上市区的一场诗歌活动上，我和博比一起表演。梅丽莎在外面给我们拍照片，博比在抽烟，我刻意地拿右手握住左手腕，好像担心它会弃我而去似的。梅丽莎用的是一款大块头的专业相机，她在专用相机包里装了很多种镜头。她一面拍照，一面聊天和抽烟。她聊起我们的演出，我们聊她的作品，我和博比在网上读过。接近午夜，酒吧关门。那时正好下起雨来，梅丽莎说欢迎我们去她家喝点酒。

我们一起钻进出租车后座，开始系安全带。……

这是《聊天记录》开始的第一段以及第二段第一句话，看到“安全带”的出现，我心想，这真的是很鲁尼的写法。

这是我在陆续读完过鲁尼的三本书之后又重新开始读《聊天记录》时诞生的第一个想法。

没有特意去翻书，但记得她在“美世哪”里会特意去写很多手机有关的细节，比如一遍遍点开屏幕看时间，又或者用谷歌地图去标记地点等。这次重看，那种熟悉的感觉起于她让主人公弗朗西丝留意到梅丽莎的专用相机包，以及里面装了很多种镜头，然后当“系安全带”的动作因为被描写而被放大了出来，这种感觉落定了。作为读者，你必须跟着鲁尼的文字去留意这些现代生活中琐碎到有时人们已经不愿意去认真看待的事物和动作。而作者，之所以写出这些，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目不转定地盯着现代生活里发生的一切的人，这种目光是带着冷意的，同时，毫不愧疚地用自己的叙述去“浪费”读者的时间——你不能错过他们钻进出租车后座系安全带的时间，尽管我知道你觉得这毫无意义——用最简单的动作，细碎地、耗时地占据阅读的场域，企图形成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鲁尼的三本书里，我看过就马上喜欢的是《正常人》。那本是心境是年轻的一本，可能是因为故事从高中开始写起的缘故。那本最后提到的“一个人是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

第一遍读《聊天记录》的时候感觉和自己距离很遥远，第二遍也是如此。后来看到217页梅丽莎的信时，我意识到这种遥远来自于充满戏剧化的表达。毕竟鲁尼所写的关系模型并不创新，毕竟人和人之间的组合方式总归是有限的。只是她笔下的人物，至少是主角，都恨不得将自己想到过的每一层心思都曝露出来，至少要让自己想透、厘清。

而且作者并非不知道，至少在书里她也安排了尼克在听到弗朗西丝说问题不是他已经结婚了，而是“我爱你而你显然不爱我”的时候，回复了一句：“弗朗西丝，你太戏剧化了。”

人们对自己与他人的怀疑无孔不入。这种怀疑，变成带有挑衅意味的尝试，和处于自保的攻击。

你这暗恋究竟究竟有多严重，按 1 到 10 打分的话？她问。10 就是你上学时暗恋我的程度。（博比）

而 1 就是非常严重的暗恋？（弗朗西丝）

这段对话就是当我们和熟悉的人聊天时会用的语，机敏又亲切的幽默。同时，彼此都在用攻击对方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希望对方重视自己的渴望。

这种在人际关系中普遍感到的怀疑和焦虑，后来引向了精神性的解决路径，如冥想。

准确来说，我不是在新书发布会后那个周末马上开始祈祷的，但我确实上网查了怎样冥想。主要就是闭眼，呼吸，同时平静地抛下游离的杂念。我主要关注我的呼吸，他们允许你这样做。你甚至可以计算呼吸次数。到最后你可以想任何事，只要你乐意。但在数了五分钟气息后，我什么都不想去想。我的大脑感觉空空的，就像一只玻璃罐子的内部。我借用害怕自身消失的恐惧进行了一场精神修行。我占据了消失，仿佛它可以昭示与启蒙，而不是总括和摧毁。大多数时间我的冥想都是失败的。

在第二部里，鲁尼书写弗朗西丝看妇科的经历以及后面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描述，在我看来，是具有力量的。身体的疼痛，塑造了一种更为具体的感受，似乎比起所有人们对感情世界和道德世界的争辩、表达都更有重量。

八点时妇科医生来了。她询问了我的例假周期，然后把窗帘拉上，给我做骨盆检查。我不知道她的手具体在干什么，但不管她在做什么，我都觉得疼得要命。那感觉就像它在拧我体内某道极其敏感的伤口。检查结束后我把双臂环抱在胸口，她说什么都点头，但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听见她的话。她刚刚才伸进了我的体内，造成了我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疼痛，她居然还在继续说话，好像她以为我能记住她说的东西一样。这在我看来实在太疯狂了。

作家，必须成为说真话的人。因为文字，必须让疼痛具形。而这种疼痛也让弗朗西丝变得更加具体，至少不再追求成为“特别”的存在而变得失去形态。

虚无的怀疑，与身体的痛苦，共同推导至弗朗斯西后来在教堂昏倒的情节。

我不再去想庞大的观念，而是努力专注于小事，我能想到的最小的事。曾有人做出了我此刻坐着的长椅，我心想。曾有人打磨木头，给它上清漆。曾有人把它搬进教堂。曾有人给地板铺砖，有人安装窗户。每一块砖都是人的手垒好的，每一扇门上安装的铰链，每一条外面的路，每一盏路灯的灯泡，都需要人的劳作。甚至那些由机器制造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人制造的，因为是人先制造了机器。而人类本身就是由其他人类孕育的，他们又努力哺育快乐的孩子，搭建幸福的家庭。我，我穿的所有衣服，知道的所有语言。是谁把我放在这座教堂里，让我想这些念头？其他人，一些我非常熟悉的人，一些我从未遇见的人。我是我自己，还是他们？这是我吗，弗朗西丝？不，这是我，这是他人。我是否偶尔伤害、危害自己，我是否滥用了身为白人本不该有的文化特权，我是否将他人劳动视为理所当然，我是否有时利用过度简化的性别理论来规避严肃的道德协约，我和自己身体的关系是否存在问题？是的。我是否想要摆脱痛苦，从而要求别人的生活也免于痛苦，那种属于我因此也属于他们的痛苦？是的，是的。

当我睁开眼时，我感觉我明白了什么，身体细胞似乎像上百万发光的接触点一样亮了起来，我意识到某种深刻的东西。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晕倒了。

而醒来之后，一切都没有答案，至少没有答应可与外人道。弗朗斯丝在给博比的信里，也只能继续提问：“资本主义时代，要爱某个人你就得爱所有人。这是理论，还是只是神学？”

我们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彼此相爱的新模型？

我们只能提问，在座位上系紧安全带，让生活降临我们，我们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