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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在场·非虚构写作 | 在拉萨繁育藏獒
此内容为「在场」非虚构写作第一季发布会之一。讲者周雨霏是三等獎，《驯服与被驯服的：在拉萨繁育藏獒》的作者。获奖原文可见：t.ly/o4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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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源于作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博士研究。中国内地在过去十多年间经历了一场“藏獒热”。雨霏把研究视角投向“藏獒热”中具体的人和他们养的狗之间的关系。这篇非虚构选取一个几小时的片段，信息密集，富有戏剧张力，是她田野的一张剪影。她忐忑观察，小心翼翼地将狗的交配与人的性交易并置在一起，让读者看得到这两者的共通之处：都是性关系，也都是权力关系——“驯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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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讲稿是雨霏对非虚构和论文写作之不同与相关性的思考：“硬”和“软”的感觉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论文是否只有观点，非虚构只有故事呢？她说：“在论文中，故事是观点的证据；在非虚构中，观点是故事的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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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不仅可以接住理论，还可以重塑理论，给理论柔软的力量。我们可以善用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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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非虚构写作第二季奖学金正面向全球华文写作者征集写作计划，我们相信，不论职业，都可以开始你的“在场”写作。将选出 3-5 名入选者分别获得16000元至47000元不等的奖金，并提供专业编辑全程指导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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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7月18日23:59
原文作者 / 周雨霏
非虚构故事链接 / t.ly/o4_O
编录 / 王菁
01. 故事能接住理论吗？
人类学学者如何写非虚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是：理论和故事的关系是什么？“故事能接住一切吗？”我想，暂且不论故事能否接住“一切”，至少是故事能否接住我们所学习、生产的人类学理论呢？
我写的这个故事，源于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博士研究。中国内地在过去十多年间经历了一场“藏獒热”。一般媒体报导将重心放在经济层面，而我感兴趣的是参与了“藏獒热”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养的狗之间的关系：比如，主人和狗之间是如何相处的，尤其是当经济热潮退却之后。他们为何喜欢这种狗，怎么去养它，怎么观赏它，怎么和它交流？又比如，藏獒怎样从藏人的牧区护卫犬变成了市场中商品？而藏獒成为宠物之后，和人的相处方式有何变化？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进行了两年的田野调查。第一年我去了拉萨，调查针对藏獒市场。我像实习工人一样去学习饲养、繁育、销售藏獒的知识。第二年我去了藏族牧区，即所谓的藏獒起源地，主要是甘南川北地区，学习牧民如何饲养和使用他们的护卫犬，以及这种人狗关系在游牧生活方式中的地位。饲养场和牧场看似是分离的两个田野点，其实并不割裂，而是因为藏獒经济而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这一次的写作尝试，并不是把这两年搜集的大量素材面面俱到地写成一个报告，而是仅仅选取其中一个几小时的片段。尽管故事实际发生的时间很短，但信息密集，也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是我两年田野、或至少是第一年田野的一张剪影。当时我在拉萨的藏獒养殖场，每天的全部工作就是和工人一起喂狗，和老板学习怎么给藏獒配种、接生。和拉萨其他狗场一样，这一狗场处于拉萨的偏远郊区，我很少有机会进城。每次进城都是老板开车带我去，而去的目的几乎都是和其他老板一起吃饭、娱乐。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我本人、老板、抑或是其他的工人、老板，都是四川人。拉萨的四川人如此之多，他们甚至会将拉萨称为“小四川”。
2018年10月的一天，老板也像往常一样带我进城吃饭，又带我去KTV唱歌。到了KTV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有性工作者的那种所谓“荤”（情色场所）的KTV。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场合，相当紧张，为了自我保护也完全不敢喝酒。也恰恰因为我一直拒绝喝酒，老板们都觉得我很无趣，把我晾在一边。我在这个看似危险的场合，竟然反而获得了一种自由。我坐在那裡，开始东张西望，甚至掏出手机写田野笔记。正当我周围的四川老板们与四川小姐们互动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我的老板忽然把手机伸到我面前，让我看他白天拍的藏獒配种视频，想要和我讨论藏獒繁育的问题。屏幕上犬类的肢体交错，和我身边人类的肢体交错。我当时就十分窘迫，不知道该看向什么地方。与此同时，我还强烈地感到，我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具有“文学性”的时刻。在此之后的三四年间，这个时刻在我心中不断迴响，和当晚其他各种各样的神奇时刻一起，不断督促我应该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我其实有很强的冲动去写出这个故事，但却一直没有好好去写。我想，根本原因是我一开始没想过可以用田野材料去写论文以外的东西。我一直在琢磨的是，如何把这个故事、以及田野中其他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全都写进论文。可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如此复杂，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来把故事完整地呈现出来。那段时间也正好是我刚结束田野调查、开始写论文的阶段。来自理论生产的巨大压力，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让我决定先休学一年。休学之后，我就开始“放纵自己”，暂时不写理论，转而写了一些轻松的、有感觉的文字（“软文”），发表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由自知”上（包括我学藏语系列、牧区环保系列）。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行所谓非虚构写作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很随性的写作尝试，我获得了一次正式发表非虚构的机会。我在杂志《小鸟文学》的专栏“田野中国”中，发表了故事《加、加莫、加霍玛》。该专栏的宗旨是请人类学学生、学者能将自己的田野调查转换成非虚构。
什么是非虚构，什么是论文？
正是在这次写作中，我开始反思，什么是非虚构，什么是论文？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田野工作者在面对同一组一模一样的田野材料时，为什么论文写出来是硬邦邦的，而非虚构却是一种柔软的东西呢？落实到实际的写作过程中，“硬”和“软”的感觉是怎么制造出来的？是否因为论文只有观点，非虚构只有故事呢？当然不会这样简单。你不可能在读完非虚构之后，读不到作者的观点。同理，你也不可能在读完一篇人类学的民族志之后，读不到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事实上，无论是以社会关怀为宗旨的非虚构，还是以民族志为文体的人类学论文，都必须既要有故事，又要有观点。于是，我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了两个简略的模型。当然，这只是我非常个人化的模型！每个作者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模型。
简单来说，在论文中，故事是观点的证据；在非虚构中，观点是故事的金线。论文中虽有故事，但这并非论文的目的；论文的目的是提出新的观点，与之前提出的观点进行对话、辩论，以推进人类整体的知识。论文中的故事只能是工具性的、服务性的论据。而为了让读者方便理解或反驳我的论证过程，论点与论据就必须放在明处，以简洁的方式呈现。但在非虚构中，故事本身则成了目的，成了文本绝对的主体。故事必须足够好看，而观点就要退到幕后，以足够含蓄的方式，暗中组织材料，穿针引线地埋在故事中，潜移默化地感染读者。
非虚构没有论文那样固定清晰的框架，而是鬆散而多样；只有这样才能让大量的细节和叙事手法进入文本，达成情感的共鸣。我在实际的写作尝试之后，逐渐理解了两种写法的根本区别。这不止让我学会了如何写非虚构，也反过来令我理解瞭如何写论文，而不必再通过写非虚构来逃避论文写作。只要设定不同的目标，两种文体就可以给人不同的成就感。
区分了它们的不同之后，我不禁想，“软”和“硬”一定是矛盾的吗？如果只是功能不同，我们能否把它们融合起来呢？人类学的优势不只是田野调查时间特别长、资料特别多，而是长时间浸泡在日常生活中之后，会冒出一些看似不起眼、其实尖锐的反思。因此，人类学擅长以日常经验去突破宏大的理论构架，达成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然而，要实现这种效果，学者就必须要抑制说教的冲动，不去重复抽象的套话或论证，而是必须更加谦卑地投入故事之中，把理论变成金线埋起来，甚至揉碎了、“化”在故事中。人类学非虚构的目的不是进行理论生产、辩论或者创新，而是藉助故事让理论更加有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给人柔软的感受，更容易被人接受，但同时它所传达的理论观点依然是坚实、强劲的。在此之外，把观点埋起来，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观点可以因此保持开放性。论文的论点不可以有任何的含糊，但故事却可以发散开来，在不同的读者之中产生不同的共鸣。
在《驯服与被驯服的》这个故事中，我使用的基本框架是将狗的交配与人的性交易并置在一起，让人看到这两者的共通之处：都是性关系，也都是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一定是昭著的暴力，看起来并非强制，而是一种隐形于日常生活中的、我称为“驯服”的关系。我想通过这个故事阐释的，就是弥漫于不同种族之间的、多重驯服之间的相互指涉。这就是我这个故事的金线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个概念其实非常模糊，也没有新意，但我觉得用故事讲出来依然具有感染力，也正是作为故事才具有感染力。
此外，为了能够更加投入地讲述这个故事，在动笔之前，我还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挑战，即除了标题和开头之外，全篇都不提及、不指认“驯服”这个概念。这让我逼迫自己完全放弃分析式的语言，必须围绕著“驯服”去写“出”“驯服”，让读者自己感受什么是“驯服”。
尽管不提及概念、不给出阐释，但为了让主旨不至于太隐晦，我又折衷了一下，引用了三个文本放在故事开头，作为一个邀请，邀请读者思考这些文本与故事有什么关系。它们都是我思考“驯服”关系时的理论资源，尤其是唐娜·哈拉维这句话，其实已经点明了这篇文章的立场。在论文写作中，任何不加阐释的引用都是无效引用；你必须把引用编织进论证的推进之中。但在文学创作中，文本大概可以保持这样的开放性，和其他作品保持跳跃的连通性。
狐狸久久地凝望着小王子。“请你……请你驯服我！”他説。“没问题，”小王子回答説，“但我没有多少时间。我还有许多朋友要结识，还有很多事情要了解。”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不跟梅姐做爱，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会失去一切所有的。我真不愿意丢掉这份工作。我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习惯了这样的享受，我不在乎做小藏獒。
——陈冠中《裸命》
我将狗写作（dog writing）视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一支，反之亦然。
——唐娜・哈拉维《伴生物种宣言》
简单的结论就是：故事当然可以接住理论。
故事不仅可以接住理论，还可以重塑理论，给理论柔软的力量。我们可以善用这种力量。非虚构故事这个文类非常宽泛，除了“不捏造”这一标准之外，几乎不设任何限制，提供近乎无限的可能性。那么在这近乎无限的可能性中，我们每一个写作者要做的，就是通过行动，也就是具体的写作尝试，去找到自己的题材、自己的风格、自己的位置。这一过程是探索的过程，所以对写作方法和技巧的探讨就是特别必要的。我们不要觉得聊方法是低级的、不好意思的事，让我们坦诚地相互分享。我也很期待能在第二季“在场”奖学金征集中，读到从人类学角度去探索非虚构写作的作品。
02. 讨论环节
周雨霏：也许我通过故事不自觉地已经把“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呈现出来了。我听到一个词很有意思，也让人很不好意思，那就是“可爱”。为什么文章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呢？也许这和我自己的“作者性”有关。在写作时，我常有一种必须掏心掏肺、把自己交代清楚的冲动。即便是困惑的时后，也想把困惑的过程也展现在别人眼前。或许这种特质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裡面已经不那么合适和常见，所以才会给人“可爱”的感觉？（其实也有朋友把我这种风格总结为“叨叨”。）
另一个角度想，这可能也不只是我个人的特点，而能够回应到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特质，因为人类学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和扬弃的过程。人类学好像总是在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方法论反思，比如我们的研究是否“客观”？什么是“客观”？我们需要“客观”吗？这么来看，或许我和我的学科是互相选择的关系。容易困惑的我选择了这个充满自反性的学科。我在书写自身困惑的时候，这种学科的自反性也一直存在。
另一个回应是，人类学的田野和其他田野的确有区别，我的分享也的确是聚焦在人类学内部。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和写作方法是值得一切背景和行业的写作者来借鉴的。当然，另一方面，当然也不是说人类学就是完美的学科。我们都希望人类学不要固步自封，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公共实践中。比如疫情开始之后，就出现了更多内地同仁从事公共人类学、公共写作的尝试，如公众平台“结绳志”。小鸟文学的“田野中国”栏目则是在非虚构方面进行这种尝试。
主持人：你在田野中如何做笔记？要纪录的是什么样的时刻？
周雨霏：我们很多人或许一开始做田野的时候，会倾向于记录很多自己的感受，害怕这段经历过去之后，鲜活的感受就会消失。但我认为，其实那些强烈的感受反而是恰恰不用太著重记录的。它们既然是强烈的，就很容易留在你的印象中。比如KTV那一晚的氛围以及我的感受，是那么强烈，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忘的。正是因为不会忘记，我才那么想要去写。但那一晚究竟有几个人，他们几点开始唱歌，几点离开，唱的什么歌，喝的什么酒，穿的什么衣服，等等这些经验性的细枝末节才真的是转瞬即逝，不写下来就完全记不得。如果这些细节没有保存好，到真正写作时，就没东西可写。因为它们作为意象，是感受的载体。没有了载体，文本就会变得空洞，或者很“主观”。或者很“理论”。有些文章看上去理论很抽象、很繁复，可能恰恰是因为缺乏可写的经验材料，所以只能堆理论。
主持人：对于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是否有一些反思？
周雨霏：我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很多技巧，比如第一人称“我”引领的叙事，比如融合了记忆闪回、插叙、隐喻的结构。或许有读者会因此疑惑，这样是否更接近其理解中的小说，而非非虚构？这是否意味著，非虚构是否只能採取现实主义的风格？我认为不是这样。首先，我可以保证所有的细节全部是真实的，甚至当时现场“我”想到的、记忆闪回的瞬间也都是真实的。其实可以说，我的创作在经历的时刻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我也恰恰是发现自己写不了虚构，没有那么多的创造性才能，才来写非虚构了。自从我接触到以实证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开始接受这个训练，就发现这类写作更适合自己。当然，这种创作有许多限制，现实就是最大的限制，就像戴著镣铐跳舞一样，无法像写小说一样天马行空。但在有限制的情况下去做突破和创新，对我来说更有意思。
另外相关的一个经验是，相对于突发事件，我认为程式性的日常事件也值得反复、细緻的纪录。比如在狗场裡，老板和工人们每天几乎都做一样的事情。那我今天纪录了喂狗，明天是否不纪录喂狗，而去写一些别的没见过的东西呢？不是的。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本身就是重复性的。我们的记录也只有不断累积，才能帮助我们发现重复之下的规律和出入，才能开始从经验向理论抬升。也只有在重复记录大量相似的对象之后，我们才能从自己的记录行为中慢慢反过来观察到自己是如何做观察的，自己的注意力和兴趣是如何聚焦和转移的。在相似的东西中，我又看到了什么新的东西。这样去记录自己发现的过程，之后在回顾的时候，才能看到从经验到理论抬升的进度，并对其进行反思。
主持人：女性研究者进入田野场域，如何避免危险？雨霏有没有什么建议？
周雨霏：这的确是我田野开始之前和过程中最担心的问题，甚至比被狗咬还担心。我们所受的学院训练总是要求我们保护报导人，几乎很少教导我们如何保护自己。而在我开始做田野的2018年，正是metoo运动刚刚兴起时，我也随之开始思考，田野过程中你的性别身份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但我们作为人类学的学生，好像又很难在真的遇到危险之后，去控诉自己的报导人如何如何。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就先尽可能保护自己吧，包括著装打扮，包括不要喝酒，包括不要和别人爆发太大的冲突等等。还有就是相互支持。正好当时，我发现在英文学界中已经有一些反思，于是就跟几位同是人类学女博士生的朋友一起翻译了一系列有关田野metoo的文章，希望藉此补充中文讨论的不足。
我们在学院中受到的自我保护方面的教育不仅不足，有时还往反方向去。我尤其想吐槽一些男老师，他们经常在各种场合说，“谁做田野不喝酒”、“我喝酒之后和报导人称兄道弟”云云。甚至直接把喝酒本身当做一种田野方法，在课堂上传授。在学生不想喝酒的时候，就去责备、规训。我出发之前，产生一个叛逆的想法：我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向你们证明，滴酒不沾也能做好田野。喝酒有喝酒的方法，不喝酒有别的方法。我们书呆子可以有自己的方法，希望我写的这个故事有呈现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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