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的深夜裏寫作《回憶岳昕同學》

上周在德國漢堡某地的深夜裏，我通宵寫作一篇8000字的長文《回憶岳昕同學》。寫作的過程中我多次不能自已，但文思奔湧，突然我的住處響起警報，所有人都走到外面，我看著這些金髮碧眼的面孔，説著德語、英語、法語以及各種我聽不懂的語言。我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是否是共產黨知道我住在這裏，要把我殺掉？警車呼嘯著過來作了徹底的檢查，警報結束，所有人又回來。我又回到書桌邊繼續寫作。在這歐洲的深夜裏，這種語言、這種文字突然變成我與故鄉、祖國唯一的聯係。我突然理解了《楞嚴經》中所説“初于聞中，入流亡所”的含義。這一刻，我突然忘記了我在這顆星球上的什麽地方。

因爲良心的逼迫，而自願將自己的生命逼入絕境，這時候，許多的意義開始爆裂。

1953年，復旦大學的蔣天樞教授到廣州拜訪他的老師陳寅恪教授。陳寅恪寫下了著名的《廣州贈別蔣秉南》，其中說：“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東晉時，孫盛寫作《晉陽秋》，因如實記錄歷史，觸怒桓溫。爲了保全自己的家庭，他只能依照桓溫的要求修改他的著作，但將兩本未刪改的版本寄往遼東，以存其真。遼東即東晉的海外。如今此書已經失傳，1972年突然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第一百五十一號墓出土了此書殘卷。

“所南心史井中全”。“所南”是鄭思肖的字。南宋遺民鄭思肖在宋亡之後寫作《心史》，用臘封錫匣鐵函數重密封，外書“大宋鐵函經”五字，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沉於蘇州承天寺的一口古井中。365年後的明崇禎11年，偶然被人從井底發掘出來。鄭氏的畫作如今存有一幅《墨蘭圖》，上題：“向來俯首問羲皇，汝是何人到此鄉。未有畫前開鼻孔，滿天浮動古馨香。”他畫的蘭花是沒有根的，寓意他已生活在一個“無土之世”。很巧這幅畫也在海外，現在大阪市立美術館。

我們如今的人，早已經沒有了古人的學養，我們與古代的聯係早已脫節。但我們要面臨的問題卻比古人更加複雜。當我們把鄭思肖的《墨蘭圖》理解爲“漢人”對“蒙古人”的反抗時，就墜入“中華民族主義”的迷霧。當習近平以“中華民族主義”來鎮壓中國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時，我們必須與這一種意識形態對抗，因此不能陷入古代遺民式的自戀情緒中。

這時，我的微信還沒有被封，“漢堡華人群”中有人轉發令人作嘔的文章：《做德國女外長的工作，中國人真是夠努力了！》其中提到：“在很多涉華問題上，她總是大放厥詞。”一個華人在評論區寫道：“她的文化水平段位不足以理解中國的深意”，似乎很以中國的歷史文化爲榮，但他到底懂個什麽呢？在德國外交部長Baerbock訪問中國期間，人權律師余文生與他的妻子許艷，在去往歐盟駐華代表團的地鐵上，遭特務逮捕，帶下地鐵。德國外交部長未作評論，但德國駐華大使Patricia Hildegard Flor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釋放余文生。而這些惡心的海外華人們，似乎很以中國悠久的歷史爲傲，似乎德國人理解不了古老中國的“深意”，但他們到底懂些什麽呢？或許在他看來，余文生律師不過是西方國家顛覆中國政權的工具吧？而余文生律師正是為這樣愚昧的同胞爭取自由而選擇犧牲他自己。或許他的同胞會對他説：“我不要你用生命給我們爭取的自由，我們只需要强國，我們只需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前幾天，一位漢堡的中國同胞給我送來一本《莽莽》，她很細心地用文件夾包好這本書，見我索珠還匵，要把文件夾還給她，她面露難色。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一本在中國地鐵站裏隨便發的那種廣告小冊子，有多少人爲了編輯這一本無審查的中文雜志，家人遭到威脅？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正是這一種代價才顯出自由的可貴。在深夜裏，我在德國的酒館裏閲讀《莽莽》，一字一字地讀，旁邊的人皆在說德語，我讀到淚流滿面。

NHK的記者這個月底要飛來德國采訪我，我説我的故事太單薄，我讓他們去采訪《莽莽》的編輯部。采訪我的是NHK國際新聞部的director，二村晃弘先生。我告訴他，我們要守護我們的語言與文字，不能讓他被獨裁者奪走，變成“封城”的100種別稱，變成“大白”、“合圍”與“社會面清零”。上海人在烏魯木齊中路的夜裏喊出口號，也是爲了把我們的母語，從獨裁者那裏搶回來。

《莽莽》的主編很擔心，他説：“我們目前確實遇到了困難，但我們不甘心就這樣被打倒。”我不知道NHK能不能采訪到《莽莽》，但我告訴二村記者，請他從東京帶來一些和紙，我想給他寫幾幅書法作品送他。我想寫香港國歌裏的話：“民主自由，萬世不朽”，也想寫早川先生送我的五律，以及我的和詩。我曾經做過北京大學書法協會的會長，德國有華人在這裏教書法的，但他們把漢字書法當作偉大的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與中國使館往來密切。他們早已把我絕罰在外了，因此我不能問他們買幾張宣紙、買幾塊徽墨。此時，我只能求助於即將來采訪我的NHK記者。

岳昕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共同記憶，我知道下周自由亞洲電臺發表這篇文章時，會有很多人產生共鳴。這是我們一代人的心史——心靈的歷史。裏面沒有那麽多四書五經的典故，但記載了我們這一代人對公義的追求。有美國的漢學者願意幫我將這篇文章翻譯成英語。

Reuters的記者Oliver問我時，我對他説：In 1989 we lost the war, but now it is the time that we fight again. 當我從中國逃出時，從上海到深圳的動車，緩緩經過中國東南沿海，我沉默地看著正在緩緩陷入獨裁的大地。在深圳北站的夜裏，我等待去往香港的高鐵。在香港機場的登機隊伍中，我看著編程隨想阮曉寰被捕的消息。我們流亡到這裏，是爲了守護我們的母語、我們的語言與文字，我們要用漢語漢字自由地表達，但又要與納粹化的中華民族主義鬥爭到底。我們絕不能為中華文化而感到驕傲、自豪。那麽，我們的位置在哪裏？

無論如何，我要漸漸平復我的心情。我在漢堡南郊租下了房子。這裏安靜、隱秘，傍晚時太陽在田野裏緩緩墜入地平綫。我要帶著這些問題，在這裏養貓、做飯、排隊等待政治避難、研究我喜愛的梵文與藏文，帶著我對岳昕的回憶，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