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Dispatch 丨2023年全球冲突最大赢家：美国军工复合体

2023年全球冲突最大赢家：美国军工复合体

威廉·哈通（William D. Hartung）

从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到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从以色列在加沙的大规模屠杀到苏丹的毁灭性内战，2023年的标志性特色是毁灭性冲突。今年甚至有更严重的确定无疑的风险。不过，在这场暴力、苦难和战争的雪崩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赢家: 美国军工复合体。

去年12月，拜登总统为2024年“国防”支出签署了一份价值8860亿美元的创纪录授权书，其中包括为严格意义上的五角大楼以及能源部研发核武器的工作提供的资金。再加上可能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数百亿美元紧急军事援助，这些支出今年可能首次超过9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上个月未能在国会通过的一千亿美元以上紧急军事援助方案，今年可能会以某种形式流失，同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将为特定的州和地区的“国防”项目增加数百亿美元，就像过去三年中的两年那样。

当然，在那些钱真正开始流动之前，国会必须通过2024财年拨款法案，为支出那些资金扫清道路。至撰写本文时，众议院和参议院确实已同意签署一项临时协议，批准去年12月获得授权的那8860亿美元。此类资金支出的万亿美元版本可能就在眼前。(假如以往的做法可引以为鉴的话，那么其中一半以上资金可能直接流向大大小小的企业。)

一万亿美元是一个很难处置的数字。1960年代，联邦预算只是现在的一小部分。据说，共和党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曾称：“这里十亿，那里十亿，很快你就会说到真正的钱。”不论他有没有那么干过，这句话都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国会对联邦支出的态度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毕竟，今天，十亿美元比五角大楼四舍五入时的误差还要小。国务院的预算眼下比越战高峰时期增加了数千亿美元，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他所称的“军工复合体”施加“无端影响”时的两倍多。

只提供一点比较: 仅仅是昂贵而失能 F-35战斗机一项，年度开支就超过了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全部预算。2020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五角大楼的合同价值超过了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预算的总和，其与武器相关的收入继续与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全部投入不相上下。一艘价值130亿美元的航空母舰，贵过环境保护署的年度预算。总体而言，国会每年批准的可自由支配预算中的一半以上都拨给了五角大楼，而那基本上是联邦政府除了老年医保和社会保障等强制性项目以外的所有开支。

我认为，假如这等庞大的支出，于保护国家或者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而言确实必不可少，那会是个事情。但它们更多的与分肥政治和误入歧途的“覆盖全球”军事战略有关，而不是仔细考虑实际的“防御”可能需要什么。

国会的蠢行

去年年初，拜登总统和时任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就债务上限达成了协议，批准886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之路就此开启。协议降低了国内支出水平，同时维持了政府对五角大楼的提议不变。已被赶下议长宝座的麦卡锡，早就承受右翼“自由党团”议员和他们的同路人的压力，要求他进行这一类削减。(他没有多少选择，只能同意，因为在一场历经15轮投票的议长竞选中，这个群体终究成了他险胜的关键。)

曾有的一线希望是，那些主张削减预算的议员也可能针对五角大楼膨胀的预算采取行动，而不是把所有的财政痛苦都施加到国内项目上。众议员吉姆·乔丹(Jim Jordan，俄亥俄州共和党人) 这样的著名右翼共和党人承诺，将五角大楼的开支削减“放在桌面上”，但随后只针对了军方所谓的“觉醒议程”，那个议程归结起来是，削减原计划用于打击种族主义和性骚扰，同时支持军队内部生育自由的几十亿美元。哦，等等，乔丹也针对了作为“觉醒议程”的可替代能源开发方面的支出。无论如何，他只关注该部门总预算的一小部分。

关于迫使五角大楼就范，国会外的著名共和党人表达了更强烈的意见，但他们的看法没有在国会山获得支持。例如，可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智库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负责人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在《美国保守派》杂志（American Conservative）为约束五角大楼给出了理由:

“以往，国会认可华盛顿特区的谬论，即更庞大的预算等于更强大的军队。但眼下，面对创纪录的每个家庭多达24.2万美元的债务，保守派已准备好，着手解决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同时对抗政治建制派、不负责任的联邦官僚和人脉广泛的国防承包商，为的是维持这个国家的偿债能力和安全。”

更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前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Christopher Miller）发布了一本回忆录，其中呼吁大幅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他认为：“我们可以削减一半的国防预算，但那会仍然是中国的两倍。”

但最终，这些批评对众议院的五角大楼预算辩论没有任何影响，那些辩论很快沦落为一场关于一系列有毒修正案的争斗，那些修正案攻击了军队中的生育自由、性少数人群和跨性别人士的权利。众议员科林·奥尔雷德(Colin Allred，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人)正确地谴责了那些修正案是“极端主义的可耻表现”，民主党人的全面反对则确保了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首次修订将被击败，一些最恶毒的共和党人提案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被清理。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报道和绝大多数国会辩论都集中在那些文化战争上，而不是这个国家为什么一开始就准备向五角大楼投入那么多的资金。

威胁升级与“民主兵工厂”

为五角大楼的大量新支出提出的战略理由经不起微弱的推敲，或许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一点。

在支持五角大楼实际上不受限制地获得财政部资金的意见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构成的所谓军事威胁。但正如政府监督项目（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的丹·格雷泽（Dan Grazier）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军事战略“天生就是防御性的”:

“（中国）正在进行的投入不适合外国冒险主义，而是旨在使用成本相对较低的武器抵御极其昂贵的美国武器。该国的主要军事战略是确保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尽可能远离其海岸线，中国政府称这一政策为‘积极防御’。”

当然，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可能冲突的最大引爆点是台湾。但对有关各方而言，因该岛而开战将付出惊人的代价，甚至可能升级为核对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推演发现，尽管美国确实可以“赢得”一场保卫台湾免受中国两栖攻击的战争，但那将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美国及其盟友损失了数十艘船只、数百架飞机和数万名军人”，它报告说。“台湾经济遭受了重创。此外，高额损失在很多年里伤害到美国的全球地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核对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没有将其纳入评估)将是一场规模几乎无法想象的一级灾难。

防范中国未来入侵台湾的最佳路径是恢复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即呼吁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地位问题，也呼吁美国放弃支持台湾正式独立。换句话说，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增加五角大楼“赢得”一场战争的预算，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五角大楼预算增加的第二个主要动因，据称是因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亿美元武器装备(包括美国库存短缺的炮弹和导弹)，导致这个国家的武器制造基础蒙受了压力。根据五角大楼和军火行业的说法，解决方案是进一步壮大本已庞大的军工复合体，以生产足够的武器供应乌克兰(现在还包括以色列) ，同时获得足够的武器系统，为未来与中国的战争做准备。

这一论调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并不能证明美国军火工业有理由永久扩张。事实上，向基辅提供这种援助，必须辅以一项现已不见踪影，旨在避免爆发一场持续时间甚至更长、更艰苦的战争的外交战略。

其次，与中国开战所需武器的种类，很大程度上不同于那些与在乌克兰的陆地作战有关的武器，因此，向乌克兰输送的武器和为与中国可能爆发的一场战争做好准备几乎没有关系。而不论如何，华盛顿都应致力于预防而不是准备与中国开战。

军事化外交政策的灾难性代价

在投入更多的税款建设一个不断壮大的军权国家（garrison state）之前，理应加以严肃讨论的是当前全球环境下的美国军事战略。事实上，只是购买更多的炸弹、导弹、无人机和下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的武器并不是一种战略，尽管那是军工复合体的福音，也是在怂恿破坏稳定的新的军备竞赛。

不幸的是，无论是国会还是拜登政府似乎都不打算认真考虑一种强调在外交和经济手段而非武力或武力威胁方面进行投入的进路。考虑到这个国家本世纪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昂贵失败 (花费了数万亿美元) 造成数十万平民伤亡，并导致数量惊人的美国退伍军人在身体和心理方面伤痕累累(如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所广泛记录的那样) ，你可能会认为，使用你上缴的美元税款的某种不同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但你没有这样的运气。

包括众议员马克·波坎(Mark Pocan，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和芭芭拉·李(Barbara Lee，加州民主党人)在内，国会中确实有一些声音呼吁五角大楼保持克制，他们提议削减国防部一千亿美元的预算，作为迈向一种更均衡国家安全政策的第一步。但这些努力必须克服一种不友好的政治环境，这个国家面对的那些被没完没了夸大的军事威胁，以及军火工业的政治力量，加上它在华盛顿的盟友，共同造就了这样的政治环境。当然，那些盟友包括总统拜登。他称美国为“民主兵工厂”，努力推动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武器援助。他正吹嘘投资于选举摇摆州公司武器生产的潜在好处，这与前任特朗普没有不用。

遗憾的是，向军火工业投入更多资金，牺牲了未来对短期经济收益的需求，那些收益实际上也不高。假如那些资金用于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建设更具韧性的基础设施，改进科学和技术教育，建设更加稳健的公共卫生体系，我们将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不同的世界。那些举措理当是任何意义上的美国经济复苏的支柱，而不是武器开发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过于温和的连带后果。尽管自1980年代以来投入的资金大幅增加，但军火制造业的实际就业人数事实上已从300万人骤降至110万人：请注意，数字来自军火行业最大的贸易协会。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是在军工行业运作的成员最多的工会之一，它已意识到这一现实，并成立了一个公正过渡委员会（Just Transition Committee）。正如《国家》周刊（Nation）的斯宾塞·阿克曼（Spencer Ackerman）指出的那样，该委员会旨在“审视雇佣了数千名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会员并主导全球武器贸易的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规模、范围和影响。”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9A 地区代表了纽约、新英格兰和波多黎各的5万名在职和退休工人，该地区负责人布兰登·曼西拉(Brandon Mancilla)表示，该委员会将“考虑实现真正的公平过渡会意味着什么，公平过渡过去被称为‘和平转换’，即供职于武器和国防工业的人转入其他行业。”

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倡议同时发生的，是主要武器制造商员工加入工会的比率急剧下降 (如记者 Taylor Barnes 所记录的那样)。举两个例子: 1971年，69%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员工加入了工会，而在2022年，这一数字是19% ; 在今天的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只有4% 的员工加入了工会，这一下降反映出，大型武器制造公司有意识地将工作外包给非工会分包商和有反工会“工作权利”法律的州，同时将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作为像 F-35计划这样的跨国项目的一部分输送到海外了。国防工业的工作比其他经济部门的工作更有保障或者有更好的薪水和福利，如此神话也就到此为止了。

眼下亟需的是，展开一次严肃的全国性对话，讨论一种真正的而非建立在具备了全球军事主导地位的幻想基础上的国防战略会是什么样子。不然，已成为华盛顿预算编制精髓的外交和经济政策的过度军事化思路，可能被无休无止并灾难性地延伸到未来。放任这种事发生的代价，这个国家实际上承受不起。

（作者是设在华盛顿的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原题“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Is the Winner (Not You)”，由美国博客网站TomDispatch.com发布于2024年1月16日。主图非原文所有，超链接为原文所有，黑体字在原文中是斜体字。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