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者的恶魔化与米兔揭示的撕裂

最近刘瑜老师关于米兔的看法的文章，引起了新一轮关于米兔运动的争论。在文章中，刘瑜老师写了17点对米兔的看法，除了肯定以外，也提出了不少对米兔的批评。不少女权主义者已经撰文对刘瑜老师的文章提出反驳，甚至对17点逐一分析回应。不赘叙这些批评，但有一点似乎并未引起太多的讨论，但觉得颇为重要，所以我着重探讨。

刘瑜老师在文章的第十点提到，在她看来现在兴起的米兔运动有一种“不容置疑的‘邪恶有权男人+无辜柔弱女人’的统一故事结构”，这是她对米兔运动其中一个不满。对性侵者或性骚扰者的恶魔化形象的分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刘瑜老师的文章所引起的这一次对米兔运动的分歧的实质是什么。

性侵者的恶魔化与米兔运动

大概在刘瑜老师看来，当下米兔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指控里面，被指控的性骚扰者和性侵者，都被不加区分地描述成手握权力的邪恶之徒。如果这一观察是正确的，这种对性侵者形象恶魔化的描述对米兔运动而言或许的确是一问题。

对性侵者的恶魔化，背后所隐藏的想法正是，只有穷凶极恶的强大家伙才是性侵者。这个想法除了不加区分地将不同轻度的性骚扰和性侵混为一谈以外，将侵犯者恶魔化不过是要向我们展示一种流行的观念：你身边的男人并不是性侵者。事实上，正如刘瑜老师所说，性侵者千差万别，根本没有一个普遍的形象。只要做出性侵的行为，那就是性侵者。然而，这种恶魔化的形象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就是为性侵犯暗中的男性施暴者提供脱罪的辩护。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辩护正是，某人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造成这些行为的，是被酒精影响了，被对方的性感迷惑了，被对方的言语误导刺激了。这当然不等于说这些辩护都是完全无效的，但这样的辩护往往导致一种不对称的厌女偏见。当酒精、性感、状态成为施暴者的辩护的同时，女性受害者的同样状况却并不会为她们带来支持，反而成为她们的责任。流行的观念常常去质疑，案件发生的时候，受害者衣着和态度。如果她穿着暴露，如果她喝了酒，如果她自愿与对方独处一室，她就应该负上责任。然而，明明关键的要素是性侵者是否在受害人没有表示同意的情况下对她进行侵犯。恶魔化性侵者的形象，使得我们不恰当地将责任转移到受害者身上，对那些形象甚好的性侵者的行为视若无睹。

然而，对性侵者形象的恶魔化，似乎并非如刘瑜老师所言是米兔运动中不可置疑的统一叙事。相反，米兔运动正正是要打破这种恶魔化的形象。从米兔运动的实际发展可以看到，参与者通过表示“我也一样”对性侵者进行的指控，正好表明，性侵犯和性骚扰弥漫在我们的周围，性侵者并不是单一的邪恶的形象。他们可能是德高望重的教授，可能是充满艺术气质的主持人，可能是传播理念的作者，可能是热情投入的公益人。他们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上司，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朋友。米兔运动中有效指控的对象，从来都不是不可置疑的邪恶坏人形象，而是我们熟悉的身边人。

正是对身边人的形象的信任，米兔运动展示出的性侵犯性骚扰的普遍才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与其说米兔运动统一将性侵者描述为邪恶之人，不如说受害者惊讶于身边的好人、熟人、名人竟然也会犯下这些罪。她们的指控描述中，都写到当罪发生的时候受害者的诧异和不敢相信。米兔运动的意义之一，就是破除这种将性侵者的恶魔化的观念。

米兔揭示的撕裂

刘瑜老师跟参与者对米兔运动截然相反的观察，或者往大的说，当下对米兔运动评价的撕裂，不只停留在对性侵者的恶魔化。当下的所谓撕裂，更体现在双方如何看待女性受害者上。

刘瑜老师的批评，更强调的是她认为米兔运动刻意将所有女性受害者都描述为无辜柔弱的想象，与性侵者邪恶形象相对。大概在她看来，米兔运动中描绘的女性受害者形象，往往忽略了女性本可以“大声、清晰、及时地说不”的能力。同样地，女性也有选择去追求温情，选择着装施放信号的能力。这意味着，米兔运动实际上低估了女性在这些性侵犯性骚扰事件中所应负的责任。女性也参与形成矮化女性的文化，有所选择地“顺从”于这个性别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助长一种‘不就是玩玩吗’的性文化”。

厚道地理解刘瑜老师的立场，在对米兔运动表示肯定的同时，她更强调的或许是在反性侵反性骚扰的运动中，我们不应该忘记女性的个人自主和个人责任。正如Moira Donegan在分析米兔运动时所说，这其实是一种颇有传统的想法。既然在性骚扰性侵中女性也需要多少负上个人责任，那么女性同样可以通过个体的赋权，避免和消除这些性骚扰和性侵。当女性能够获得更强的力量，改变对例如“玩玩”的性文化的观念，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她们就能破除由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性压迫。

这种厚道的理解可以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刘瑜老师着重指出“女权主义强调女性的力量、自主性、勇气”。或许对米兔的批评，实质上是刘瑜老师提出面对性骚扰性侵犯的一种她认为更有效的方案，而不是胡乱地指责受害者？

然而细想下来，这种方案真的更有效吗？通过赋予女性更多的个人自由、改变个人观念来面对性骚扰性侵犯，这样一种Lean In式的进路，往往忽略了所面对的性骚扰性侵犯现象，实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性压迫。米兔运动的蓬勃，正好表明这种压迫不仅仅只是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侵犯，而是女性作为女性本身所需要普遍面对的不正义。从女学生到女作家再到女律师，她们之所以被性骚扰性侵犯，正是因为她们作为女性的身份。单单希望进行个体的赋权，无法对付系统性的不正义，反而更像是独善其身的自保，无视性骚扰性侵犯的“罪”普遍而且平常，不愿意去共情其他受害者的痛苦。

通过表明“我也一样”来对抗这种针对女性身份整体的普遍性压迫，米兔运动更强调的是女性的团结，将反对不正义的责任放在作为集体的所有人身上。性骚扰性侵犯等等压迫，并非个人的事，而是我们的事。团结是米兔运动的潜台词。

可能刘瑜老师会对团结感到不适，因为团结给人的印象就是立场先行。因为身份相同而进行的团结，初看起来像是一群人对抗另一群人的恶斗。不过，正如我在《美国的分裂，身份政治需要背锅？》中尝试论证，基于身份的运动并不必然需要预设立场理论，认为某一身份等同于某一必然为真的立场，我们需要坚持这种立场。同样，米兔运动也不需要预设立场理论。米兔运动的参与者在诉说被性骚扰性侵犯的不同经历时，也可以通过共同承诺，承担反对这种性压迫的责任团结在一起。

刘瑜老师的解决方案也低估了个人在能够做选择时所需要的条件。为什么她不“大声，清晰，及时地说不”？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那么轻易地因为上司的毛手毛脚而牺牲掉唯一能够糊口的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地摆脱作为学生的稚气与天真，更不要说那些说了不但仍然被骚扰的受害人了。“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选择余地的”，前提是能够做出选择所需要的条件对她来说并不奢侈。

米兔运动的意义

由此可见，米兔运动的最大意义不仅仅如刘瑜老师所言是为了让男人补课尊重，让女人补课自我保护。米兔向我们指出，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还有责任去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共情她们的痛苦，不然这种普遍而平凡的“恶”是无法被消除，更不是我补补尊重，你补补自我保护就能做到的。

本文首发于 新媒体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