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wn

无业中年男人,非虚构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爱好者。

不知死活的写作|一次共进晚餐的描述

 (編輯過)
写作不能变现很糟糕,一个不能挣钱的男人,活该被扫地出门,哪还有脸占据有限的家居空间,从事没有任何正当性的写作。

前情提要

Frank 是我交往了五年的朋友,将于今年六月毕业的大四学生。2017年11月,我们通过“襄阳英语角”认识,那时 Frank 正在休学,因为讨厌自己所学的机械工程专业,他申请休学两年,自学英语。休学期间 Frank 继续呆在学校,潜心钻研英语学习方法,他曾数次参加雅思考试,不为出国留学,只为检验和证明自己的英语水平,从而取得在同学面前炫耀的资本—Frank 自己这么说的,我没在背后说他坏话。2019年夏天,Frank 在校外某英语培训机构兼职,教少儿英语,挣了一笔钱,又很快花光。同年秋天,Frank 结束休学,转入英语系读大二。2020年暑假,Frank 在一家服务于高考落榜生的教育机构做兼职,帮忙招生,碰巧和我住得很近,我们经常见面。2021年 Frank 忙着考研,很少离开学校,临近考试的时候我去拜访过他一次。我和 Frank 上次见面是2022年三月初,他返校第一天,从北京带了一份特产给我。Frank 的父母在北京做生意,寒假和春节他在北京度过,因为疫情推迟两周返校。


1

五一长假第三天(5月2日),我一个人在家。出门吃早餐时,已经过了上午十点,我正准备进电梯,突然接到 Frank 的微信语音电话,我有些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我右手拎着垃圾袋,左手边接电话边按电梯,动作难度不大,但我比较抗拒在密闭的电梯间聊天,既泄露隐私,又影响别人。好在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得以无所顾忌地和 Frank 聊天,太投入,竟然忘了扔垃圾,我拎着垃圾袋一直走出小区。

保安用方言对我说:“把口罩戴好!”像温馨提示,也像命令。

我说:“为什么要戴口罩?”

保安没说话,我追问:“是社区的命令吗?”保安说是的。

“他们太过份了!”我头脑一热,涉嫌犯罪的言论脱口而出。

难道不过份吗?这个城市属于低风险地区,没有一个病例,出入自家小区为何要戴口罩?今天要求戴口罩,明天还不知道要干嘛,我必须寸土必争,毫不退让。已经被逼到墙角,不能再退了。

保安立刻回怼我:“一点也不过份!”

我安静地走开了,保安不是我的目标,和他纠缠没有意义,我已借机表明立场和态度,社区能听到最好,我真理在握,不怕他们。

我和 Frank 恢复聊天,又猛然意识到手里还拎着垃圾,就匆忙挂断电话,寻找附近的垃圾桶。

Frank 邀请我去他们学校玩,他请我吃饭,作为他的忘年交(我比他大19岁),我没理由不答应,便约好和他共进晚餐。


2

我在还建小区门口的“老谢面馆”吃早餐,面条非常辣,我吃得狼狈不堪,不禁反思自己的不良饮食习惯,想起母亲的危言耸听:“南园村好多人得癌症去世,就是因为这种面条吃多了!”(南园村是枣阳光武市场背后的大型城中村,现已拆除。)

上午十一点,我回到家里,开始阅读美国作家 Joan Didion 的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她的同名非虚构作品集里篇幅最长、份量最重的文章。如果不是和 Frank 见面,今天我或许可以读完它,经历了两天前的用眼过度,我的视力有所恢复,又可以阅读和写作。

四月最后一天,因为急于收割流量,我在微信公众号和 Matters 同时发布根据聊天记录整理而成的文章“一场关于写作的对话”,长时间盯着手机和 iPad 屏幕,视力濒临衰竭,第二天我没敢再用眼。

五一那天下午,我步行去华润燃气营业厅缴费,再步行回家,往返一个多小时,一直戴着耳机听 Joan Didion 的访谈节目。她去年冬天去世,对她最好的纪念是阅读她的作品,或通过视频感受她的音容。Joan Didion 是一个美丽、时尚的女人,关于她的影像资料很多,我见过她三十岁、六十岁和八十岁的样子。她的书我还没来得及读,只读过《巴黎评论》对她的访谈,还有《纽约客》上面她的一篇谈海明威的文章:Last Words—Those Hemingway wrote, and those he didn’t,她深受海明威的影响。当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的沙发上听完了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可是没什么感觉。我还不太习惯听书,一万多英文字的文学作品,阅读大概需要五个小时,而匀速朗读的音频时长才八十分钟,“听”起来更高效、省时,前提是能适应朗读的节奏,母语如果不是英文,会很难适应。

三十多岁的 Joan Didion,照片来自网络

我想起去年夏天去世的 Janet Malcolm,和 Joan Didion 齐名的美国女作家,她的书我读了三本,有望写一篇数千字的阅读心得文。Janet Malcolm 和 Joan Didion 都生于1930年代,在中国知名度更高的 Susan Sontag 也是三零后,她2004年因病去世。

北美地区三零后著名女作家似乎特别多,我知道的还有 Alice Munro、Joyce Carol Oates 和 Margaret Atwood,她们都还健在,Joyce Carol Oates 在推特上非常活跃,我偶尔关注她的动态。

最高龄的当属 Cynthia Ozick,她生于1928年,今年94岁了,我给女儿取的英文名也叫 Cynthia。


3

对于和 Frank 共进晚餐,我其实有些犹豫,原因包括:

1)学校远离市区,坐公交车来回四十公里比较辛苦;

2)我不想中断正在进行的阅读;

3)我并不急于和 Frank 见面,前几天我和他在微信上聊过,对他的近况略知一二;

4)我们的共同语言不多。Frank 的兴趣范围狭窄,且飘忽不定,他看上去喜欢过英语,曾对金融和理财感兴趣,还一度迷恋算命,随身携带命理学书籍。说不出他有什么真正的爱好(除了女生),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他对文学、政治、体育和音乐的兴趣寡淡,几乎不读和考试无关的书。他只对成功本身感兴趣,休学期间他曾研读成功学专著,渴望成为“牛人”—在什么领域则无所谓;

5)学校在疫情期间实施封闭式管理,我可能需要翻墙进校园。

当然,我赴约的理由也很充分,简述如下:

1)我很重视和 Frank 的友情,共进晚餐有助于维系和增进友情;

2)我是一个孤独的中年男人,缺乏社交,如果不和 Frank 见面,那天我都没机会开口说话;

3)尽管我和 Frank 不用英语聊天—这背离了加入英语角的初衷,但有机会说中文我已经很开心,至少我的母语不会退化;

4)有机会和 Frank 聊女人/女生,就情感问题交换意见;

5)可以和他分享隐私,吐露见不得光的事。


4

下午四点,我出门赴约,乘坐9路公交抵达人民广场,再换乘前往学校的512路公交。

512路是软座,我在倒数第二排,乘客不多,车内比较安静,我继续阅读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坐我前面两排的一位女士突然开始大声打电话,干扰了我的阅读,我戴上耳机,她喋喋不休的声音还是往我耳朵里钻。我放弃阅读,合上 Kindle 发了一会呆,终于还是忍不住发作,一拳头狠狠地砸在车窗玻璃上,前排乘客扭头看了我一眼。打电话的女士在中途下车,车内变得安静,但我的阅读已无法恢复。

我在学校门口见到 Frank,坐他的电动车(我借给他的)进入校园,他找关系办理了特别通行证,享有绝大多数同学无法企及的出入自由。

校园里新开了一家“中百罗森”便利店,门口有两套带遮阳伞的桌椅,我们占据一张桌子开始闲聊。便利店位于老校区的繁华路段,人流如织,进入五月,女生纷纷穿上夏装,形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Frank 看得目不暇接。

我问他:“要是现在坐在你身边的是你女朋友,你还会这样吗?”

“当然不会!”他笑着回答。

他无法集中精力和我聊天,我也不再积极地发起对话。

五月是最好的季节,温湿度都刚刚好,学校依山而建,放眼望去都是绿色,视线正前方是古隆中风景区,我用手机拍下山顶的亭子。下午六点的阳光让校园笼罩了一层金色,我应该感谢 Frank,因为他的邀请,我才有机会置身美如画的大学校园,看风景就够了,聊天或许是多余的。

2022年5月2日下午六点的襄阳古隆中

5

晚餐定在七点,在校外(学校围墙外面)的一个农家餐厅,Frank 说那里很实惠,他的女朋友 Misa 到时候也会过去。我们三个人一起吃过好几次饭,去过一次咖啡馆,Misa 不喝咖啡,记得那次她要了一份生牛乳。

时间还很充裕,我和 Frank 离开中百罗森,骑电动车到了新校区。Frank 去邮局拿快递,几个女生蹲在路边,好像有东西掉进下水道里,他问她们是否需要帮忙。她们不用别人帮忙,一个女生很厉害,我看见她掰开下水道的过滤板,把手伸下去捞东西。

“你是不是喜欢其中哪个女生,想接近她?”我问 Frank。

他说:“怎么可能?我有女朋友。”

我的问题的确比较无聊,Frank 有一些可贵的特质,如性格外向、热心肠,我不该庸俗地解读他主动伸出援手的行为。

路过“悸动烧仙草”时,Frank 说他们班有几个会花钱的女生经常来喝奶茶。我不以为然地说:“喝奶茶也叫会花钱啊,她们不喝咖啡吗?”他说大学生不喝咖啡,至少他们学校是这样。我觉得不可思议,一所在校学生几万人的大学,竟没有一家像样的咖啡馆—不像样的也没有。

校外的“堕落街”曾有一家现磨咖啡馆,随着疫情爆发,校园封闭,商家纷纷关门。学校在体育场旁边临时修建了一个市场,很多商家搬到校内,接受学校统一管理,但咖啡馆似乎永久消失了。

我在“益禾堂”买了一杯烤奶,试图重温几年前我在堕落街喝过的味道。我想请 Frank 喝奶茶,被他婉拒,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我终年无业,消费一杯奶茶也捉襟见肘。

益禾堂门前摆了几套食堂里的那种连体桌椅,我们没有入座的欲望,就站在路边聊天。大四下学期,Frank 开始在校外租房,他准备继续考研—俗称“二战”。他房东的儿子是厨师,35岁还单身,Frank 想把他介绍给一位毕业三年的单身学姐。

我表达了不同看法:“好像不合适吧,她会同意吗?差异太大,结了婚也不会幸福,钱不是最重要的。”

Frank 突然萌发做媒的念头,仅仅是因为看到“他未娶,她未嫁”。学姐在教培机构上班,收入不高,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眼看就要成为大龄单身女青年。房东的儿子家里有房,可以收租,还经营餐馆,条件相对好很多,足以抹平其他方面的差异。

Frank 把婚姻理解成赤裸裸的交易,不相信学姐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不知道该说他单纯,还是世故。他早已摒弃成功学那一套,变得务实了很多,起初他准备报考金融专业的研究生,后来觉得难度太大,改成教育学。考研失败后,他再次调整目标,决定降低难度,报考本校的社会管理专业—导师是他的远房亲戚。


6

不到七点,我和 Frank 抵达农家餐厅,原来餐厅老板就是他的房东,一位淳朴的村民,大约六十岁。餐厅离公交停车场不远,在一排商铺的最末端,疫情爆发前,这里的客流量也不错—尽管不像堕落街那么繁华,如今则格外冷清,算上我们只有两桌客人。

过了一会,Misa 骑着电动车来到餐厅,和 Frank 并排坐下。我们让她点菜,她和 Frank 共同研究菜谱,点了一个火锅。

我上次见到 Misa 也是今年三月初,她陪同 Frank 给朋友送礼,在闹市区的一个公交车站,我礼节性地和 Misa 寒暄,聊到刚刚爆发的俄乌战争。我问她:“你和你的同学是不是都支持俄罗斯?是辅导员让你们支持的吧?”Misa 显然被冒犯,不客气地说:“我们都有自己的三观好吧,你读的那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不一定是真的。”

火锅要等一会才上桌,我照例和 Misa 寒暄,她似乎忘了上次被我冒犯,聊天进展顺利。Misa 考研也失败了,开始准备二战,专业从教育学变成“农村发展”。我们谈到疫情,这学期校方的管控力度升级,规定“非必要不离校”,开学以来,除了去定点的单位实习,她和 Frank 几乎没离开过学校。

我问 Misa 被困在校园的感觉如何,是否有学生抗议自由被剥夺。她表示呆在学校挺好,学校什么都有,她并未感觉失去自由。我说新的病毒变种毒性降低,和流感差不多,很多国家已经放开了。

Misa 说:“是真的吗?外媒的报道不一定是真的。”

Frank 发话了:“我们还是聊其他的,不聊政治。”

他知道政治话题(疫情其实更多是公共卫生和科学话题)风险很大,聊不好会破坏晚餐氛围。他们都清楚我的立场,认为我已经被西方媒体和英语读物洗脑,观点偏激。

我说:“好吧,不聊政治,可以聊 Julia 吗?”

我的语气有些漫不经心,但是“Julia”这个名字像晴天霹雳,餐桌上的空气瞬间凝固了。Misa 的脸色骤变,她问我:“你怎么知道 Julia?”没等我回答,她又冲 Frank 说:“他怎么知道 Julia?你们到底聊过什么?”

Frank 没说话,他的表情很复杂,包含了尴尬、震惊、愤怒和惶恐不安,我知道我又闯祸了。

Julia 是 Frank 的异性朋友,也在这所大学念书。上周 Misa 和 Frank 闹分手,直接原因是 Frank 和 Julia 走得太近,万幸的是,他们才分开两天便和好如初,Frank 承诺和 Julia 保持距离。

我对 Misa 说:“分手那天 Frank 很难过,发微信向我倾诉,我才知道有 Julia 这个人。现在事情过去了,要向前看,Frank 很在乎你。”

我试图力挽狂澜,帮 Frank 开脱,但我的话语苍白无力,欲盖弥彰。

Misa 想查看我和 Frank 的聊天记录,我展示了 Julia 的照片—她和另一个男人的合影。Misa 想看更多内容,我谎称只保留了照片,其他内容已删除。

她坐在那里生气,不再说话。

Frank 突然冲 Misa 发火:“每次你都这样!今天真倒霉,祸不单行。”他同时也埋怨我:“看我以后还会不会请你吃饭。”

Frank 兼职工作过的那家教育机构倒闭了,他被拖欠了两年的工资,还有垫付的费用,都确定无法要到,这是他今天遭遇的另一桩倒霉事。

我不擅长说服别人,相关词语特别贫乏,我重复对 Misa 说:“向前看,Frank 很在乎你。”

她不为所动,一句话也不说。

我开始手足无措,专门为我准备的晚餐,看上去要毁在我手里。有那么一刻,我内心开始动摇,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放弃晚餐,乘公交车原路返回。刚才我喝了一大杯烤奶,不觉得饿。

我弱弱地问:“晚餐还吃吗?”


7

最坏的结果当然没有发生,短暂地静默后,我和 Frank 恢复聊天,Misa 也逐渐加入对话,当厨师亲自将火锅端上桌时,刚才的不快已被我们抛至脑后。

我并不后悔自己突然提到 Julia,虽然几乎毁了一顿美妙的晚餐。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Misa 借题发挥,提醒 Frank“我很在乎你”,Frank 的临场表现—最真实的反应—也彰显了他对 Misa 的在乎,我真的好羡慕他们彼此在乎的样子。他们的感情再次经受住考验,从此更加牢不可破(Invulnerable)。

为什么不可以聊 Julia?为什么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Frank 邀请我共进晚餐,很大程度上,难道不是为了庆祝失而复得的爱情?作为焦点人物,Julia 为什么不能被谈论?

接下来没人再提 Julia,其实蛮遗憾的。

火锅份量很足,够五个人吃,我却没有什么食欲,吃得很少,我对食物的兴趣越来越寡淡。不能聊政治,也不许聊 Julia,餐桌上的对话有些索然无味,Frank 提议我分享自己的情感故事,为晚餐助兴,我说你不是都知道吗,你没分享给 Misa 啊?Frank 摇摇头,Misa 也趁机附和,鼓励我大胆地讲。

我的情感故事讲到一半时,另一桌客人离开了,餐厅突然安静下来。我看了看四周,老板开始收拾残局,厨师正在外面的烧烤摊上忙碌,没人说话的餐厅安静得可怕,我不敢再讲了,那些事毕竟见不得光。

“可以用英文接着讲吗?”我想到一个替代方案。

Misa 说可以,Frank 却表示反对:“还是用中文吧,老板听见了也没事的。”

Frank 休学那两年,还能偶尔用英语和我聊,后来他似乎丧失了说英语的欲望。我觉得他并未真正学会用英语表达,他对我的口语评价也不高,喜欢无限放大我发音的瑕疵。

不管怎样,我获得一次难得的练习口语的机会,磕磕绊绊地用英文讲完见不得光的故事,Misa 听得很认真,她也说起英文,和我确认故事的一些细节。

晚餐持续到九点,最后我们实在吃不下了,这应该是我近年来吃过的最实惠的火锅。Frank 将剩下的食物打包,作为他和 Misa 第二天的午餐。

我搭乘512路公交返回市区,乘客很少,没有人说话。我从背包里取出 Kindle,尝试推进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的阅读,但效果不佳,车内昏暗的灯光限制了我的阅读。或者不能怪灯光—我总是喜欢找借口,是我心不在焉,眼睛盯着 Kindle,脑子里却想着“鲜活的日记”。

这次难得的和朋友共进晚餐,我得及时用文字记录下来,阅读计划要暂时搁置了。


后记

本来我打算写一篇鲜活的日记,用一千字记录2022年5月2日我如何与 Frank 共进晚餐,最多两天写完。可是写着写着我的野心就开始膨胀,明明天赋一般,却总是管不住野心,这或许是我全部人生悲剧的根源。

在内心深处,我是抗拒写日记的,总是幻想“更有份量”的作品。一千字怎么行?最好是五千字或八千字,最好是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全景式、史诗般呈现我和 Frank 五年来的交往,重温襄阳英语角的人和事。如此庞大的写作计划,日记这种形式怎么承载?

看到了吧,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

鲜活的日记早已泡汤,共进晚餐的故事写了将近六千字,耗时两周。我的写作速度越来越慢,除去天赋的限制,我还面临一些足以杀死写作的不利条件,如不被家人理解和支持(因为写作不能变现)、缺乏场地等。我狭小的卧室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客厅又不能完全由我支配,对于写作而言,家早已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

不能变现很糟糕,一个不能挣钱的男人,活该被扫地出门,哪还有脸占据有限的家居空间,从事没有任何正当性的写作。

夹缝里生存的书桌

我在英语角认识的另一个朋友 Tim 就毫不客气地说:“问问你自己,到底为什么写作?我看你自己都不清楚。”

我和 Tim 比较密切地交往了三年,他比我大两岁,和我一样终年无业,不过他早些年投资了几处商铺,靠收租即可衣食无忧。Tim 唯一的爱好是打乒乓球,每天上午去全民健身中心的免费乒乓球馆打卡。他自学了十年英语,练过书法,因为不能变现,全都放弃了,只有乒乓球还在坚持。

Tim 认为,写作和乒乓球都是业余爱好,不分高低贵贱,“你喜欢写作,我喜欢打乒乓球,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Tim 完全不能理解我仅凭微薄的存款硬撑着写的疯狂行为,他说:“根据我对你的观察,你一定是深藏不露的富豪。”他搜索自己有限的词汇库生造了一个英文单词—CashKing,每次见面他都这样叫我,让我哭笑不得。

他当然知道我并非 CashKing,我只是不知死活,他不便当面指出。


2022年5月16日晚上十点半定稿于“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昏黄的路灯下

茁壮成长的地下文学-《后綴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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