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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 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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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按:前段时间想在微信公号上推送这篇张维迎的文章,结果推送不了。今天在微信群里和同学们聊起了共同富裕这个话题,又想起了这篇文章。于是便分享到这里来。


张维迎: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

捍卫市场经济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可能有各种答案。我的答案是: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

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捍卫?

首先,特权阶层、既得利益者不喜欢自由竞争。人类在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都是特权社会、阶级社会,每个人的身份是出生时就注定的,每个人都过着自己阶级的生活,下层阶级也不会嫉妒上层阶级,因为“命”该如此。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是一个虽有阶层但没有阶级的社会,它给每个人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拒绝特权。市场经济不断洗牌,没有人能不劳而获,也没有人命中注定受穷。它可以使出身贫寒的穷光蛋变成富翁,也可以使继承万贯家产的富翁变成穷光蛋。所以,有特权的人,或者喜欢特权的人,或者想通过特权获得利益的人,就不愿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即使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暂时优势的企业,也有动机编造出各种理由要求政府干预市场,试图借助政府的力量变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权保护自己,排斥竞争对手。如早年的英国铁路公司和邮政马车公司向议会请愿立法限制蒸汽车,理由是蒸汽车不安全;最近一些国家的出租车公司试图通过立法阻止网约车,理由仍然是网约车不安全;一些新能源汽车公司游说政府给予补贴,甚至呼吁立法禁止燃油车,理由是燃油车污染环境;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反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力量,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

市场经济需要捍卫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的“无知”。我用“无知”这个词,没有感情倾向,而是要强调人类认知的局限性。

市场经济如同生命体一样,是自发形成的复杂秩序,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没有设计师。由于人类本身的不完美,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但人类有理想主义情结,乌托邦总是令人着迷。当人们把现实的市场经济与理想化的乌托邦社会相比较时,看到的总是它的问题,而不是它的优点。哈耶克批评的基于简单系统(如物理现象)的“科学主义”思维,把科学知识当作唯一的知识,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的力量,也误导了人们对市场的理解。这就形成了普遍的反市场心态,知识分子尤甚。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罗素在内的一大批西方知识分子都是反市场的。缺乏经济学知识也不是反市场的唯一原因。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即便像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不能真正理解市场,因而成为反市场的急先锋。特别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毛病。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人们的无知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由于很多人不能理性看待社会出现的问题,就给那些哗众取宠的人提供了机会。这些人批评市场经济,不一定是他们骨子里认为市场经济对大众不好,而是他们知道,嫉妒之心,人皆有之,指责市场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污名化富人,可以得到公众的喝彩和拥护。这样的人可能是所谓的“学者”,也可能是谋求权力的政治家。西方一些左派政客为了拉选票,迎合民粹主义,向人们许诺免费午餐,把企业家当作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提出各种各样反市场经济的口号和政策。渴望免费午餐,这是人性使然,但经济学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免费午餐!

从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奇迹

要讲市场经济对人类的贡献,就要回顾历史。根据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开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6600国际元。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如果把德隆的数据画在坐标图上,可以看到,从250万年前至今,在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是一条水平线,但在过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无论是所谓的西欧衍生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西欧国家本身,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抑或是后起的日本,经济增长都发生在过去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40年。仅仅数字还不能说明所有问题。

我们的祖辈,也就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普通中国人,甚至40年前的中国农民,能够消费的东西,和秦汉隋唐时期没多少区别,甚至还不如宋代。在欧洲也一样,一个普通英国人在1800年时能消费的东西,古罗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罗马人比他们享受得更多。而我们今天能消费的东西,是100年前的人无法想象的。生活的改善大大延长了人的寿命。1820年的时候,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是26岁,与古罗马时代差不多,到2002年变成了67岁。现在,中国人均寿命预期达到了77岁。或许,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端是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和长寿时代的出现。有些年轻人不了解历史,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粮票是1994年废止的。在票证废除之前,去粮店买粮食要有粮票,买油要有油票,买布要有布票。四十年前,中国一个处级干部的月工资是60多元,那时候一斤鸡蛋是6毛多,也就是说,一个处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100来斤鸡蛋。现在,北京一个保姆的月工资大概是5500元左右,可以买1000斤鸡蛋,每天吃10个,两年都吃不完。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干一天活挣的工分值两毛钱,价值相当于半斤白面。现在我的老家,一个没有任何技能、只上过小学或初中的人去打工,一天的工钱是150元,可以买将近100斤白面。

为什么人类的奇迹在过去的250年里出现,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在过去的40年里出现?是不是人变得更聪明了,比过去的人智慧更高了?当然不是。人类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没有太大的进步。今天的中国人再聪明,我相信没有几个能超过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一样,人类的智力在过去几千年里没有太大的变化。

难道是资源变多了?也不是。我们生活的地球,还是原来那个地球,资源不仅没有变多,相反,与土地相联系的自然资源还在慢慢减少。那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我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英国在200多年前开始搞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经济开始起飞。中国在4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飞跃。人们通常认为,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问题是,是什么推动了技术进步?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的技术很快商业化,惠及普通大众。古代社会也有一些技术发明,但这些发明很少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因为它们不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产生的,很难商业化。聪明人靠灵感想象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合作可以创造价值,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条基本原理。市场经济下的合作,不是简单的像人民公社一样,所有的人在一起,干同样的活,而是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然后相互交易。分工和专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推动技术进步;交易使每个人各得所需。因为没有好处就没有人愿意交易,市场经济一定是正和博弈,不是零和博弈。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只限于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个村的人,或者同一个教堂的人之间进行合作,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而人类今天的合作,不仅超越血缘、亲缘,而且超越地区、超越国界,走向全球。今天你所消费的商品,99.9%的生产者你不认识;一个企业的产品卖出去了,买产品的绝大部分消费者,生产者也不认识。哈耶克把这称为“扩展的秩序”。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要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信任。如果买者不信任卖者,前者不敢买后者的东西,后者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专业化对他就没有好处。结果,每个人只好自己给自己生产,那就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所以,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往往是由于人们只知道前一个因素,而没有看到后一个因素的作用,所以认为市场上一定充满欺诈。而实际上,我们看到,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注重自己的信用。企业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建立良好的声誉。如果企业的声誉不好,没有人信赖它,就会被淘汰。

利润就是让老板承担责任

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重点谈三个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中国有14亿人,如果每个人都生产自己的商品,到市场上去卖,谁能信得过谁?换一种说法,如果把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商标都去掉,你敢买什么东西?可能敢买土豆、大米、水果这些最简单的商品。像汽车、电脑、矿泉水、投影仪这些质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别的东西,你敢买吗?不敢!市场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买。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14亿人分成了不同的组,比如说分成30个组,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陕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这个分组之后,我们不认识每个人,但我们知道这是山东人,那是广东人,就可以做出某种责任归属,如果被骗了,至少知道究竟是山东人骗了我,还是广东人骗了我。

企业就类似社会的分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一个名字(商号),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他,或者他这次骗了我,我下次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这样,当生产活动以企业的面目出现时,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

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比如一个企业由一万个人组成,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个企业每年的收入是1个亿,一万个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果可能是谁都不负责任,企业就没有了可用于分配的收入。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工资),即,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作业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一个月的工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拿的是利润,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雇员?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责任,这就叫雇员。什么叫老板?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就要求获得销售收入,也不能因为自己亏损就把雇员告上法庭;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如果老板拒绝支付他的工资,他可以将老板告上法庭。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利润是企业收入扣除工资等成本后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拿利润的人,必须承担风险,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任何一个员工犯了错误,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老板。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了错误,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或者电池爆炸了,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所以我说,利润是一种责任制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市场上才有信任。

市场经济中的富人是消费者用货币投票选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成为拿利润的企业家,而另有些人成为拿工资的雇员?这是由人与人之间企业家能力的差异决定的。市场经济中,任何人都有选择做企业家或当雇员的自由,没有任何歧视性规定张三可以做企业家,李四只能当雇员。但竞争的结果是,只有企业家能力足够高的人才会成为企业家。企业家能力,本质上就是为他人承担责任的能力。平均而言,利润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家能力的高低。但由于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再高能力的企业家,也可能亏损!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通常有多个失败的企业家。我们不能只看见那些赚了大钱的企业家,而看不见那些赔光了的企业家。任何人如果眼红企业家赚钱,那他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做企业家!他必须记住的一点是,如果没有两刷子,一定会赔得精光!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你自己说了算的制度。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要在市场上评估,买的人说了算。所以,吹牛是不管用的。任何人如果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当两个企业竞争,我们说某一个企业更有优势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企业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即价值与价格之差)。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企业家赚的是消费者的钱,似乎消费者被企业家剥削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竞争的市场上,如果没有特权,利润只能来自企业家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消费者不会愿意为价值10元的东西支付10.01元的价格。事实上,企业家赚的钱只是他创造的财富的一小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变成了消费者剩余。比尔·盖茨的财富再多,与微软公司为人类创造的价值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家赚的钱与他(她)服务的客户数量成比例。一个只为少数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家是不可能赚大钱的,只有服务于大众市场的企业家,才可能赚大钱。因此,市场经济中的富人(企业家)是消费者用货币投票选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如果我们嫉妒某个企业家赚钱太多,那只能怪我们自己买了他(她)的产品。如果大部分消费者不再使用腾讯公司提供的产品,不再使用微信、QQ、网游,马化腾马上就会变成穷光蛋。而我们之所有不愿放弃使用腾讯公司的产品,不是因为我们愚蠢,而是因为它们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好处,我们认为物有所值。一方面心甘情愿地买他的产品,另一方面又对他赚钱愤愤不平,这是自相矛盾的!

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

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得多,因为富人有钱,即使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皇宫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是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普通人都可以有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坐奥迪车与开夏利车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坐轿子与步行之间的差距。所有新产品、新技术都是这样。外卖给普通人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微信公号让普通人可以变成自媒体人。没错,有些新成品一开始只有富人消费,被认为是奢侈品,但随着成本的下降,很快就变成了大部分人的必需品---这其实就是企业家创造这种产品的目的,富人不过是为普通人支付了新产品的研发费用而已。所以说,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至少从消费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平等了。

消费者为什么能买得起企业家生产的产品?因为企业家在产品市场上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同时,在要素市场上为消费者创造了挣取收入的机会。在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工资来自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工资。工作是谁创造的?企业家!一个社会的工作机会不是给定的,而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没有企业家,大部分人就没有了工作机会,也就没有了收入。进一步讲,工人能赚多少工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因为工人生产率的高低与企业家的能力有关。同样一个人,在能力高的企业家手下创造的价值比在能力低的企业家手下大。所以,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人数越多、能力越高,工人的工资收入就越高。这是发达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发展中国家一些精英阶层的原因,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愿意移民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我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工人是企业家养活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养活自己。但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工人的工作机会确实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这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很能说明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城市出生的人在城市仍然找不到就业机会,政府不得不把两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改革开放后,数以亿计的农村人被吸引到城市工作,有些企业还不时遇到招工难的问题。跨地区数据表明,企业家越多的地区,就业人数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资也越高。因此,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场竞争更激烈,而不是相反!消灭了企业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

市场让收入分配更公平

对于社会中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平衡现象,很多人都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

在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绝大部分人都挣扎在生存线以下,因饥荒饿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市场经济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经济活动越自由,贫困人口越少。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05年,同样是发展中国家,那些最市场导向国家的极端贫困率只有2.7%,而那些没有自由市场的国家的极端贫困率是41.5%。

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按照世界银行的新标准,中国全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社会的绝对贫困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更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是因为它为普通人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会,而在非市场经济中,这样的机会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有。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都来自社会低层群体。有特权的人可以去当兵,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创业!他们捡破烂,摆地摊,卖点瓜籽、茶水、衣服,结果反倒富裕起来。这在计划经济下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下,中国的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捡破烂的人居功至伟!

不可否认,政府和慈善组织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我们必须明白,扶贫的钱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机构给的,本质上是企业家创造出来。政府和慈善机构能做的只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转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不可能无中生有。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政府和慈善机构才有了可用于扶贫的钱。所以毫不奇怪,国际援助资金总是从市场经济国家流向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是相反;同样,中国国内的扶贫资金也是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流向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如果企业家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了,政府也就没有钱转移支付了,慈善事业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这点我们必须牢记于心。

人们在讨论收入分配差距时,经常忽略贫富之间的垂直流动,似乎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事实上,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贫富人群是流变不定的。如熊彼特所说,市场经济下,富人俱乐部就像一个豪华酒店,总是住满了人,但客人的名字总在不断变化。同样,所谓的“低收入阶层”,像一个地下旅馆,总是人满为患,但不时有人搬走,又有新人入住,而且新的入住者可能曾经是豪华酒店的贵客。

按照胡润中国富豪榜,2010年最富有的100人,10年后只有30人仍然在百人名单中,其中2010年的前20名,10年后只有3人仍然在前20名榜单上,6人甚至在百人榜上也不见踪影 。斯坦佛大学Pencavel教授的研究发现,中国1990年处于最低收入的1/5的人群,到1995年50.4%的人已经跳出最低收入阶层,其中2.1%的人进入最高收入人群,而1990年最高收入的1/5人群,在1995年只有43.9%仍然属于最高收入的人群,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这说明,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现在进入富豪榜的中国企业家,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都是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也可以预计,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用不了几年,他们中许多人不会再榜上有名。“富不过三代”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因为企业家精神是很不容易传承的。

即使不考虑垂直流动性,仅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我做过一个统计分析,以2001年为例,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这说明什么?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一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举例来说,浙江一带的人做生意的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很薄。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少数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权利、选择等。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自留地里生产的西瓜、苹果,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们拉上关系,孩子才有希望去当兵、被招工。所以,我不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更公平。

警惕“嫉妒”披上“正义”的马甲

美国学者伯恩斯坦在《财富的诞生》一书中,从经济、军事、历史制度来看现代西方的兴起,提出,现代社会经济起飞有四个条件:第一是财产权制度,第二是科学理性,第三是资本市场,第四是运输成本的降低。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人均GDP每10年翻一番,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与产权制度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尽管中国的产权制度仍然有待完善。比如农村的土地,最初农民承包土地期限就一年,农民有了生产的积极性,但没有人愿意投资,政府就将承包期延长到5年;5年比1年好,但还是没人修水利设施,于是延长到10年;还不行,没有人愿意种树,最后延长到30年。现在来看还不行,土地不能转让的话,大量的农民没法变成市民。

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也在不断地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境内外上市,短期内不一定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是长期来讲,是往正确的方向走。道路交通的建设使得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社会中还有很多问题,但要靠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与观念的改变有关。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个体户、奖金制度的出现,中国流行过“红眼病”,一些人甚至连“按劳分配”都不能接受。如果连“按劳分配”都不接受,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只能大家都过穷日子。经过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按劳分配”逐步被普遍接受了。这样,人们有了干活的积极性。再后来,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思想也被接受了,企业家利润也得到了承认。这样,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被焕发出来,中国就成为一个创业之国,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非常遗憾的是,在观念方面,我们似乎在走回头路。“红眼病”是一种嫉妒心,根植于人性中。嫉妒心就是只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如收入比自己高,长得比自己漂亮,头脑比自己聪明,身体比自己健壮,孩子上了好学校,等等,就心生怨恨,认为社会不公正,不是自己无能。嫉妒心强的人甚至不在乎自己得了多少,而是宁愿自己穷,也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富,所以最让他们幸灾乐祸的是看到富人破产,名人出丑。

嫉妒心的认识论基础是零和博弈思维,即认为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人所得必定是另一个人所失,有人变富了,一定是有人变穷了。所以满脑子零和博弈思维的人,非常热衷于阶级斗争。如果人类不能有效地抑制“红眼病”和嫉妒心,社会不可能进步。所以,“红眼病”和嫉妒心都是贬义词,圣经把嫉妒作为七宗罪之一,基于嫉妒心的行为不具有社会正当性,在公开场合,人们总是尽量掩盖或否定自己的嫉妒心。麻烦在于,在一些西方左派人士的努力下,“嫉妒”现在披上了“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的马甲,取得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很容易蛊惑大众,使得一些根植于嫉妒心的政策主张可以在“公平”“正义”的名义下大行其道。这些政策主张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财富的创造转向财富的分配,一定会伤害那些本来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富起来的人,而这些人正是政策主张者号称要帮助的人。这就回到本文一开始讲的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因为市场经济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

计划经济是少数知识分子设计、然后靠强权从上到下强加给社会的,所以一定有人捍卫它,替它辩护。市场经济不同,它不是知识分子设计出来的,而是从下到上自发产生的。这也意味着,市场经济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谁都可以打它骂它,污名化它,而无须承担责任。生活在计划经济制度的人批判计划经济要冒政治、甚至法律风险,但无论你生活在何种制度下,批判市场经济没有任何风险。事实上,无数人曾因为批评计划经济而锒铛入狱,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不曾有任何人因为批评市场经济惹上任何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仁慈的,我们真的应该珍惜它。

市场经济确实有一个毛病:当你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时,你注意到的可能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时,它也没有办法显示它的优点。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责怪它,怎么这么糟糕。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大家都熟悉。范伟的腿本来没毛病,但赵本山反复说有毛病,说到最后,范伟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腿真的有毛病,就迫不及待地买了赵本山的拐。其实真正有毛病的不是范伟的腿,而是范伟的脑子。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许多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卖拐”的人编造出来的。我说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

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5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就会走向共同富裕。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不要忘记,当年搞计划经济的本意是为穷人谋福利,结果却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悲惨。



张维迎:语言腐败及其危害

(摘自《理念的力量》,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托马斯·潘恩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等等。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是左派人士善于语言腐败。这方面,“文革”时期可以说登峰造极。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含冤自杀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因为善于语言腐败,以致至今仍然影响我们的生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6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才变成社会公害。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部门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自由就是奴役;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并不远。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许多词汇在一定程度都已经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当一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再以“改革”为例,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宏观调控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力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字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当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商人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而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关涉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就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不妨换个新的说法。如果我们能消除50%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张维迎:从制度环境看中国企业成长的极限

后发优势在逐步消失

环境是决定企业增长的重要因素。环境是单个的企业、单个的人没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能去适应环境。我今天要讲的只是环境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靠单个人可能无能为力,但通过大家的努力,是可以改变的。这个大家包括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还有舆论界。若大家能够形成共识,同心协力,那么这个环境就可以得到改善。因为任何环境对企业的成长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企业成长的极限,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制度带来的许多约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过去这些年的高速增长,多是靠我们的后发优势,包括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管理上的后发优势。无论是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还是对中国单个企业来讲都是如此。

这些优势还能利用多久?我认为是越来越难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企业都一样。如果没有制度上的重大的变革,后发优势就可能变成后发劣势,我们的成长就可能会走到尽头。我们好多人没有意识到,技术、管理上的原创性都来自一个良好的、能够激励人们创造力的制度环境,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不要以为我们过去发展好、增长快,今后就一定能继续发展好。后进赶先进容易,但先进要变得更先进,甚至维持现状,都变得非常难。

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

让我从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的角度讨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决定着企业的规模,经济学界有不少理论分析。美国的三位经济学教授曾对15个欧盟国家作了系统的实证研究(Kumar, Rajan, Zingales,1999),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

首先,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企业规模也越大。这一结论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就有提及,即分工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只有分工才有技术进步和现代企业。分工越细企业的规模才能越大。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当今的国际化意味着市场的规模是全球规模。一个国家已经不是决定市场规模最重要的因素。虽然中国人口多、市场大,但这一市场同样在被国外企业所分享,已不是未来中国企业发展的独特优势。更可悲的是,我们不少地方现在是对外国企业开放,对本国企业封锁,这就把中国的企业置于更不利的地位。

其次,在产业层面上,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公用事业领域,企业规模比较大,这不难理解,因公用事业不仅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而且大多是国家(政府)垄断的,受到政府的保护。还有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即物质资本投入比较大的产业,企业规模也较大。工资比较高的产业,企业规模比较大,因为在工资高的产业当中,大都是些高素质的人才,而高素质的人才当然就能创造出比较高的生产率(力),所以其企业规模也能够做大。还有就是研发密集型产业,企业规模也比较大,比如制药业,是特别需要高科技研发的。大家知道国际上新生产一种药,从其研发到上市,大约需要10亿美金的费用,没有足够的规模的企业是承担不起这些费用的。

第三,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或许是,在国家层面上,若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比较有效率,产权的保护比较好,这个国家的企业规模就较大,而且同一产业中,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特别是他们把制度的因素和产业的特征放在一起来分析其交互影响,发现随着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改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与非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这不是因为前者变小了,而是因为后者变的更大了。比如说,英国是一个司法制度比较有效率的国家,它们钢铁企业的规模和咨询企业的规模相对差距就小;但若是在西班牙、意大利这种司法效率很低的国家,它的钢铁企业的规模非常大,甚至可能和英国的一样大,但其咨询业的规模就变得非常小。究其原因,是因为非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如服务业,对制度的敏感程度很高,只有在一个很好的司法制度下,这个产业才能够发展起来。他们还发现,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越发达,企业规模越大;一个国家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越高,这个国家企业规模越大。不管是上述研究还是其他一些研究,都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制度因素是决定企业规模从而决定企业增长极限的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整体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只能达到300亿,你要搞出一个500亿的企业是很难的。所以,当我们判断一个企业有没有未来增长潜力的时候,不要忘了有一个靠单个企业无法控制的制度因素,该因素实际上在决定着企业成长的平均极限。因此,为了我国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我认为,首要任务是仍然改善我们的制度环境,持续地坚持我们的改革方向。我们知道,现在有不少人在批判“制度万能论”。制度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好的制度,是万万不能的。在中国,最需要批判的是“制度无用论”,而不是“制度万能论”。制度的重要性还远未被我们绝大多数人所认识到。

产权保护尤关重要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加进了对私有财产产权的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就目前来看,我们国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非常弱的。为什么那么多有了一定资产的人都纷纷申办外国护照移民海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感到不安全。应该统计一下,在过去10年或更长时间里,每年中国有多少人在申请外国护照、申请移民。这是衡量我们产权保护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产权是一种有关个人行为后果的预期,如果产权能得到有效保护,每人都有充足的把握,干什么事都很自信,因为他能预见到结果。所以,我们讲产权是一种激励机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把产权保护好,那么人们首先就没有积极性去创造新财富,而是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掠夺已有的财富上。如果每个人不能够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那么只能做短期的事,没有积极性干长期的事。为什么我们的市场秩序如此混乱,假冒产品如此的多?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对产权的预期不稳定。“无恒产者无恒心”,今天能干的事,明天不一定能干,为什么要考虑长远?诸如煤矿企业事故的频繁发生,很大程度上与产权制度有关。什么时候能让老百姓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我们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

产权也是一种文化,它不仅仅是政府的法律条文,不仅是一种司法行为,它是每个人心目中的应有的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上某些人的“仇富心态”,即某个人赚钱了、富有了,就认为他一定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这实际上意味着关于产权的许多概念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形成一种文化。如果老百姓对产权没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即使政府去主动地保护私人产权,但是人们对未来还是会有一种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说,保护私有产权的教育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些产业属于高制度敏感型产业,有些产业属于低制度敏感产业,比如,钢铁产业与软件产业相比,后者对制度更敏感。因为钢铁企业的物质特征决定了不太容易被人偷;但知识产权就不一样了,职工将脑子里的东西拿到外边去卖,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约束他。其实,大量的服务业,我们叫第三产业,都是高制度敏感产业,金融、保险业对制度都是非常敏感的。现在有不少学者、政府官员都在呼吁,中国不能光发展制造业,我们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包括设计、技术方面),因为在全球范围看,制造业越来越变成一个生产车间,变成服务业的一个奴仆。像沃尔玛,不生产任何东西,但价值都是在那里实现的,制造业利润则非常低。

中国的企业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到利润率高的领域去赚钱?问题是,我们的法律、制度环境是否允许我们赚这样的钱。银行、金融、保险、咨询、软件等产业都要求有一个非常好的产权制度和司法制度。如果这一点得不到很好的改善,20年之后,不论你愿意不愿意,我们中国的企业大都会集中在制造业,而人家发达国家会集中在服务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分工已不仅局限在国内第二、三产业比例多少的问题了,而是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了,所以我们应从宏观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这里我要特别提一点,就是对企业家能力的保护,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和能力所创造财富的保护。这是最为重要的产权保护之一。我们必须承认有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有企业家精神,如果不能发挥这部分人的积极性,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在保护企业家能力、精神这种无形资产,或者叫知识产权、人力资本产权方面,最关键的是如何约束政府行为,防止政府部门对产权的侵害。在政府与企业的谈判当中,必须形成一种对等的局面。如果你应得的权利(如投资权),政府不准许你使用这种权利,那就是对产权的侵害。产权的保护就是对个人的自由签约权和合同的执行的保护。这方面,我们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

我还要特别提一下我们民营企业怎么参与国企改制的问题。在这方面,政府规范其行为、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就显得更为重要。过去有太多惨痛的例子,就是在国企陷于困境的时候,把民营企业给骗进来,然后在资金转入之后,又将民营企业给赶出去了,而且什么补偿也没有。这种事在目前还经常发生。在任何交易当中,如果政府发现吃亏了,而同时参与交易的民营企业又没有故意的贿赂性行为,所有程序都是合法的,那么政府就应当处理负责此事的政府官员本身,加强对自身的管理,而不是反过来把责任归罪于民营企业家。如果谈判的合同都可以因为所谓的政策不可抗拒的原因而给予废除,不予执行的话,那谁还敢同政府做交易?所以,要参与国企改制的民营企业,须特别的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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