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第四医院以实际行动侮辱党和政府，证实了长江日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论点。

小魏医生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硚口区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简称社区医院）位于武汉市硚口区，地处市中心。硚口区辖区面积41.46平方公里，区下辖11个街道，汉中街是其中之一。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东院区），古田院区（西园区），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硚口区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委书记：袁英红】

一、“不允许报，怕引起恐慌”

口腔的主任在1月份春节前就跑去欧洲旅游，那时已经有疫情了。结果他到了欧洲，突然发烧，咳嗽。他吓死了，怕在欧洲得不到治疗，春节前急着赶回来了。

【武汉新冠病毒是如何传到世界各地？】

（武汉）中心医院那时的病房是十二人一间，已经完全超标不能想象了。一个病房最多四个人，三个病床，再加一张床，塞满四个人。我没办法想象十二个人怎么住，想象不出来。新闻不播市民不知道，但是我们通过医生群以及医患之间的交流还是可以了解到。

【当权者以为掌握一切资源，就可以滥用，就可以不按公平正义原则，而是按政治需要，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缺乏对人权利的尊重。医疗领域的利益网和关系网对医患权利的侵犯，是每个正常社会都应该思考、讨论和反省的。不要幼稚地以为当权者（医疗系统的权贵）对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处理得很好，显然还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报？想起来，院长说过，不允许报，怕引起恐慌。到了23号要封城，之前所有的肺部问题都不让报。

【看来不仅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不让上报，武汉市第四医院也不让上报。武汉市卫健委也是罪孽深重，罄竹难书！】

二、“当时已经知道是冠状病毒”

因为医生群里，从12月就有人知道是冠状病毒。12月份他就让家里人吃奥斯他韦，做预防，他就是不说为什么。他母亲，他女儿，他老婆，他都不敢说。那时他在同济就做过自我隔离；当时已经知道是冠状病毒。在医生群里，有人传出同济还是协和，在自己的实验室分离出了冠状病毒。这个没有在微信上传，我有这个印象。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只有真实记录才能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只有真实记录才能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医务人员自身的软弱。一些医务人员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

三、“关键是没有做预案”

问社区保安，说110来了，管不了。120说提升了预警等级之类，不出。救治中心，联系不上。

【的确，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110、120和救治中心等机构只能等着患者死亡。直到现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仍然是忽视医患生命安全，甚至是草菅人命。】

封城之后，我们社区医院要把发热病人转到普爱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它是两个院区，一个老院区（武胜路院区），一个现在的西区（古田院区）；西区是原来老十医院改的。我们离东区的直线距离一百多米，但是它不接收发热和肺部感染病人（武胜路院区今年2月份就改造了700张隔离病床，竟然不收发热患者）。所有病人都要转到西区，那就是六公里以外。它又没有车辆给你。最后有些人就死在普爱医院（古田院区），因为他走过去走不回来，就死在那儿了。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路院区今年2月份就改造了700张隔离病床，竟然不收发热患者，严重时将导致患者在门诊死亡而无法住院救治。直到现在，武胜路院区仍然不接收发热患者，而是把发热患者转送到条件很差的古田院区，这是在武汉市卫健委和医疗权贵的支持下，以实际行动侮辱党和政府，证实了长江日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论点。】

四、隔离与宣布治愈

她在两个隔离点各待了一天，第一天到“如家”，第二天到“七天”，当天晚上她被送到江汉大学方舱。她说那里就是把学生宿舍拆光，一个人一个房间。生活用品、洗漱东西都没有，就一个护士。空荡荡的大房间，十几个学生的一个宿舍，她一个人住。结果被隔离的人在里面抗议了：这也叫方舱？又没有医生，也没有医疗设备！

【江汉大学的方舱医院仅仅危害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而武汉市第四医院，除了比方舱医院更严重的次生灾害，还威胁到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

他们被送到新华印刷厂，晚上深更半夜到。那些之前进来的人就对着外面喊：不要进来！快回去！那里面居然十几个人一间房，增加了感染的可能性。他们被十几个全身穿着防护服，显然是警察的人围在中间。他说：感觉就像要被他们枪毙了一样。

【从新华印刷厂的事件可以看出，武汉隔离点的交叉感染问题比较严重。】

专家小组直接通过工作群发一个信息，今天这些人解除隔离，医生签字就可以了。签完字，那些老大难的病人，两个月都没有好，当时还没有查抗体，核酸是阴性，就放了。

【政治清零放走了一部分患者，可能与5月份武汉市东西湖区疫情有关】

五、“只看核酸检测有问题”

但是医院只告诉你（新冠抗体）只做定性，它不做定量。

【由于新冠抗体定性检测的加减号（±），定性检测精准性没有定量检测高，导致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中山医院，军工医院）等推诿和歧视新冠康复患者。】

目前的核酸检测准确率，你说百分之三十，那是出口产品。我们自己通过临床观察，准确率很低。为什么还是要做？这个一千一百万人检测，就是实体意义的生意。关键是利益输送。一个人130，再乘以一千一百万，十几个亿啊，十三亿多。这是一笔很大的生意。为什么非要喊着要做呢？都是钱。

【查核酸的话是代表在检查的“时点”上有没有携带病毒。假阴性问题的存在导致仅做一次核酸检测无法找到大多数新冠病毒感染者。】

六、“一半人在采样，一半人在敲电脑。”

武汉核酸全民筛查，在样本有效期内做不完；绝对做不完。采集到样本48小时就过期了。医生一直都不认可核酸，阳性我们认，阴性我们绝对不认，因为阴性不准。

【样本48小时就过期了，过期的标本还有检测价值吗？】

总之，武汉市第四医院把武胜路院区改造好的700张病床不收发热患者而转运到条件很差的古田院区，既体现了院领导的贪生怕死（都在武胜路办公），更是以实际行动羞辱中共体制，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

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总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丁祥武等少数害群之马的个人行为，却不愿意反思滥权和腐败带来的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伤害医务人员和让医务人员“杀人”的现实。尤其是在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医患双方都应该享有自由、健康和尊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公平正义，以维护我们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小魏医生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简称社区医院）位于武汉市硚口区，地处市中心。硚口区辖区面积41.46平方公里，区下辖11个街道，汉中街是其中之一。

方方日记里常常写到她的医生朋友，疫情期间，医生是传递消息的重要渠道。我们开玩笑说：从今以后，每个人都必须要结交几个医生朋友。小魏医生就是这样一个好朋友，他是我们那个“武汉疫情”小群里的成员之一,我也从他的朋友圈里看到他的消息：春节前患上不明原因肺炎，病好后马上上班……5月份，武汉开始全员核算检测，小魏医生和同事一天采样八百例。也是因为武汉解封，我也终于第一次见到小魏。

说见到也不完全准确，5月的第三个周末，我约了朋友在家里吃饭聊天，大家都摘了口罩。只有小魏始终戴着口罩，所以下次如果在医务室看见他，我又未必能够认出。吃饭时他又坚持不和我们同桌，我只好由着他自己端着饭菜，在阳台的桌子上吃。他说因为这几天做了一千多人的咽拭子采样，担心对我们不安全。

我整理了对他的访谈，又细读了他发的朋友圈帖子。他的叙述让我了解到，处在卫生防疫第一线的一位年轻医生，在这场大瘟疫里经历了什么。

一、“不允许报，怕引起恐慌”

黎明前

总会在电话里听到老年人的哭喊

他们不会被计数

甚至不会被“肺炎”死

眼睛干涩

来点什么“感动”我吧

那些相依为命的老年

那些呻吟和痛哭

已经不能刺激我的泪腺

何以浸润

这干涸的土地

84消毒液

缺货

——公民小魏，2月1日

我们社区服务中心那块原来是汉正街，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多，现在可以说是比较落魄的一个地方。据说原来汉正街的第一批万元户现在都已经要饭了。

我们那种医院门诊就一个科，中医和内科我们总在一个门诊。从去年11月份开始我就在做内科门诊.我们医护的感染者中，口腔是一条线，另一条线就是内科门诊。

我说11月份，我们现在都忽略了一个情况：当时报了一个甲流预警，主要是针对儿童、学生的。甲流也发烧，所以我们在11月中旬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它会发展成这个。那时，门诊的发热病人和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非常多。我接诊的发热病人比平时至少多一倍以上。我早上一个班，六个小时或七个小时；上午8 点到下午3点。我一个班要看三十个病人，平常可能是五个发热病人，五个、六个；其他因为老年人多，有糖尿病或高血压或其他小毛病。但那时的发热病人基本就是十几个，甚至更多一点，全部是发热咳嗽。那时有的学生已经停课了，不是整个学校停课，而是班级停课。

学生主要在中学、小学，因为快期末考试了，有的家长就过来要求医生给孩子开个健康证明，哪怕写在病历上也可以。 我说为什么，她们说不写学校不让孩子上学，马上又要期末考试了。

甲流疫苗，我们也打过。它只能管一年，或者是针对之前的病毒。如果今年是A型病毒流行，你打的是别的，这个疫苗就白打了。

到了1月份，我们觉得这个就比较严重了。11月份我们都没有症状，出现症状都是在1月18日前后。

口腔的主任在1月份春节前就跑去欧洲旅游，那时已经有疫情了。结果他到了欧洲，突然发烧，咳嗽。他吓死了，怕在欧洲得不到治疗，春节前急着赶回来了。因为他父亲是呼吸科的，他父亲指导他用药。关键是他一直瞒着没说，这个人我后来跟他一起值班很长时间，他都没有跟我们说过。而且在欧洲时症状是最重的，回来后用了药才好。

我们一个朋友，他老婆的哥哥姐姐，全家感染住到中心医院。当时每天都没有报死亡人数，他在里面发消息说，一天他的病房里死了三个，尸体都收不走。那时他已经在里面住了好几天了。他吓得要死，问我怎么处理这些情况。

当时就是不让报，就说没有死人。但他们家三口，确诊了两个。当时他同事也中标了。一月十几号，已经很明显了。我把这个消息转发给同事，结果他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消息。我一看，就觉得这个比想象的严重了。因为很多病人不发热就直接进入呼吸衰竭，我们就觉得光靠测体温已经没用了

中心医院那时的病房是十二人一间，已经完全超标不能想象了。一个病房最多四个人，三个病床，再加一张床，塞满四个人。我没办法想象十二个人怎么住，想象不出来。新闻不播市民不知道，但是我们通过医生群以及医患之间的交流还是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不能报？想起来，院长说过，不允许报，怕引起恐慌。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为了压缩数字。因为不是一直说武汉是可防可控吗？到了23号要封城，之前所有的肺部问题都不让报。

院长还说了一句，原话：不能戴口罩。这个蠢话维持了就一天多一点，钟南山讲话以后就放开了。我真的是觉得他们蠢到家了，不管是流感还是冠状病毒，怎么可能让医生上班不戴口罩？

我在1月19号查一个病人，他说他咽部痛。当时我都没有想到，直接拿压舌板看他咽部，扁桃体也肿了。他反射性地咳了一下，我就觉得热气喷到脸上，口气也很重。

我当时就戴着那种一次性的口罩，也戴了护目镜，就是自己骑车的一个风镜。因为当时买不到医用的护目镜。到后来我们自己拿塑料片做。我朋友圈里有照片：用塑料片剪一个，拿橡皮筋，两个夹子一夹；就直接戴在头上。

病人咳了，10分钟以后，我就觉得有痰往上涌的感觉，咳不出来咽下去；咳不出来，又咽下去。再过一会儿，肌肉开始酸痛，流感症状都来了。回去之后，

1月19号、20号，就开始胸痛，隐隐作痛。我想，不会是发心脏病吧？我这么年轻，不会吧。到了早上，疼痛加剧，很痛。我想不对，我们当时叫SARSPLUS, 还没有确定给这个病起什么名字的时候这么称呼它。

20号我在家里休息了一天，我看有没有发热。

没有发热，我21号去医院，接着上班。在放射科，我拍了胸片：右下肺外延感染。放射科医生说：看到没有？你这个片子跟现在冠状病毒的临床表现一模一样。他指着片子说：你看，多么典型，有絮状的肺部感染影。

他还跟我说：之前已经有8个人做了，全部是肺部炎症，右肺，右下周；X 光上全部显示为肺部感染。那时发热的少，胸痛的多；后来发热的比较典型。我们医院差不多60个医护人员，如果算上做清洁的阿姨和门卫的师傅就是 64、65样子。后来有些人不敢来了，肯定就少一点。我每天统计，数数，从8 个数到12个；数着数着，超过20个就没时间数了。高峰期的时候医护人员感染差不多是20多个人。到后来我们可以做核酸检测的时候，内科、公共卫生科这些医护，全部都查出来了。

之前都没有确诊，因为一开始不让我们做检测。我20日观察了一天，23还是24日开始休息，初二就开始上班了。那时我跟领导说，我还有年假没有休，我现在这个情况不能感染病人或者感染你们啊；我还是先休息吧。但是院长说不能休，一直上班上到放假。一个原因是医护人员不够，另一个原因是她怕引起恐慌。只要是没有官方确诊——当时官方确诊就只有通过核酸检测，全部要上班。

当时那么多人做核酸，你排队都排不上。没办法确诊，因为整个医疗系统崩溃了。如果住院就要一个CT， 一个血常规；确诊就要做核酸。这个病它没有炎症，它就是血常规和中性细胞的改变，升高或者降低。我记得我还在朋友圈里说：完了，我可能中标了。我一个朋友在医院的消化内科，他说你赶紧到我们医院来，我们这里有床。我说我先观察一天，就是20号。

21号照了胸片，我就跟他说了结果。他说完了，你昨天来就好了；现在我们医院就连自己的医生也没有床位了。19号他还说可以跟我搞张床，20号就没有床了。21号，连加床都没有了。

整个医疗系统，在两天内就崩溃了。

二、“当时已经知道是冠状病毒”

哀悼我们的同行者——李文亮医生

每个城市有她自己的英雄

但没有一个政权有权力

让人民去当英雄

在这座围困中的城市

英雄是一个悲伤的词语

它在我们的双肺

留下隐隐的痛

——公民小魏，2月7日

不是钟南山说了“人传人”疫情才突然严重起来，他不说也是这样。因为医生群里，从12月就有人知道是冠状病毒。当时考虑是非典，医生群里都有这个消息。我的一个同事，18号，我感染之前那一天我们聊天，她原来是同济的护士，她老公就在同济呼吸科。12月份他就让家里人吃奥斯他韦，做预防，他就是不说为什么。他母亲，他女儿，他老婆，他都不敢说。那时他在同济就做过自我隔离；当时已经知道是冠状病毒。

你们说在媒体上看到12月27号测出的冠状病毒，那是官方的，我们医生，我不记得具体时间，印象中是12月8号。当时就有消息，我们当时都认为是SARS，我们后来又说是SARS PLUS。记得圣诞节的平安夜那天，我们几位朋友一起逛江汉关，我给所有人发了口罩。我们确实知道它是非典病毒。

同济早就在搞这个事了。我的同事，她老公接触过这种病人，就把自己关了一个礼拜。后来他们科室实在忙得没办法，就把他又叫上。这就很早。

同济知道是冠状病毒，不让说。官方也公布了，他们才敢说，他们有封口令。在医生群里，有人传出同济还是协和，在自己的实验室分离出了冠状病毒。这个没有在微信上传，我有这个印象。

我是按非典的经验，非典那年我在北京。我觉得疫情最多持续一个月，所以只买了一个月的口罩，当时是1毛3一个。我还跟医院药房说，赶紧进几万个口罩屯着。他们开玩笑说：你神经过敏，操太多心了。哪里有病啊？过虑。结果，过了不多久，再进口罩，都没有了。我在京东上提前买了300个口罩，分给我的家人，我父母、我哥哥他们，我自己留了100个。

1月13日在京东上买口罩。已经买晚了。到1月份已经比12月更紧迫。那时一个N95口罩，我听见一位老太太骂：一个口罩65元！以前批发3.5元一个，好一点的，5元一个。后来我们的N95口罩都是志愿者捐的。如果我在家里用，可以用一周。如果上班，天天要面对病人，就一天一换。现在天热，很快就打湿了，只能一天用一个。

到后来，像我们这样的医生感染，医院也不会往上面报。春节后我们值班，感染的同事越来越多。我记得有一位同事感染，症状延续了一个月；发热咳嗽胸闷胸痛，那就只能在家里躺着。医院不报上去，就没有治疗机会。因为那时只有指定门诊负责接收，社区医院只能做初步筛查。很多人也不愿意去，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新冠；去到医院又怕交叉感染。去还是不去，非常纠结。

所以有的同事就在家里硬躺，躺一个月。最幸运的是一个小护士，她20几岁，躺了一个礼拜。她后来跟我说，每天都发烧，37、38，一天只有两到三个小时不发烧。整整烧了一个礼拜，她硬扛过来了。活蹦乱跳的，没事。她后来又怕不过，开始做抗体的时候，她也打算去做；几天后抗体检测被喊停。她有同学在同济，就叫同学帮忙，私下做了检查；结果抗体阴性，也就证明不了她感染过新冠。在家里躺了一个多月，查不出任何东西。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后遗症，就是胸痛。你看我现在挺好，但我哪天非常疲劳，或者锻炼身体，就会胸痛。我的疼痛一直到4月中旬才完全消失。我锻炼身体，仰卧起坐，俯卧撑，累的时候马上胸痛发作。有时是在左侧，有时是肺尖，有时是肺中部。游移性的，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找不出任何原因。我们所有同事都有这个症状。我们那位万医生，躺了一个多月，她还有这个症状。我们都在想怎么治疗，我把所有能试的药都吃过了。她说吃谷维素，营养神经，疼痛可能是因为炎症，神经受损。我现在没有吃药了，但是只要一疲劳，疼痛就会反弹。不像以前，有时一会儿，有时半天。还有慢性咽炎的感觉，一直没有退。我现在老是觉得咽部有痰，以前是没有的。这些通过核酸和抗体检测，都查不出来。

三、“关键是没有做预案”

夜班

呐喊，远远的听见骚动，乍一听还以为是失火了，定下来听，原来是在“加油”。

出诊

晚上九点多，要求出诊，电话里什么都没讲明。到某社区居委会门口，地上躺着一卷棉絮，揭开，看到眼镜在动，像受惊的动物。呼之能应，但语言表达不清，体检不配合，只知道说“冷”“大便”。体温36.3°。

问社区保安，说110来了，管不了。120说提升了预警等级之类，不出。救治中心，联系不上。

无能无力。

听了听，没人喊口号，估计都累了。

——公民小魏，1月27日

后来死那么多人，也就是因为没有准备。口罩还是小问题，关键是没有做预案。为什么1月21日钟南山发言之后出现医疗挤兑，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预案。突然宣布封城，所有资源都被切断了。包括交通，没有车辆。不是说有人在长江引桥跳桥自杀吗？

1月20号以前，已经有发热分诊。有发热症状，我们不能做诊断。你写好症状病历，就不能继续处理了。只能告诉病人，请你到发热门诊就诊。那时也没有一个上报程序，我无法上报到疾控，或者报到发热门诊，没有这个流程也没有途径。

封城之后，我们社区医院要把发热病人转到普爱医院。它是两个院区，一个老院区，一个现在的西区；西区是原来骨科医院改的。我们离东区的直线距离一百多米，但是它不接收发热和肺部感染病人。所有病人都要转到西区，那就是六公里以外。它又没有车辆给你。

如果有预案，就像我们后来那样，来个发热病人，登记，检查；发热，胸部有问题，好，等着，车辆一来，送到指定医院。可是当时是什么都没有，没车，药也没有。

2月中旬，那时也没有车辆。死人最惨就是2月初到2月中，应该说到3月份算走上正轨了。但凡做了一点预案，也不至于那么多人白白死掉。

我晚上跟病人说，我没办法，你们只能去指定医院看；我也没有药。我们当时整个医院就一盒退热药，药房里就一盒对乙酰氨基酚，当宝贝一样供着，谁都不用。因为正好在春节放假那个节点，我们到年底跟药房把帐一结，马上要过年了。七天不干活，就没有储备药物。而且，医药公司也不再配送，仓库也清空了。他们一边不配送，我们药房也不存药。几天时间，就没有任何药物了。可以用于消炎的就只有左氧氟沙星，针剂，20袋左右；我一个人就用了8袋。

为什么我会用这个药，因为当时我们门诊科的主任跟我说，你就对症用这个，三天就好。我的体会，这个病在最严重的时候，所谓炎症风暴，只要有医疗资源就不一样。虽说我们医院对外不接受发热病人，但起码可以给自己医生做治疗。只要用这个抗炎针剂，简单处理一下就活过来了。

我第一次打了五针，因为我比他拖得久。一天一针，我上了5天班，我也好了。

实际上当时只要有一些医院可以救治，不至于一刀切，也会好一点。只能去指定医院，那不是让人家等死？当时就是等死。如果像我们这样，虽说医生也怕死，但凡你给我们医生一点权限，允许医生接诊，我哪怕冒这个生命危险，也可以救一些人下来。但是我们一个人也没有救，因为分诊持续了十天左右，就不让社区医院接诊了，全部关。

一刀切，所有资源都没有了。包括买菜都给你切断了，你没有途径了。我们晚上让病人走6公里，病人处于感染期，他肺部本来就没有氧气，呼吸困难。而且很多是年纪大的人，你让他徒步六公里。到了那里——回来的人说：大厅里躺满了人，脚都插不进去。

有的人当天晚上又走回来，跟我们说；有人就在那里坐一天。运气好的，排上队，开一针。打完针后，怎么办？你是回来还是不回来？你在那里吃也没有，喝也没有， 因为没有任何资源。你走回来，第二天再又打一针，还要走回去。你可能你要排一天队，十几个钟头，才能打上救命的一针。如果有任何预案，两级医疗：社区医院和专科医院、三甲医院，预案做好了；哪怕我们没有防护，我们也愿意把病人救一批下来，救一个算一个。

最后有些人就死在普爱医院，因为他走过去走不回来，就死在那儿了。

分诊就是在钟南山说话之后了。分诊之后就比较麻烦了，我记得有一天25 个人有23个肺部炎症。我们还有个朋友，那天恰恰是没有中标的一个，结果那天就有一个老太太到处吐痰。她说你不给我看病，谁都别想看病。因为当时没有办法，没有药；她正好从那儿擦肩而过。最后她也确诊了，十几天以后确诊。

我当时跟她说，你不用打针，赶紧走；医院里这种情况！她七想八想，我还是打一针。其实就是普通咽炎，加上胃酸返流。我没办法，开了一针，普通的消炎针；就想给你开一针你赶紧打完走。结果这老太太说要得病都得病，她到处吐。

她出注射室的门，跟分诊台挨着的。回去春节过后，她就中标了。

四、隔离与宣布治愈

隔离点24小时医务班

白天被老病人认出来了，被围得无法脱身。用坐在轿车里的某领导的话说: 一定要安抚患者的情绪，要稳定！——医生只是起一个安抚奶嘴的作用。而病情……药物……0 晚上，患者们跟比赛似得开始发热。

38.8——不药[流汗]

39.5——药不起[撇嘴]

40.1——您这算王炸吗[吐]没药……

我们连最普通的退热药都没有了，别说发给患者，就是患者家属跑断腿也买不到。

一个隔离点塞进去七十多，里面还有已经确诊的转不出去。防护服不够，因为生活区和隔离区没办法实际隔开，如果回生活区就要扔，扔不起啊[捂脸]然后就拼命用酒精喷，好在酒精管够。

现在才知道这个啯真厉害，人民用最朴实的身体发热法来消灭病毒，用最浓郁醇厚的酒精来呛死病毒[奋斗]

病毒君，我就问你[机智]怕不怕！

——公民小魏，2月12日

当时搞了很多隔离点，硚口区的街道有好几个，我们在汉中街管两个。就在硚口公园对面， 居仁门、崇仁路一带。一个是“如家”，一个是“七天”。硚口沿河大道还有一个酒店，一个叫爱丽丝还是什么。我们那条街道有4个隔离点，

“如家”斜对面属于荣华社区，可以看到的隔离点也有两个。

那些小的快捷酒店，基本上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类酒店都被征用了。现在有的酒店还住着医务人员，回不了家的那种。如总在一线工作的医护，家里有老人小孩，不能有效分开。我们单位就有，现在还住在酒店里。

隔离点是在不同的时期隔离不同的人，早期哪怕确诊了，也扔到里面。医院收不了的，也进入隔离点。到了后期就可以分出来：疑似、密接……早期就相当于一个缓冲区，先塞进去再说，老老实实在里面待着。

有的人症状重，发热，第二天第三天就转到医院了。症状轻的最长可能待了两个多月左右。他总是那样，每次CT复查都没有完全吸收；就一直关在隔离点。

隔离点就相当于一个蓄水池，然后再分流。到最后一下子放闸，都没有了。

有的隔离点条件太差，没有人去。有一天我正在隔离点上班，那位吐痰的老太太就送到我这里来隔离。她在两个隔离点各待了一天，第一天到“如家”，第二天到“七天”，当天晚上她被送到江汉大学方舱。她说那里就是把学生宿舍拆光，一个人一个房间。生活用品、洗漱东西都没有，就一个护士。空荡荡的大房间，十几个学生的一个宿舍，她一个人住。结果被隔离的人在里面抗议了：这也叫方舱？又没有医生，也没有医疗设备！

等于就是把他们先关起来，不让他们在社会上流窜，肯定不给你医疗资源。他们在里面闹了一天，她被送到了区妇幼保健医院，得到了治疗。

只有很少的人可以进到医院，大多数人都被送到方舱。方舱不是医院；那时医疗系统就像遇到了瓶颈，全部堵住了。一个方舱不够，只能再建，缓冲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病人还是轻症，不用管理，隔离一段时间就可以回去了。重症才有机会被送到医院，像我们一位朋友的老婆，有明显的胸痛，最后被送到妇幼保健院。

在方舱，里面都是吃中药。一号方二号方随便发，每天发一袋。今天领到一号方，发一号；明天领到二号方，发二号。领到什么就是什么，反正就是一点安慰。

提供药品的有私人医院，也有药房。他们把这个承接下来，都是发财的机会。也有厂家的产品，厂家也赚钱，七味汤颗粒，几十块钱一瓶。

后来方舱就很多了，我们确诊的一个同事，被送到汉阳那边国博方舱。他说厕所就在外面一圈，中间都是脏水，上完厕所自己拿个桶去冲。

放回来那天没有直接回家，因为这种病人还要送到隔离点观察14天。他们被送到新华印刷厂，晚上深更半夜到。那些之前进来的人就对着外面喊：不要进来！快回去！那里面居然十几个人一间房，增加了感染的可能性。他们一听，都不下车。

结果，来了一帮警察，都是穿了防护服过来的，拿着话筒对他们喊：马上离开！不要非法聚集！警察叫这些隔离的人下车，服从安排听指挥。他们都不下车，警察也不敢接近他们，两边对峙着。

过了很久，来了一个官员。他说：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重新安排一个隔离点。但是，再没有选择了。听到没有？

我同事说，那天晚上，从车上下来之后；因为不愿意进隔离点，就被赶到一个临时的工棚。他们被十几个全身穿着防护服，显然是警察的人围在中间。他说：感觉就像要被他们枪毙了一样。

他回来后心理创伤很严重，以前他性格很好。他是学画画的，因为家人在医疗系统，所以也安排在医院里工作。以前他就是喜欢傻笑，乐呵呵的那种；现在总是蔫儿吧唧的，常常看到他一个苦瓜脸；吓坏了。

3月18号19号开始清零，宣布治愈。一些人的IGM 还是阳性，医生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问题是上级定的标准就这么简单：三天不发热，两次核酸检测非阳性，只要没有其他症状，肺部CT好转中，他就可以把人作为治愈放回去。那个标准最恶心的一条就是肺部CT显示好转，如果他原来病灶有碗口大，现在变成杯口大，从医学上来讲，他炎症还在，肯定还有传染性。如果跟之前比较，他的确是在好转中。问题是不能放他啊，所以说是是政治清零。

我们第一批病人住了两个月，都是因为IGM 阳性走不了。到了最后，就不由你隔离点医生说了算。我不签字，他们在上面再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专家小组直接通过工作群发一个信息，今天这些人解除隔离，医生签字就可以了。

签完字，那些老大难的病人，两个月都没有好，当时还没有查抗体，核酸是阴性，就放了。

五、“只看核酸检测有问题”

大部分时期，人类都不过是一群可悲的暴徒，不断经受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我们的整个历史就像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充满混乱。

以上台词来自——《西部世界》

一部科幻片，在烧脑的剧情展开的同时讨论“自由意志”和“人类未来”，讨论“乌托邦”，讨论妄图创造“理想未来”的“圣人”或称之为“一个系统”。

这在思想禁锢的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公民小魏，5月29日

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抗体阳性的这些人，他的健康码是不受任何影响的。现在的标准不包括抗体检测，健康码是以核酸检测为依据。如果你核酸阳性，健康码马上变色。

我上一天班，进来五个病人，就是在古田打针的一帮病人。倒霉就倒霉在，就一个小注射室，五个人在里面打针；其中第六个人，筛查出，阳性了。这五个人全部被送走，隔离。因为属于密切接触。

但是抗体阳性、IGM阳性没人管。这样的病人，CT检测感染灶还在，正常情况下他不能出院。IGM 是早期抗体，理论上它只存在7-10天，但是新冠肺炎这个病的早期抗体可能存在两到三个月。这样就是有传染性的。到了发病的中期和晚期，IGM消失了，IGG 出现了；但还要区分它的值有多高。如果有几百、几千，那么病人就还在抗病毒的过程中。病毒多，抗体也多；所以你可能还是会有传染性。只有等IGG 的值降到很低了，十几个、二十个，一个两个；这个时候才能考虑你是有了抗体，传染的可能性也低。

好些人复查就是IGM 阳性，但是只要核酸阴性两次，他就宣布你治愈，结果把这些抗体阳性的又放回去。

我们医生就觉得，如果把当时的隔离政策延续到6月底，那可能效果会比较好；所以说是政治清零。但解封以后，那些病人还要到门诊来就诊。他们有的不说，隐瞒病情。有一次一位同事说，今天看了一个病人，某某某。我说这人我知道，他曾经在我们医院住院，你们注意。这位同事说：完了，他没说。这样的人，他在后期恢复期，出现什么症状，他还是到社区医院看，不去大医院。

为什么病人不愿意去大医院？因为门诊要自己花钱。你隔离点出来的，医生一看你过往病情，CT肯定是要做的；一个CT就是350。其他检查也都是要做的，这一作就是500、600块，甚至700块。住院还可能考虑报销你的医疗费，但是不住院的话，没有人管，报销不了。

现在你要去做抗体检测，也可以。但是医院只告诉你定性，它不做定量。一个可能是有成本，一个可能还是有要求，不让做定量，只是定性。

我在医院做的也只是定性，只有省疾控中心才有定量。我看到的惟一的定量分析是省疾控做的流调，密切接触者的感染率是55.5%，就是4月底5月初的事情。

目前的核酸检测准确率，你说百分之三十，那是出口产品。我们自己通过临床观察，准确率很低。很简单，我今天这里例如有100个病人，如果你抗体双阳（IGG, IGM 阳性），但查不出核酸阳性，那证明核酸是有问题的。因为双阳，在感染早期，你肯定是有病毒的。如果100个人里只有5个人抗体双阳，同时查出来核酸阳性，那准确率就只有5%。

我们那里七十几个人做抗体，四十几个抗体阳性.除了两个IGG的不管，剩下四十几个人里面，第一次查核酸，才出来两个阳性、两个疑似。又重新查，查出5个阳性，前后总共才查出7个。

我说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样本，这一次做了75人，两个三个IGG的就可以排除掉。你看这个数据的话，准确率就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相当低。

为什么还是要做？这个一千一百万人检测，就是实体意义的生意。关键是利益输送。一个人130，再乘以一千一百万，十几个亿啊，十三亿多。这是一笔很大的生意。为什么非要喊着要做呢？都是钱。

六、“一半人在采样，一半人在敲电脑。”

如今查血igm,igg是金标准，据说同济，协和，省人民三家在开展，昨天听说亚心也在开展。但是刚才听同事说省人民停了这个项目。

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因为高高在上的屁股认为这样的数据在政治学上不正确？

如果我是高高在上的屁股，我会争取让每个医院都开展这个检查项目，让所有四类人员都接受甄别。让所有市民都有机会接受检查。

——公民小魏，3月11日

一般人认为，为了复工，抚慰民心，核酸检测是有用的，可以提升武汉市民的信心，恢复士气。因为湖北是劳务输出大省，六百万人……

但是问题在哪里？我们中心最早，14号发试剂盒，原计划15号开始做，十天大会战。刚换的院长，很积极，14号就开始做了。从下午做到晚上九点半，做了三千人。15号我们一天做了四千多人。一个小组我们两个人做了八百。全武汉是两百四十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能还要多。如果都上，那就是八十八万多，减一半，也有四十四万。一天的检测量是多少？十万。四十四万样本放在我桌子上面，我只能检测十万，剩下三十多万怎么办？就等于根本就没有做。样本也取了，出不了结果。

为什么？在样本有效期内做不完；绝对做不完。而且早期那几天，登记的时候全部是手写：身份证拿过来，我把你的信息手写登录，三联二维码一贴，你去采样。绝对没问题，几秒钟就采了，但问题是还要输入电脑。因为二维码是惟一识别物，试管上有二维码，到了检测中心，他把标枪一扫，没有信息——证明还来不及输进电脑系统。三千多四千多人，你有多少双手？多少个医务人员？一半人在采样，一半人在敲电脑；敲不完。但采集到样本48小时就过期了。

不管你几个人一组测，这个无所谓，关键是一边采样，一边输机。到后来一看不行了，就发笔记本，发识别身份证的设备。人过来直接扫，那就快一些。身份证一扫，电话一写，实际地址一写，当时敲进去，就不用再输入电脑。还是来不及。

后来为什么说检查结果不对个人，因为你查了，可能显示不出来。我们输入也不是都成功的，早期没有电脑，后期电脑不足。一个团队就一到两部电脑，一天是一千一百以上的采样量。

武汉不提倡做抗体，医院有一段时间是做抗体的。抗体的价格在降，核酸曾经是180，还有260的。实际上核酸的成本低得很，一个试剂盒二十块钱不到；当然还有检测的人工费用。医生一直都不认可核酸，阳性我们认，阴性我们绝对不认，因为阴性不准。

一个城市解封的前提是什么？不是各种归零，虚假的归零只会自食苦果。其实这个前提就是信息透明。新冠病毒的轻症占大多数，适当的医学干预就可以自愈，只要医疗资源不被挤兑，及时有效的检测和分诊，完全可以逐步恢复社会活动。

目前来判断疫情的走向，散发的案例肯定是有，但如果出现社区传播，就麻烦一些。此外我们观察，感觉病毒的毒性在减弱。除了高龄人群和有基础病的，死亡率不高；重症率也低。如果一直这样，那就维持一个流感的感觉。如果运气不好，病毒有变异，或者病人有血管受损的症状，在学校复学后出现儿童感染，那就不好办。总之，赌赢了，就是一场流感；赌输了，就是纽约。

现在幼儿园没有开学，中学毕业班要开学；我后天就要去中学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