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院领导等人不应该再用“平庸之恶”这个常见的词来形容它们，而要同时使用前面讲的两个词：极端之恶，以及，恶的庸常化来理解。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院领导由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蛊惑的作用，通常的道德规范及其根基被彻底颠覆，丧失了最起码的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也不再思考滥权行为是否还有道德意义，哪怕是犯下滔天罪行也觉得是例行公事。

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将原本极端的恶行变得司空见惯，成了很“庸常”的现象。对这种已完全“庸常化”的恶行，人们甚至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因为“庸常”本身毫无深度可言。用“恶的庸常化”，也许更能表现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的本质。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那些犯下这些恶行的人，也不一定是底层的或平庸的。它们可能是平庸的人，也可能是位高权重的人，甚至可能是才华横溢的人。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的动机不全是出于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而纯粹就是不把人当人看，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们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全新的中国医疗和社会现象，是一种极端之恶。

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极端之恶导致恶的庸常化，而恶的庸常化反过来又为极端之恶添砖加瓦。这两种恶都是骇人听闻、不可容忍的，但我们要明白，极端之恶才是根源，恶的庸常化只是它的一个结果，一种表现。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的这种新型作恶，可能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如今我们常常看到医疗系统中的一些滥权和腐败：例如袁某将四分之一回扣款作为科室活动费用和发展基金，已使用5.07万元；四分之三回扣款按照科室医生多劳多得和贡献大小进行再次分配，已分配47.8万元，其中袁某分得23万元，刘某分得10万元，郭某分得9万元，李某分得5.8万元。为兼顾临床需求，带量采购文件中通常会加入医院推荐产品目录以及遴选环节等，工作组会问询医疗机构主要领导、重要科室负责人日常使用哪些药或耗材，也包括一些大型设备的采购。在各类医疗商业贿赂案件中，耗材回扣有时可能达到开票金额的40%甚至更高。一，医院每年骨科植入材料800-1000万元，按30%拿回扣，每年就可以拿到240-300万元；二，过年过节供应商要给他拜年，一般每个供应商至少5000-10000元……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大肆收受药械回扣，数量不菲，由下面医生出面收钱，几个人私分，万元左右不等，吃喝娱乐，我们医药公司不停轮流摊派，苦不堪言；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这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用“平庸之恶”这个常见的词来形容它们，而要同时使用前面讲的两个词：极端之恶，以及，恶的庸常化来理解。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 院长：王岚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李文亮，姜齐宏，胡淑云，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致敬所有与遗忘做抗争的人，无论是上级机构、保护伞，还是王岚、丁祥武等人。“没有记忆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和过去生命割断的木头和板材，它们的未来是什么物形和东西，由锯子和斧头说了算。 ”欢迎通过你的方式在墙内转发这篇文章，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拒绝遗忘”的小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