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也夫《论文与治学》：治学心法与学院派使命「2023-04-22 18:49」

一、社会学人的专业要求

（1）怀疑精神： “我这个人是悬置的，终生悬置着，不大容易被忽悠”

社会学的怀疑精神与这门学科产生的背景不无联系：近现代社会精神领域的特征——不再确信。

“卡尔·曼海姆在概括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时说，传统社会的特征是确信，准确地说，传统社会的精神领域里的特征是确信。而近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怀疑精神的崛起，不是说近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再确信他的父辈曾经确信的某种学说、某种思想、某个信念，而是说，干脆，确信这样一个特征从我们的精神领地当中日益衰减。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很难确信了，相反我们滋长了很重的怀疑精神。”

（2）实证态度：“常人性情躲到边缘”

不是要讨论被调查的事物应该如何，而是致力于搞清事实如何，揭示被调查的事物是如何运转的。

为什么“谈论应该如何”不是我们的角色？“应该”是一种社会成见，是一种“政治正确”。被调查研究的对象越是值得调查研究，“应该”在那里就越是不大起作用。那里面深藏着一些冲突、一些奥秘，使得“应该”不能实现，不能贯彻。学术虽然不谈“应该”，但并非和“应该”毫无关联。当我们揭示出该事物深层不被人知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否定了过去习以为常的“应该”，同时也为探讨新的“应该”建立了基础。但是说到根本，“应该”是社会管理者的事情。社会学家从基础上帮助他们深入理解该事物，间接地帮助他们重建“应该”，而不是越俎代庖，自己大谈“应该”。

社会学研究者的“双重人格”——常人性情的普通公民 & 解析事物运转机制的怪物（社会学家）

科学无禁区，学者的智力探讨中没有“政治正确”，你的追求也不是浅层次上的“应该”。我们都是双重人格，一方面是普通公民，另一方面是个怪物——社会学家。你想谈应该的时候，是普通公民的性格占了上风。而当你进入角色，从事调查研究的时候，追求的是搞明白该事物如何运转。人的行为是深奥的，众人间的博弈更是扑朔迷离。当解析它们占据了你的心思和兴趣，常人性情躲到边缘时，你才是称职的学者，你的研究和论文才上了轨道。

（3）广阔的学识与视野

社会学的专业化没那么强，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思想的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自由度非常大”， “在社会科学的殿堂里，社会学要求最宽阔的知识面”。

“我们要拓宽自己的视野，要关注形形色色的问题，不要画地为牢，把自己卖给社会学。应该说解释社会问题可以释放一个社会学家心中的困顿。你是学社会学的，日后可能会做社会学者，你当然会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发现社会问题，并努力去思考它。但同时，别的类型的问题也应该在治学的早年就进入你的头脑中，乃至渐渐养成一种习惯。

比如说对一些哲学、历史学问题的思考，可能那些思考与你现在的作业、日后的作品以及职业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它可以安顿一个思想者的内心。如果那些东西无解，而你又是一个敏感的人，全面的人，不是现代分工造就的狹隘的匠人，那你有解答这些问题从而安顿自己的需要。如果这些哲学问题、历史问题从来没有进过你的头脑，那就怪了。如果进入了你的头脑，那就要珍惜它，要尽自己力所能及去思考，要找点相关的东西读读，这就磨砺了你的思想能力。历史学、哲学其实跟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一个有趣的例子

学得窄了无论做哪个角色都不成。会计学学窄了是书呆子，当不了好会计，因为不会造假账；也做不好审计，因为不会查假账。

假账完全是社会中的博弈行为，要有很宽的社会知识营养，了解很多社会信息，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那也是魔道斗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 “要广为借鉴有关人与社会的任何明智通达的研究，吸收其中的各种视角与材料、观点与方法，不要犹豫，事实上，要主动寻求，坚持不懈，放开想象力。它们属于你的研究，属于你所属的世界，不要让那些靠着怪异的行话黑话和造作的专业技能把它们封闭起来的人，从你这里夺走了它们。”（米尔斯，1959）

（4）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

>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最终目的在于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社会学的想象力相当程度上就在于：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成另一种视角，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起对于整个社会及其组成要素的充分观照。

> 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之间需要建立联系：我们需要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发现现代社会的架构，从而得以从结构性变迁的角度处理个人日常生活的困扰。如果不参照社会的历史结构（日常生活的环境正是在其中组织起来），就不能理解众生的生活历程，以及他们所成为的形形色色的个人。

> 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基本工具，是一种辨别与区分的能力。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个人困扰，什么是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前者是私人事务，与个体性格有关，产生于同他人的直接联系，也与个人所直接了解的有限的社会生活范围有关；后者是公共事务（例如公众感到他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威胁），公众议题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与更宏观的社会历史的结构相互渗透。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制度安排中的某种“矛盾”（危机）。

> 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本质就在于将没有人想得到可以融合的观念，如分别来自德国哲学和英国经济学的一堆观念，给融合到了一起。支撑着这种融合的，是轻松嬉戏的心态，是一种真正锐利的要去领会这个世界的冲动，而这是典型的技术专家往往缺乏的。或许后者被训练得太好，太不走样。既然你只能被按照已知的模样来训练，那这样的训练有时候就会使人丧失学习新路数的能力；它使你抵制那些注定会乍看起来不太严密甚或站不住脚的东西。但是，如果这类模糊的意象和观念出自你身上，那你一定别放弃，必须把它们梳理出来。这是因为，如果有原创性的观念，它们一开始几乎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的。”（米尔斯，1959）

（5）治学作为生活的核心

“我所提倡的那种追求在当今社会学界肯定是少数派，是极少的少数派。而其实我是抱着对大家很高的期许才提出和鼓吹这样一种治学方式。功利之徒不要遵循我说的这个路数，当然人家也肯定不会。”

（米尔斯认为，）对于学者来说，学术研究应该成为他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他的工作。治学应该成为他生活的核心，整个治学过程应该极大地改变他的性格，使他将生活和工作融于一体。这样他就会利用一切机会去发现问题，获得信息，学会并且习惯于将生活经验融于学术。

> 投身学术，既是选择一种职业生涯，也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治学者自己是否清楚，当他努力完善其治学之道时，他也在塑造其自我；他落实自己的潜能，把握遇上的任何机会，筑造一种品格。

> 你必须在学术工作中学会运用你的生命体验，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审视和解释。让你的心智独立面对有关人与社会的问题。对自己的体验既要能够信任，同时又要持有疑虑，这是成熟的治学者的一个标志。（米尔斯，1959）

> “对我来讲，学术不是天职，还是工具，是我介入社会、介入世界的一种途径。”（项飙，2020）

二、学院派的基本素养（“听说读写”）

（1）学术使命——拣选更艰难的事情

“人人都可以那么做，并且很多人都在这么做着。既然谁都能做，学院派就应该将之留给他人，自己拣选更艰难的事情，别人做不来的事情。就是搞明这些勾当的来龙去脉，细致地描述其运转方式，认识其情境的复杂性。”

（2）信息收集——成为优秀的“包打听”（听）

要善于利用边缘信息，要利用街谈巷议，要利用目睹的、听说的小事件。

善于找资料的人都有“瘾头”。没有兴趣，研究做不好。有了兴趣和“瘾头”，你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包打听”，你就能找到各种人、各种信息、各种书籍论文。要有“瘾头”。我去找相关的书的时候，“瘾头”极大，信心十足，总是相信能找到别人找不着的一些东西。

（3）职业癖好——感知能力与调查能力（听、说）

“要培育出一种职业癖好。这职业癖好就是能够感知、洞察你所关心的那些材料在哪儿，千方百计地通过访谈将它们搞出来，经常注意把耳朵竖起来。”

“聊天能力与善于阅读、写作是一样的，是很要紧的东西。有的人谈话非常有意思，非常风趣，有的人做不到。你要锻炼这个能力，这是调查能力的基础。”

（4）建立学术档案（读、写）

“学院派读书和非学院派读书的一大差别就是，要做笔记，要有自己的学术档案。”

学术档案可以分为两路：一路是读书笔记，要点加上心得；另一路就是观察日常生活，发现问题，“要珍惜自己一点一滴的思想，把它记下来。”

两个笔记互相印证，能促使你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有过社会经历的人读社会科学，要比没有社会经历的人对书本的理解更深刻,因为他有生活经历去支撑他，他有生活的感受。

> “档案可以用来核查避免重复工作，也使你能够节省精力。它还鼓励你捕捉“边角闪念”（fringe-thoughts）：即很多杂七杂八的念头，可以是日常生活的意外收获，街头耳边飘过的对话片段，或者，在这里来说，梦也算。这些闪念一旦被记录下来，不仅使更受审视的体验获得了学术上的相关性，还可能通向更为系统的思考。

> 你的档案里有各式各样的话题，下面有想法、个人笔记、书本摘抄、书目文献、课题大纲。我想，这属于习惯问题，并无定规；但我认为，你会发现，最好把所有这些内容统统归入一个主档案，叫作“课题”，下面再分许多子类。

> 所有这些都包括做笔记。你必须养成习惯，自己读的任何值得读的书，都要大量做笔记。因此，你所做的笔记或许不能全面体现你所读的书。你只是为了落实自己的课题，运用某个想法，某桩事实。

> 持续不断地积累各种事实和想法，从极其模糊到渐趋完善。

> 真正发生的事情是：

> （1）从我的档案中浮现出相关想法和计划，因为我所有的课题都是始于档案而终于档案，专著也无非是围绕不断汇入档案的工作的零散成果组织起来的；

> （2）经过一段时间，相关的一整套问题开始萦绕在我脑海中。

> 学术档案也是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刻意练习。“把那些此前完全孤立分散的条目搁到一块儿，找寻预料之外的关联，往往能成功地激发出想象力。重新梳理档案就是诱发想象力的一种方式。”

> 在阅读和分析其他人的理论，设计理想的研究，泛读档案的过程中，将开始开列一份具体研究的单子。其中有些太宏大，难以驾驭，会被及时放弃，虽说留有遗憾；还有一些最终将成为素材，可以写成一句、一段、一节乃至一章；更有一些将会成为统贯全局的主题，被编织成一整本书。”（米尔斯，1959）

读书笔记（读）

这笔记怎么做？笔记基本上就记两个东西，一个是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关于它的一些核心观点的索引。”

> 在尝试理解一块新的学术领域时，列出争论的主要论点。所谓“精通文献”（being soaked in the literature），意思之一就是有能力确定每一个可用的观看之点的朋友与对手。我们的思想应当成为移动的棱镜，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捕捉光线，对话式写作有助于此。（米尔斯，1959）

生活笔记（写）

“你从生活当中产生的一些感悟，发现的一些道理，你就把它记下来。”

“要非常重视思考、分析、解释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世界。每个人有自己一段生活史，每个人成长的环境都有程度不同的差别。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题目。不做小大人，珍惜一个少年的敏感。”

“写一点社会杂文，写你自己发现的小问题，或者是从媒体上发现的问题，对此你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你迫使自己开始这样的习作，你也就迫使自己去思考了。当你下笔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必然整理了自己的思路，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5）“卖弄”——一种良性刺激（说）

“读书以后要多和同学交流，多讲，多向同学卖弄你的学问，卖弄你读的书。能找到一群廉价的听众，是幸运的，讲完之后你记得深刻，记得清楚。不是你-一个人占了便宜，他听你讲也受启发，有时候你也要当听众的。要珍惜校园生活里同龄的优秀青年的云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如果换一个地方的话，就不行了，讲也没人爱听，没有听众了。卖弄也是一种刺激，增加学习的动力。别人老卖，你总没得卖，不是没面子吗？于是你也要卖，要卖一卖就得读书。这是一种良性的刺激。”

三、治学中的三个发现

问题的发现

（1）“感受到生存中的刺激”

“真正的学者要从问题出发，不要画地为牢，将自己卖给某个学科。我们都是干社会科学的，要从我们的生存中所感受到的刺激出发，去努力发现一些问题，分析一些问题。”

“如果不拓宽自己生活的触角，那我们在领受别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别人解答的时候，都会有较大的隔膜。”

> “要有工匠精神，要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很具体的、物质性的、清晰的认识。每天跟具体的人的互动，都是很重要的，不要动不动就跑到高深的、抽象的线条上去。”（项飙，2020）

“米尔斯说，多数学者割裂了他的学术研究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他说，大思想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想,有些平庸的学者写东西人们不爱看，是因为他在讲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内心没有激情。当然理论探讨是理性的东西，但是写作是要有冲动的。两个作者，一个写作的时候有强烈的情绪支撑着他,另一个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判然有别的。那个饱滿的情感,更多的是产生于生存体验。一个不注重从生存中挖掘感受，提出问题的人，只是冷冰冰地从别人的书木中发现问题，比较两者，显然是的者情感充沛。情感不充沛，写出来的东西想要感动别人就很难。用米尔斯的话说，就是大思想家没有割裂思想与生活。”

> “不要让按照官方方式梳理的公共议题，或者按照私人感受呈现的困扰，来确定你拿来研究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要从其他什么人的角度出发，接受科层制气质的非自由主义实用取向，或是道德溃散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从而放弃你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性。

> 要明白，有许多个人困扰是无法只当成困扰来寻求解决的，而必须从公共议题的角度、从有关历史塑造的问题的角度出发来理解。

> 人们所过的生活，不仅受到社会情势的束缚，而且遭到并非自己塑造的社会力量的深刻形塑。这一点纯属事实，无可化约，产生了两样后果：固然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有了具备社会根源的悲剧性一面，但也创造了通过协调行动大大改善生活的潜在可能，只要人们看到了前行的道路。”（米尔斯，1959）

（2）“制作结构的美感”

我们的理想目标是以小见大。可不可以以大见大？可以，但那不是我们现阶段的事情。比如汤因比、斯宾格勒，那不是我们现阶段的事情，我们现阶段要从那里下手的话，就是好高骛远，得不偿失，做无用功，浪费时间，既没有开发出自己选题的能力，也没有开发出做题的能力。那就成了圈地运动，就是跑马圈地,实际上什么都做不了，不可能有深入的思考。

但我又不是说，最后就是从小到小，我们要争取以小见大，以一些事实透视出一些道理。那些道理其实挺要紧的，那些道理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大变迁息息相关。由我们所叙述的这些小段子里头，能够认识到社会结构的变化，认识到社会趋势。

也就是说，从我们选题的时候，我们心里已经明确了这个题目的位置和意义，这种位置和意义不必挂在嘴上，可以不行诸文字，但是在我们心里是有把握的。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要选这个题目。惟其不把它挂在嘴上，才更显出制作结构上的一种美感。

（3）对问题的把握需要留意四个阶段：

1.基于对话题、议题或关注领域的整体了解，接下来必须考虑一些要素和定义；

2.这些定义和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造这些初步的小模型，正是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最佳机会）；

3.由于忽略必需的要素，术语定义不当或不清，或是对某一部分过分强调及其导致的逻辑延伸等，产生了一些错误观点，应予以清除；

4.对遗留的有关事实的问题进行陈述或调整陈述。（米尔斯，1959）

自我的发现

“要遵循主观的兴趣去扩展自己的阅读范围。你的生长只有以你的兴趣为基础，没有第二个基础，以第二种东西为基础的生长注定是没有太大生命力的。所以读书的时候，一个是理解它的东西，一个是产生心得。”

“我不记心得不是说我这个人比较客观，光记作者的想法。我是有选择地记作者的想法。我记作者的想法往往是我非常赞同的想法、观点；要不然就是我非常讨厌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很有深度，不好反驳。所以我这个笔记实际上是很主观的。可是我不记心得。不记心得不是好事，不值得学习，我最钟情于他这些观点，我就记下来。记笔记跟读书一样，你不热爱它，就忘记它。看书要看你热爱的，记笔记要记下你最钟爱的观点，你是由此发育的。”

同样一个社会学的题日，两个人做出来肯定会不一样。但我觉得选题有的时候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眼光，更能体现个性，一种独到的东西。其实做也可以体现出独到的个性。所以,艺术家罗丹说，我雕刻、绘画的对象是什么不重要，什么对象我都可以画得跟你不一样。一棵老树、一个妓女、一只树叶、一片树皮，都不要紧，我都可以；表现出我所要表达的一种力度，一种沧桑，都不会像有些人画得很漂亮。

动力的发现

支撑学者成功的是两个动力，有了两个动力就好办了，只有一个动力要弱一些。一个动力就是知识与智力上的纯正的好奇心，另一个是对社会公正的关怀，少了任何一个都是有欠缺的。

只关注社会公正，这样的人视野是狭窄的，那些与公正问题没有什么关联的事情引不起他的好奇心，引不起他的关注，他容易政治化，成为政治动物。成为政治动物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他容易丢失掉很多学术营养，思想营养。光有智力上的好奇心，没有对社会公正的关怀，也是不好的，研究社会问题容易动力不足。

“如果智力足够的话，你应该看到学术研究能够经世济民的概率很小，那你还要不要做？而我说，实际上还要有一个支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智力游戏，是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贡献实现不实现到社会层面上都可以。

思想领域的人为社会思想库提供一点东西，这个思想库会在明天或者遥远的未来反馈给社会。你的思想被加入到文化库、思想库里面，跟别的因子一起发酵，然后反馈给社会。

一个人如果只为学术而学术，不关注养育你的社会，那是没有良心。但如果仅为经世济民做学术，这人大约弱智，根本看不到如何实现，还干什么呀？

我觉得有上述两个动机，才能持久下去。只是经世济民，学术将是单薄的。只有关心非功利的学术，兴趣才是广博的，视角才是宽阔的。有些东西好像没什么用，然而在你关心了以后，你的本领不知不觉大了，你解释社会的能力强了。

四、治学的方法论

如何理解“历史感”

“历史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素养，有了历史感，你看这事情就有纵深了，就不单薄，不孤立了。我们要有一种关怀，有认识很多事物、制度的演变的愿望，这样无论在理解还是在表述上，你都会有很大提升。”

哪怕你做一个小题目，你要看这个小题目的时间、现象、背景、人物，以及在社会环境中的位置。你的文章可以不过多地讲述背景，但是写这个文章时你脑子里一定要有背景。因为只有你脑子里有了“景深”，你对事件、对人物才会有较好的把握。明白了背景，你的分寸才可能对头。你才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个事件、这个人、这场博弈，你知道来龙去脉。

> “尽量多做跨历史的建构，同时也深入历史内部的细节。尽你所能构筑较为形式化的理论并构筑模型。细致检视琐屑事实及其彼此关联，也认真考察独一无二的重大事件。

> 不要只是把细碎研究的报道固定在界限分明的静态时刻或非常短暂的时段之内。要以人类历史的进程作为你的时间跨度，以此作为你所考察的星期、年月和时代的定位框架。”（米尔斯，1959）

如何理解“理论与叙事”

（对于“搬理论来解释经验调查/现象”这个学生惯用的套路，）“普遍的毛病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这个经验性的调查与寻找到的理论结合得不好，勉强、生硬，油水不相融……文章的两部分不能成为一个整体，整合不到一块儿去。你作的是一项调查，你搬出一个理论和这个调查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觉得你有吓唬人之嫌。实际上在吓唬人的过程中，你放弃了你自己本来可以进行的深入分析。对你那项调查的结果，对你的描述，你本来可以作深入的分析，而你没有做，却搬一个大家伙来吓唬大家……为自己的叙事拉一个大理论，结果是自己的调查成为那个大理论的注脚，丧失了自己的创造力……不重视从自己的调查中得到一些独到的小发现，因此也就不会有所发现。”

提高理论水平的方法不是复述别人的理论，而是学习深入地分析问题。不是调查之后用韦伯的理论贴标签，很多人以这种方式代替自己的分析，掩盖自己分析力的不足。

“韦伯的理论刚好能帮助你解释一个微观问题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一，而韦伯的理论能帮助你看他老人家怎样分析他的问题，有所裨益是确定无疑的。我最害怕看到同学们贴大标签，比如韦伯和帕森斯的理论。贴小标签还好一些，说明你知道的理论挺多，它和你的调查有关联的可能性也大一些。”

“要强化另一种意识，在某一事件和问题中，努力发现一点别人没有发现的、有意义的事实和细节。”

“有些更小的事情，如果你把它的来龙去脉叙述得非常清晰，你把它的背景交代得非常清楚，它是什么背景下的产物，什么背景下的运作，实际上也就是把一个小题做得很有深度，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太小的事情。”

> 在逻辑上，我认为社会科学的深刻性…需要你在事实里“泡”着，对事实理解得非常透，抓得准，不断地拷问，当然逻辑上要严密，材料丰富，讲出来的东西才深刻。靠那种线性的积累，很难积累出真正的深刻性。（项飙，2020）

> 不是说你要讲出一个普遍的、正确的、深刻的理论，而是要把自己和世界的位置讲清楚，这非常重要。（项飙，2020）

> 深刻总是相对的，因为我们提出的见解不只是对这个问题的见解，真正的基准点（reference point）其实是另外的见解，关键是你这个见解和其他见解之间的关系。“深刻”是精确地把握住现实，同时对别的见解形成批判性的再认识。（项飙，2020）

理论素养在选题、观察与叙事中体现，“显示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

（1）选题

“你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所以重视这些细节，就显示出了理论修养之高下，不必贴标签。”

（2）“观察都是负载着理论的”

“观察完了，调查完了，最终每人要开始他的叙事。进入叙事也受每个人原有的理论的影响。 所调叙事，实际上需要完成的是把你调查得到的事实串起来，获得连贯性和可读性，成为一种结构。理论有结构，叙事毫无疑问也有结构，没有结构，别人不愿意听，听了之后也不能把握，没有结构连叙事者自己都把握不了。以什么方式串起来？社会学家和一个典型的新闻人去串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提出的原因就是观察还是受理论影响的，观察都是负载着理论的。”

（3）“在叙事里面渗透出你的理论涵养”

如果你对你的调查能做一点深入的分析，很有见地，那你挺有理论素养的。不是掉书袋，引用别人的理论就说明你有理论水平了，完全不是。大家写叙事体，练出好文笔，在叙事里面渗透出你的理论涵养。

> 一个例子：《麦当劳在中国》阎云翔

《麦当劳在中国》是典型的叙事体。“你说他研究麦当劳和一个记者研究麦当劳能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

关于“叙事与理论”，郑老师介绍了三个读物：一是谢立中老师翻译、瑞泽尔写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第一章；二是塞德曼写的《有争议的知识》的绪言和结论；三是陈嘉映写的《不可还原的象》里的一篇文章《何为理论》。

如何做好访谈

（1）问得细致、严谨。

> 一个反面教材：“台阶很长”

“……有一册里面有一个记者写的报道，让老板训了一顿。那记者说那个台阶很长。老板说，什么很长？多少个台阶啊？你告诉我多少阶，用不着你说长短，读者自己会判断台阶到底长不长。”

“那样的记者就很拙劣，不专业，没师傅。”

（2）提问题绝对避免提示答案。

这样的提问方式在电视台中经常看到，愚不可及。“他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人家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她就给人提供一个答案，说是因为这个吧，你这么一说，人家就往往说是。”

（3）提出开放式问题还是选择式问题的时候，要慎重考虑，这次是问“是否”，还是“为什么”。

“根据所要获得的答案的性质，考虑所提问题是开放的还是选择的，是多样的选择还是是否的选择，自己要考虑清楚。要争取能够顺着这个问题的逻辑提出下一个问题。这样，谈话就显得紧凑，形成了一个谈话的结构。有了一定的起承转合，这样，双方就组成了一个有结构的对话，就不是非常松散的谈话。”

想象和构筑类型

新的分类方式通常就是富有成果的发展的开端。简言之，能有本事搞出类型，然后探寻每种类型的条件与结果，就成了你身上熟能生巧的一道自动程序。

定性的各种图表（charts， tables， and diagrams）不仅可以用来展示已经做的工作，也经常充当货真价实的生产工具。它们澄清各种类型的“维度”，也有助于你想象和构筑类型。定性分析当然无法告诉你发生频率或变动幅度。它的技术，它的目的，都在于告诉你可能有哪些类型。

分类体系各自内部及彼此之间的共同特性与相异因素。好的类型要求分类标准明晰而系统。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养成交互分类的习惯。

> 你往往能通过考虑极端状况，即思考你直接关注的东西的对立面，来获得最佳洞见。

> 一旦你尝试对比不同对象，就会更好地把握材料，从而能够从比较的角度挑出它们相似的方面。你会发现，在关注这些维度与关注具体类型之间来回穿梭，会使人深受启发。这项技术在逻辑上也很严密，因为要是没有一个样本，你就只能想方设法猜测统计频率：你能做的就只是给出某种现象的大体范围和主要类型，而比较有效率的做法，就是首先构建“极化类型”，即多种维度上的对立两端。

> 对立类型的思路常常要求考察历史材料。这种做法有时会形成一些要点以便做趋势分析，或者引向某种以阶段分类的体系。（米尔斯，1959）

五、兼评社会学家

米尔斯：“美国社会学家里面的一个天才”

米尔斯“是异类，到古巴去见卡斯特罗。”“鄙人也是异端,特别喜欢异端的学说，觉得异端像罂粟一样美丽。”

【想起社会学家里别的“异类”：Manuel Castells Oliván（1942年2月9日－）也差不多是这个意义上的“异类”。）“Castells生于西班牙一个保守派贵族家庭，就读于巴塞罗那大学期间因积极参与反佛朗哥独裁统治的罢工罢课运动而被放逐，流亡至法国，在索邦大学求学。1964年毕业于经济法律系后转向社会学，师从Alain Touraine。1967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索邦大学任社会学助理教授，他的一个学生是法国五月风暴的学生领袖Daniel Cohn-Bendit，而他因再度卷入学生运动被学校解雇，转赴加拿大。”（来源：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胡翼青，2015））】

齐美尔：“齐美尔是不得了的一个人，韦伯不行”

四大古典理论——结构功能、冲突、交换、符号互动，后面三支的源头都是齐美尔的思想。

但是在这里我所要讲的是齐美尔不是光搞理论，齐美尔在理论方面下的工夫此别人下的工夫少多了，齐美尔一半以上的力量做小问题，写社会学杂文。齐美尔是小叙事的大师。在古典社会学家里，只此一位，没有第二人。

费孝通：“我觉得他是悲剧人物”

“我觉得他是悲剧人物，极其遗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此前在知识界，他是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有见识的人，一个睿智的人，但是以后的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一方面是后来当了很大的官，被约束了，但另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经世济民的动机，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这是很遗憾的。”

在《政改难产之因》一文中，郑老师也提到了费孝通。我想在这里他是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有见识的人，一个睿智的人”的形象—— 费孝通“此前在知识界”的见识：

> 1948年1月，在中共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三个月后，费孝通在他反对暴力土改的文章《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中写道：

> “历史并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历史的情境中总包含着一条合理的出路，历史不能合理发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为。一个被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

参考文献

郑也夫. (2008). 与本科生谈: 论文与治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米尔斯. (2017). 社会学的想象力.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项飙. (2020). 把自己作为方法: 与项飙谈话. 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