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2-1）李秀成的崛起与曾国藩重返长江主战场

第二章 太平天国（下）

一、三河大捷：新生代将领崛起

崔之清在《太平天国战争全史》中说：

“杨秀清被杀后，太平军指挥中枢失控，各战场失去统一调度，战略指挥陷入紊乱，缺乏全局的战略计划，严重影响了各战场的协同作战，也难以组建强大的机动兵团。”

这是对天京事变后战局变化的整体描述。打仗这个东西，不能集中兵力协同作战，那就没法打了，相当于坐以待毙。杨秀清时代的太平军，在军事上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快速机动。东王掌握全局战略，一声令下，就能向战场关键节点调集优势兵力猛攻。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各自为战，很容易就被清军各个击破。至于意识形态混乱带来的军队战斗力下降，那就更要命。

首先丢掉的是武昌。在武昌防御的紧急关头，石达开得知天京事变的消息，带兵离开，留下韦俊守城。韦俊是个能征善战的悍将，西征时期九江就是他打下来的。因为这个功劳，杨秀清把他提拔为西征军前锋主将。在石达开带精锐东返踏破江南大营期间，韦俊在武昌不仅没有消极防御，还主动出击，击败胡林翼、击杀罗泽南。罗泽南是王鑫、曾国藩、李续宾等诸多湘军将领的儒学老师，王鑫和曾国藩办勇的时候都得到过他支持，号称“湘军之父”，是比较罕见的能亲自带兵冲锋的理学大师。他被击毙对湘军将领心理冲击很大。

但韦俊是韦昌辉的弟弟。韦昌辉被杀以后，韦俊日夜担心自己的安危，武昌将士也议论纷纷，军心动摇。1856年12月，韦俊无心恋战，主动放弃了武昌南撤。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天京事变后的形势变化让武昌已不可能长久守卫，主动撤退可以收缩战线、保留大量生力军。

武昌失守后，湘军主力在罗泽南弟子李续宾的带领下顺江而下，围攻九江。数个月后，秦日纲旧部陈玉成带队招收了许多湖北的饥民，逐步壮大起来，其主力在武昌和九江之间的黄州一带与胡林翼带领的湘军交火；石达开离开南京后到达安庆，手下六七万人马。九江城内还有林启容统领的一万七千人。这个局面比当年湖口之战还要好一些。如果石达开和陈玉成两头合围九江湘军，九江城内守军配合反攻，兵力优势明显，打破李续宾的围攻并不难，甚至可望取得比较大的歼灭战绩。但此时没有任何人可以同时指挥这三支队伍协同。最后的结果是林启容闭城不出，李续宾感到九江无忧，遂亲自带数千精锐北上，与胡林翼夹击陈玉成。石达开还在与洪秀全赌气，忙着在安庆招罗旧部，根本没有参战。陈玉成孤军奋战被击退，此后九江遂无人再管，南京方面也不再组织营救。经过八个月的围城，1857年9月，九江最终被湘军攻克。然后，湘军屠城，城内上万守军和众多居民被全部屠杀。

1857年7月，清军重建江南大营后再次围攻镇江。洪秀全派出他的哥哥安王洪仁达带兵前去支援。洪仁达根本不懂带兵打仗，被杀的大败而回。12月27日，城内太平军因粮食耗尽，弃城突围，镇江失陷。

在这段时间内，洪秀全亲自担任军师，教政军大权一把抓，直接指挥各路人马东征西战，再没有人敢约束他的权力。但他亲自上阵的效果极差，眼看着武昌、九江先后失守，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夺取镇江，对太平天国全面反攻围剿，战略形式瞬间倒转，天国政权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1958年4月中旬的时候，清军已经到南京城外的雨花台建好了坚固的营地，开始合围南京。南京城的大部分对外通道都已中断，只有九伏洲、七里洲的水路还能走得通，但也不时遭到清军水师的威胁。如若这条路也被切断，南京城的物资供应就完了。

这个时候洪秀全是真怕了，朝中亲信们也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发现指望“天父天兄大显权能”不大靠得住，还是得让真能打仗的人上，才能救得了命、保得了富贵。朝臣们遂一致推举李秀成担任“提理朝廷军政”，统一指挥全国军事。

李秀成和陈玉成一样，是天京事变后进入高层的年轻将领。他们都在天京事变之前跟随秦日纲作战，但跟天京事变没有瓜葛。秦日纲之前一直负责长江北岸的安徽军事，石达开则负责南岸的江西以及上游的武汉军事。太平军的主力当时就是两个，一个是石达开经略江西和守卫武汉的十来万人马，一个是秦日纲在安徽的几万人。剩下的就是南京、镇江为数不多的守军了。秦日纲被杀后，李秀成和陈玉成在安徽带兵，战绩卓著，在全面收缩的大形势下，搞了几次胜利反攻，被石达开提拔了上来。后来，陈玉成从安徽北部带兵进入湖北，沿途招罗了湖北、皖北的一大批饥民，形成了一支新军。李秀成则从河南招募了一批捻军、天地会等小股起义队伍，也形成了一支自己的有生力量。石达开分裂以后带走了大部分江西兵马，李秀成和陈玉成的部队便成了忠于洪秀全的两大主力。

此时，陈玉成远在湖北，李秀成奉命援助南京，在前线顶住了清军的进攻。危局之下，洪秀全不得不将军事指挥全权交给了李秀成。

之所以说是“不得不”，是因为洪秀全并不信任李秀成，李秀成也是走的杨秀清和石达开的“人民革命”路线，跟他不是一条心。

李秀成是杨秀清从普通一兵亲自点名提拔上来的，后来又跟着石达开去江西工作，最后才去安徽归入秦日纲部下。他真正得到重用，成为统兵大将，是在石达开南京主政期间。1857年，石达开被逼出走之后，洪秀全把手握重兵的李秀成封为侯爵、副掌率，算是进了核心高层。李秀成被加封之后，却上书洪秀全，请求重新任用石达开、废掉安福二王，还要“依古制、轻税粮”——全是石达开的那一套。洪秀全气得要死，直接就把李秀成给撤职，爵位也革了。李秀成不服气，又写了一封长篇奏章上奏，从天下大势、世道人心的角度把上一篇奏章的观点详细论述了一遍。

据《李秀成供述》，某位“朝臣”看了第二份奏章之后觉得写得很好，找洪秀全当面说情，这才官复原职。这位“朝臣”不知道是谁，他应该一方面是觉得人才难得，另一方面恐怕也是考虑到这个时刻再轻易处分撤换统兵大员，实在很不明智——万一李秀成一气之下带兵投奔石达开怎么办？李秀成的第二封奏章，说明他只犯了“政治错误”，没有犯“组织错误”，路线认识上有问题，但并不是在向石达开效忠，因此是可以原谅的。

所以，1858年南京被围之后，洪秀全把兵权交给李秀成，实属逼不得已。李秀成也就成了继杨秀清、石达开之后，第三个掌握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人民革命派”。李秀成掌权后，做了三个关键的人事安排，一是将他信任的将领林绍璋调到南京，主持南京防务；第二，让洪秀全公开下旨赦免韦俊，保证他不会因为韦昌辉的关系受到株连；第三个最重要：请洪秀全公开承诺“不准长次兄理事”，把安、福二王的一切实权拿掉。洪秀全被迫全部接受——在清军的“帮助”下，李秀成把石达开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做成了。

李秀成有个堂弟，叫李世贤，也很能打，是石达开旧部，在天京事变后选择了忠于洪秀全，驻军芜湖。李秀成又与陈玉成同为秦日纲旧部，在踏平江北江南大营的战役中彼此配合密切，二人关系甚好。此外，李秀成力保韦俊、使其获得赦免，对于弥合太平军各地将领因为天京事变带来的裂痕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之前都跟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有各种复杂的联系，天京事变的罪责不翻篇，大家很难安心打仗。

这样，实战经验丰富的李秀成上台掌权，能协调李世贤、陈玉成、韦俊等多个地方统兵大将，又因赦免韦俊而得到各地将领的钦佩拥戴，太平军内部团结得到加强，又一次具备了多路主力协同作战的能力，局面随之发生了一定的程度的改观。

李秀成让林绍璋掌管南京兵权，执行他的军事路线，然后自己带兵离开。先去芜湖找到堂弟李世贤，又去安徽枞阳找陈玉成等将领，多方协调，终于定下来了集中兵力攻击清军江北大营的战略计划。1858年9月，李世贤等在外围机动配合，陈玉成、李秀成两路主力合兵，第二次踏破清军江北大营，歼灭敌军七八千人，江北清军主力损失近半。这样，南京北方向的物资交通路线全面恢复，围城危机初步解除。

这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军最为辉煌的胜利，李秀成居功至伟，理应把他“提理朝廷军政”的临时职务变成正式职位。但情况刚一好转，洪秀全立刻就以军制调整的名义，削弱李秀成的地位。他借口恢复广西时期的“五军统帅”体制，把亲信蒙得恩封为中军主将、正掌率，节制诸将、总理朝政；陈玉成为前军主将、又正掌率，为前敌总指挥；李秀成被“升为”后军主将、副掌率，为陈玉成之副。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

李秀成名义上被“升”，是因为后军主将这个职位比他原来的副掌率高一些。但从排名来看，还是在蒙得恩和陈玉成之下，没有任何进步。真正升官的是李世贤和韦俊。李秀成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又受朝臣和各地将领的拥戴，中军主将的位置显然应该给李秀成才合适。从“提理朝廷军政”到后军主将，功劳最大的李秀成不是被升官而是被削权。

中军主将蒙得恩在金田起义初期立过一些战功，但定都南京后就负责管理女营，其中一项职责是为洪秀全挑选美女当后宫娘娘或者作为天王给诸王、功臣的“赏赐”，早就已经从战将变成了宠臣，长期不接触军事事务，多年没有立下过军功。仅仅因为管理女馆等事务性工作搞得好，让洪秀全满意，就任命他来当中军主将、总理全军，简直就是扯谈。不仅李秀成不服，全军上下没有人服气。

——由于支持石达开路线、抵制安福二王执政，李秀成一直被洪秀全猜忌和刻意打压。李秀成心胸开阔、善于团结各种势力（洪秀全的亲信宠臣除外），战略意识全局意识好，还极为善于用兵，是太平天国后期唯一有可能挽救大局的人物。但除了在1858年南京被围之后短暂的获得负责全局之权外，其它时间只能依靠个人关系协调其它部队来配合打仗。

蒙得恩在中央主持军事，实际上并不能发挥作用。还是李秀成和陈玉成等地方将领自己商量着办。他们和众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会议——这种统兵大将们自己开会决定战略的办法已成为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军事决策的主要方式——决定把战略主攻方向放到南京西北部的皖北地区。

他们运气不错，很快就碰到了一条“大鱼”。攻克九江的湘军悍将李续宾，在立下大功以后头脑发热，以为太平军大势已去，妄想同时夺取合肥和安庆这两大重镇。他派部将去打安庆，自己来打合肥。分兵而且孤军冒进，犯了兵家大忌。陈玉成和李秀成抓住机会，于1858年11月中旬在合肥南边大约三十里的三河镇（今合肥市肥西县）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包围。李续宾所带七千余人几乎被全歼。李续宾自杀，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被击毙，史称“三河大捷”。这一仗消灭的是真正的湘军主力精锐，是继石达开1854年湖口大捷之后对湘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湘军由此锐气大挫，长江上游的战局也暂时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三河大捷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清政府内部的矛盾，曾国藩下台，湘军在全局战略层面失去了统一指挥，无人能约束李续宾。

天京事变之后，各地清军都在趁机组织反攻，大部分效果不错。曾国藩在南昌也算解了围，但江西的战局并没有立刻好转，因为这是石达开的老根据地，也是太平军主力所在。石达开继续在中央执政，江西的仗并不好打。但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一直想谋求江西巡抚的地方实权职位，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就不好好打仗，对朝廷的忠诚度有问题，才是江西湘军表现不如其它地区的关键。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也就越来越差，动不动就下旨谴责，让曾国藩心灰意冷。

1857年2月，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他需要回家守孝。紧急军情下，皇帝原本可以宣布“夺情”的。咸丰先给了曾国藩两个月的假期，然后就催促曾国藩赶紧复出。曾国藩则坚持不给巡抚的职位不出来。咸丰见天京事变后局面甚好，有没有曾国藩也无伤大局，干脆就再次借坡下驴，不夺情了，让曾国藩在家继续守孝。这段时间，李续宾攻克九江，成了大功，升任巡抚，头脑发热起来，就没人能约束得住他，胡林翼也劝不住。李续宾在名义上由不懂军事的湖广总督、满洲大员官文直接领导，官文一再催促他尽快扫平安徽、进军南京。这与李续宾自己的头脑发热一拍即合，才有了分兵冒进之举，被陈玉成和李秀成抓住机会予以痛歼。

——湘军和太平军一样，有没有一个拥有战略眼光的权威指挥中枢，对军事绩效影响极大。洪秀全对杨秀清是“狡兔死、走狗烹”；咸丰皇帝对曾国藩就是“飞鸟尽、良弓藏”，都是自作聪明，一看形势大好，便以为自己可以统筹全局，无需权臣出力，结果一个全局溃烂，一个局部惨败。

三河之战时，曾国藩已经复出了，但复出得比较勉强，只是受皇帝派遣南下围追堵截石达开，远离长江主战场，管不到李续宾。

石达开与洪秀全决裂后，从安庆南下景德镇，又东征浙江。清廷想要调遣部分湘军去对付石达开。湘军大佬胡林翼在幕后操纵，让湘军各部以各种理由拒绝调动，目的就是要让曾国藩复出。然后，由非湘军系的大佬、湖南巡抚骆秉章出面，向皇帝请求准许曾国藩复出。咸丰终于同意“夺情”。曾国藩消停了一年多之后，也变老实了，不跟皇帝硬抗了，不追求统筹全局，没有巡抚的头衔也愿意出来带兵。

之后，石达开南下福建、后来又转战湖南南部，咸丰皇帝的意思是让曾国藩带兵跟着追。曾国藩不太想把精力用到边缘战场上，一直想要回到长江主战场掌控大局，但咸丰皇帝就是不同意。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太平军三河大捷、李续宾命丧安徽，事实证明长江中上游的战局没有曾国藩统筹指挥，确实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而被太平军各个击破。曾国藩再次上书表示不愿意再被石达开牵着鼻子跑，要求全力经略安徽，集中力量攻打安庆，被咸丰皇帝接受。

这样，在清军这边，虽然由于李续宾的冒进导致了意外惨败，却引出了曾国藩重返长江主战场，湘军再次有了战略主心骨，这就是所谓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而太平军这边，三河大捷之后，战场形势从表面上看还可以，其实内部的危机远未消除。天京事变带来的分裂、洪秀全在南京乱搞带来的朝政和人心混乱，就是埋藏在太平军内部的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在任何地方被突然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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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