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2-5）】太平梦碎：列强干预与南京失陷

太平梦碎：列强干预与南京失陷

针对李秀成的新战略，曾国藩也相应的做出了战略调整。他继续亲率主力准备顺江而下围攻南京，但也分出来了两部兵马去打苏州和浙江。他派出幕僚李鸿章带九千精兵去上海，然后又在上海关税和士绅们的资金支持下招兵练兵，形成一支“淮军”，负责进攻苏南；又派出左宗棠带领其自己从湖南招来的五千“楚军”，从江西进入浙江，负责攻打浙江，以使李秀成不能专心经营其江浙根据地。

曾国藩分兵的招数，并未超出李秀成的战略布局。应对湘军偏师骚扰江浙，确保两年练兵时间，完全在李秀成的实力范围内。但有两股他无法掌控的力量，把他的战略布局完全打碎。

第一股力量来自洪秀全。

1862年初，当李秀成历尽千辛万苦把新招的二三十万新兵带回江苏的时候，他被苏州城内外的变化震惊了：城市残破、商业萧条、人民流离失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民已失散、房屋被拆不堪，良民流泣来禀”。

原来，李秀成西征之前，把苏福省事务委托给了其主要副手陈坤书代理。陈坤书也是一名从广西一路打过来的太平天国老将，作战勇猛、功勋卓著，对太平天国的忠诚度没有问题，长期跟随李秀成转战四方，深得李秀成信任。但问题是，他跟陈玉成一样，是个纯粹的军人，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李秀成在，他就听李秀成的，执行能力一流；李秀成走了，他是苏福省代理一把手，就听洪秀全的——这在陈坤书看来完全没有问题。

于是，就发生了跟1853年杨秀清离开南京去镇江后洪秀全联合韦昌辉发布《待百姓条例》高度相似的一幕：陈坤书在洪秀全以及他身边那个洪姓黄姓亲信小集团的指挥下，全面颠覆李秀成的江南治理政策，把洪秀全“宗教理想国”的路线用于治理苏州：工商业被收归国有，利润全部归“圣库”，人民被驱赶离开城市，还拆毁民居修建忠王府和各种高级将领的府邸。在农村地区，试图废除“因佃纳粮”的税收体制，改为人民只能留下口粮，剩下的全部收归“圣库”，为此跟地方士绅民团不断冲突。

李秀成立刻纠正了陈坤书的这些错误政策。不过，南京朝廷的胡作非为并不会因此停止。

自从1859年洪仁玕被封为“军师”总理朝政以后，洪秀全就很少花时间在“俗务”——也就是军事行政事务上，绝大部分时间深藏天王府专心于“天事”——也就是宗教思考。我们在前面讲过，作为宗教导师，洪秀全对军事行政方面的事情既不太明白也不上心，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诉求就更没法理解。他就是相信自己是上帝派来当天王的，所以他认为搞军事行政这些俗务并不会有助于推动太平天国革命走向胜利。要想战胜清军，关键还是两条：第一是强化宗教神权意识形态，第二就是封官许愿，强化封建等级特权体制。把“俗务”扔给洪仁玕以后，他就开始大抓这两个方面。

1861年初，洪秀全专心“天事”的研究成果出炉。他宣布，把太平天国改名为“上帝天国”。

“天上地下人间，天父上帝独尊，此开辟来最大之纲常……爷为独尊，全敬上帝，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断自今，玉玺内‘太平天国’四字改刻‘上帝天国’；……凡诏书各件有‘太平天国’四字，通改换‘上帝天国’以正万古孝敬爷之纲常，普天一家尽归爷哥，世世靡既，永远人间恩和于无尽也。钦哉。”[1]

我们在前面讲过，太平天国中的“太平”这个词来自于《原道醒世训》，此书是冯云山所作。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道过程中，把基督教和洪秀全的《原道觉世训》中“敬拜唯一真神”的思想跟中国底层人民的诉求相结合，提出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新思想。“天国”是洪秀全的理想，“太平”是中国人民的理想，冯云山把这两个思想连接了起来，才催生了太平天国运动。如今，冯云山已死、杨秀清被杀，洪秀全大权独揽，经过多年思考，他终于决定取消“太平”二字，改为“上帝天国”。可以说，“上帝天国”四个字，彻底暴露了洪秀全作为一神教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本色，将其“人民革命领袖”的外衣完全脱了下来。中国人民抛头颅啥热血的革命，难道竟然是为了建立“上帝天国”吗？这真是荒唐可笑之极！

洪秀全这个操作实在过于极端，诏令颁布以后，朝廷内外无人响应。僵持了一个月以后，洪秀全眼见实在无法执行下去，又退了一步，不用“上帝天国”的国号了，但是要在“太平天国”前面加上“天父天兄天王”六个字，不尊者五马分尸。然后，所有的军要改成“天军”、民称“天民”、营称“天营”，将称“天将”，又作诗

“爷哥朕幼坐天堂、永普照万方万洋”。

洪秀全在这些宗教神权的形式主义上大做文章，本质是想以此来加强士兵们对他个人的迷信，他以为这招可以鼓舞士气、加强集权，实则南辕北辙。太平军将士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套鬼话，认为这实则不过是洪秀全个人野心膨胀，反复强调太平天国是他洪家天下的意思，对革命事业的奋斗目标感到更加迷茫，进一步离心离德、士气低落。

李秀成和李世贤兄弟二人强烈抵制这些荒唐举措，在文书和印章中坚决不改。洪秀全不敢很得罪李秀成，便拿李世贤开刀，宣布将李世贤革职。不过这个革职的命令没有发挥任何用处，李世贤还是坚决不改，继续在浙江带着自己的兵打仗。

努力强化宗教神权的同时，洪秀全又进一步加强封官许愿，以拉拢人心，主要做法就是疯狂的封王。1859年，杨辅清封辅王；1860年，李世贤封侍王，同时也把洪家、黄家的一大堆亲戚封王；1861年，在南京城内把李春发、莫仕暌等六部主官封王。到这时候，封王虽然有点多，但还基本在靠谱的范围内。

真正开始失控是在安庆失陷前后。陈玉成救援安庆失利、精锐损失殆尽。部下的不满情绪开始迅速增长。洪秀全为了安抚人心，就开始疯狂封王，封了英王部下的陈得才、赖文光、蓝成春、梁成富、陈士荣、林大居、秦日南等人为王。特别是封了功劳、名气都很普通的林大居和秦日南，开启了滥封王的先例。

陈玉成牺牲后，李秀成接管了他的部分部队，又占据了苏南和浙江。而李秀成的堂弟侍王李世贤据有浙江中南部大片地方。洪秀全一直对李秀成是猜忌防范的态度，也就将封王作为一种制约李秀成军权的手段，通过封王来不遗余力地分割其的军权。先后将李秀成的部下陈坤书、陈炳文、谭绍光、郜永宽、童容海、刘官芳、黄文金、胡鼎文、陆顺德等人封王。随后对李世贤、杨辅清的部下也大肆封王，到1863年春天，封王已经接近百人。此后，爵赏之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洪秀全两个哥哥重掌大权后，只要有人送钱送物，只要是广西老兄弟，只要有亲戚裙带关系，无不为王。一直到太平天国灭亡，总共封出去了两千多个王，堪称空前绝后。至于王之下的丞相等高级职位，就更是毫无顾忌，给钱就封，最后只要是个能带几个兵小头目，就都能整个丞相当当。

对李秀成而言，他自己也就是个忠王，一旦其部下被封王，他就很不好指挥了，要想用军事纪律来对其进行约束和处罚就更难。一个王就是一个独立山头，可以直接对洪秀全负责。

而且，封王这种事，按照太平天国的体制，不是给个头衔就完了，后边有一整套标准待遇，比如王府要修多大、穿什么颜色样式的衣服、坐多少人抬的娇子等等。这是洪秀全从永安制定《太平礼制》之后就一直在加强的封建等级套路。像李秀成是忠王，在其官方驻地苏州就要建忠王府，占地面积也有标准。李秀成虽然在外带兵打仗很少住在苏州，陈坤书虽然颠覆了李秀成的政策，但却严格按照标准给李秀成建忠王府。当年杨秀清等人也是一样，他们本人对这些讲究可能并不在意，但按照洪秀全搞出来的等级制度，你到了这个级别就必须按照级别来。杨秀清希望节约民力，其东王府内部装饰就比较简单，但占地面积是规定好的，想节约用地也不行，那就会违反神圣教义和国家体制。太平天国许多将领都在大建府邸方面受到后世指责，实则并非这些农民起义的英雄们那么快就忘本、掉入了奢侈享乐的陷阱，而是洪秀全这个宗教导师搞出来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

一个人一旦被封王，接下来就要按照标准找个地方修建自己的王府，有条件的还要经营自己的地盘。比较典型的是陈坤书。他眼见自己代管苏福省的路线被李秀成否定，很不高兴，洪秀全也看准了时机，将陈坤书封为护王。陈坤书便自己带兵前往常州驻扎，在常州修建护王府、割地自雄，从此不再服从李秀成的调遣。后来陆续封王的那些李秀成手下将领，情况也都大同小异。李秀成要开个军事会议，把这些藩王召集起来，大家穿什么衣服怎么坐座位又是一大堆讲究。这些繁文缛节，源头就在洪秀全的《太平礼制》，更深刻的根源则是《原道觉世训》中对夏商周三代封建体制的肯定。

洪秀全就是用这种方法，把李秀成的苏福省和几十万军队硬生生的给拆分成了几十个藩王山头。这样，李秀成就不能威胁其最高权威，但同时也彻底瓦解了太平天国最后一块根据地的战略潜力，让李秀成没有办法进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和根据地建设——他不仅在苏福省说了不算，在苏州城里说了都不一定算。苏州被清军夺取的时候，一个苏州城中就有九个王，被李鸿章杀了八个。其中最搞笑的是归王邓光明，他一直是李秀成的爱将，很听话也很能打仗。他在引进西洋枪炮方面态度最积极，其手下装备也最好。每次去救援南京，湘军一听说邓光明的部队就害怕，因为湘军的装备不如邓光明部。洪秀全一看邓光明有实力，就给封了个归王。结果刚一封王，李秀成就指挥不动了。1863年春天封王，1863年夏天李秀成带领十三王解救南京，邓光明就拒绝带队前往。这一次解救行动规模最大，湘军几乎崩溃，如果最精锐的邓光明部也参加，说不定真能成功。洪秀全这种拙劣的权术，最终还是害的是他自己。

总之，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继续发挥其“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特点，让手下的将领们互相不能指挥，但自己又完全不具备战略指挥能力，使得各地将领只能各自为战。李秀成被架空后，除了其亲兵外，对其它将领的军队纪律也很难再进行统一约束。许多将领为了扩大自己势力不分良莠大力扩军，军阀化情况严重。南京方面则收受贿赂滥封爵赏，官帽子满天飞，无数地痞流氓、土匪团练趁机混入。大多数新兵毫无理想信念、纪律败坏、未经训练，战斗力迅速下降，甚至出现数万太平军围攻数百团练武装都长期不能取胜的情况。这样，李秀成经营江浙两年并训练十万精锐的战略目标遂成泡影。

瓦解李秀成战略目标的第二股力量来源西方殖民列强。这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

李秀成对殖民列强从来不报很大希望。尽管他和洪仁玕在经略江南方面意见一致，但战略意图差距甚远。李秀成是看中了江浙地区的经济潜力，想用江浙的钱粮来练兵；洪仁玕是看中了江浙地区可以与列强直接贸易通商的优势，希望借助列强的力量来帮助太平天国推翻清朝。历史证明，洪仁玕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李秀成唯一希望可以从列强那里得到的好处是购买到一些先进的枪炮。但即便是这个，他也有很实际的态度。首先，购买渠道主要是从洋商而非列强政府手中购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非法的武器走私。他不像洪仁玕那样希望能买到军舰这种必须通过政府渠道才能获取的武器[2]。第二就是买来之后他急切的希望能够仿制，并且跟中国自己的生产能力结合。他发现了西洋枪炮的厉害之后，马上就找人仿制，炮筒炮弹这些技术含量高的东西暂时还搞不定，但先搞定了炮架子，把中国能自制的火炮与西洋炮架结合，来提升中国自制火炮性能。

尽管如此，李秀成还是低估了列强的无耻。他不指望从列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但认为他们应该会像公开声明的那样保持中立。实际上，早在1853年，英法军队就开始帮助清军，镇压了上海爆发的小刀会（天地会的一个分支）起义，法国侵略军头子辣厄尔公开宣布“法军对叛军进入包围战争的状态”。1861年，巴夏礼又以官方身份威胁陈玉成，要求他不要进攻武汉。这两个事儿，李秀成很可能都不知道。1860年他进攻上海受伤，也以为是部分外国军官收了清军的贿赂的缘故。

实际上，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列强政府态度鲜明，就是直接把上海、宁波这些通商口岸城市当成自己的殖民地，这些地方的清军不过是他们的傀儡军队，太平军如果来攻打就会被视为侵略。

这样，到1862年曾国藩决定分兵的时候，列强对中国内战的参与就变得比较直接了。他们干脆派遣轮船到安庆去帮助曾国藩运兵。因为从安庆到上海沿途包括南京在内的很多城镇在太平军控制下，其炮台可以威胁江上轮船，运兵十分危险。用英国的武装轮船运输，安全才有保障。尽管这个操作看起来具有非官方的色彩，是上海士绅们集资“雇佣”英国商船来完成的。背后实则有英法殖民政府的支持才可能完成。这种战争时期帮一方大规模运输军队的做法，显然跟“中立”是沾不上边了。

有了英国轮船的帮助，清军突然之间在太平军的大后方拥有了一支庞大的正规军。这是非常要命的。如果太平军也能在安庆围城的时候，乘坐英国轮船直接跑到湘军后方去占领九江、湖口，可以想象会是什么后果。苏州距离上海很近，只有一百一十公里，军队从上海出发隔一天就能到达，走水路更快。如果曾国藩只能从安庆一路往南京打，同时派遣左宗棠从江西南部、浙江南部慢慢进攻，李秀成就可以轻松获得两年的时间经营其以苏州为核心的苏南根据地。

英国政府还支持本国军官在李鸿章旗下搞了一个“常胜军”。这个常胜军原来是冒险家华尔自己搞的“洋枪队”，是上海本地士绅花钱请的雇佣军。后来英国政府介入，为其提供官方支持。在1860年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的战斗中，英国将军斯特维利带领英军、洋枪队和法军，一起对进入上海三十里范围内的太平军发动了驱逐作战。等到华尔被太平军击毙以后，斯特维利便直接指派英国退伍军官戈登担任“常胜军”首领，使用英军建制和武器进行训练。

更严重的是，英国和法国直接出动军舰来配合“常胜军”和清军作战。军舰的保卫范围主要限于上海周边三十里。不过，这就相当于为淮军提供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后勤基地。

李鸿章在上海，日子过得非常爽：一手拿着那些逃难到上海的江浙富豪士绅们的钱，一手拿着部分海关关税，大量购买西方先进武器，招兵养兵练兵，高枕无忧。因为有英法军舰保卫，太平军绝不可能打进上海来。而淮军则可以随意进出上海，准备好了就出去攻打太平军，打败了或者打累了就回到上海休息。李鸿章打的就是“神仙仗”。

所以，列强只是“名义上”保持“中立”，只负责保卫上海周边三十里，实际上为清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让清军在太平军的战略后方可以拥有一块绝对安全、钱粮充裕、武器弹药无限供给的军事基地。遇到这种事，太平军这边就是战神下凡也没法打。如果太平军北伐的时候能花钱雇佣英国轮船运兵到天津，然后请列强宣布天津“中立”，清军不准进入天津城以外三十里范围而太平军可以随便进出，天津港随便太平军用来运输人员物资和武器，那北京早就被太平军攻下、清朝也早就被推翻了。上海这种情况，如果谁还相信列强是保持“中立”的，那可真是见了鬼。

列强直接干预中国内战，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借口是为了保护在上海的侨民和他们的资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跟清军一道，疯狂的编造谎言来抹黑太平军，不顾大量传教士、商人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地区带回来的真实报告，故意扭曲事实，把太平军描写成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土匪。

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在第二次攻打上海之前，太平军先攻克了宁波。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新开辟的另外一个通商口岸，其重要性不如上海。太平军的行动也许是为再次攻取上海做准备，让持怀疑态度的列强看一看太平军是否能遵守承诺，能否有效的保护外国商人的财产和维持通商。

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克宁波。之后，对城内平民秋毫无犯，外国商人安全更是没有遇到任何问题。英国驻宁波领事向外相罗塞尔伯爵和海军部报告：

“我很高兴的说，截至目前为止，城内尚无屠杀焚掠之事，仅少数人被杀、若干财产被毁，叛军行为极有节制。”

海军提督何伯也向海军部说：

“叛军行为迄今尚称良好，彼等宣称，极欲与外国人保持友谊。”

巴夏礼在关于攻克宁波的备忘录中还专门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

“南门外妇女慈善会为一良好进攻据点，倘占领该处即可取得进攻的掩护，因为该处高窗可控制城墙。但他们（太平军）只在该处围墙脚下伏行前进，并未进入屋内侵扰。……一个闻名上海、经常捐助政府的宁波富商的住宅亦未收到侵扰，只因为他雇佣了一个法国人居住在该房屋内……就叛军的信用而论，我必须说，他们占领宁波时，正如我相信他们占领浙江其它城市时一样，并未发生那些为人所知道的他们在别的地方所犯的暴行。”[3]

在宁波及其周边地区，太平军也按照李秀成的治理方针，迅速建立起来了各级政权，有效的维护了地区治安。外国人通过申请，就可以自由的到浙江地区旅行。1862年1月6日，宁波的英国商人格林在致怡和洋行的信中说：“我们再没有听到盗匪抢劫的事情。”

完成占领后，太平军接管了宁波海关，然后宣布免征关税三个月，以鼓励各国各地商人前来贸易。贸易恢复的很快，格林在3月8日的信中说：

“米价已经下跌了，有好些米船从南方来，日内就可到达……因为有几条船从泉州或乍浦开来，因此糖价也下落了……有大批山东船正在装运北路货……目前太平军正掌握全省或其大部分，他们允许欧洲人凭他们领袖发放的路条去乡下任何地方旅行……所以只要我们当局不干涉太平军，本口将有很好的生意可做。这儿已经到了一些生丝，茶叶也有来货。”

太平军攻克宁波后的一系列活动，说明他们在遵守对外承诺方面是认真的。他们与西方列强一样具备管理近代对外贸易和建立完善的内部治理体系的能力，既可以保障通商，也可以维持中国市场的稳定。列强们完全无需担心太平军会给他们在中国合理合法的商业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英国政府也收到了来自驻宁波领事在这方面的正式报告，只要不是心怀鬼胎，绝不至于产生相反的看法。

但是，殖民列强并不是仅合法通商就可以满足的。清政府也早就制定了极低的关税和优惠便利的外贸政策，他们照样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1861年12月，就在太平军攻克宁波的之后不久，英国当局便派遣海军提督何伯和外交参赞巴夏礼前往南京，直接找洪秀全谈判。这次谈判的内容没有官方史料记录。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到了两条，一是要跟天王平分中国，二是要太平天国代为支付清政府欠英国的战争赔款。林德烈《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也记录了一条，是要求太平军不得进攻上海。同时，1861年12与27日，英国驻华海军总司令向南京方面提出过一个照会，要求太平天国允许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自由通行并且不接受检查（也就是可以随意走私任何物品且不交税），还要求太平军承诺不得进入在英国拥有租界或者领事馆的城市包括九江、汉口等地周边一百里的范围。这些条件被太平军拒绝。它们肯定也会体现在何伯和巴夏礼12月去南京谈判的条件内。

据此，我们可以大概推测英国当局真正保持“中立”的条件，应该是三个方面：

• 第一，太平军不得攻打上海；
• 第二，太平天国要继续认可清政府给予列强的所有特权。除了通商之外，还包括要代为偿还鸦片战争赔款、允许鸦片自由贸易，以及承认其他《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的各种不平等条款；
• 第三，其它一些更过分的要求，以至于让李秀成认为这是想要跟太平天国“平分土地”，可能涉及到割让上海、广州等一系列沿海重要贸易城市，或者是在九江、汉口等内地沿河贸易城市设立更大范围的英国控制区。

这些条件中，太平天国方面认为只有第一个条件可以谈判，但前提是上海也不得驻扎可以用于进攻太平军的清军——如果只是维持治安的话，几百人就足够了，更何况还有列强自己的警察和军队。巴夏礼后来回忆说：

“他们（太平军）希望知道何伯提督如何阻止清军从上海出发去进攻他们，以及是否准许他们派遣一位官员前往上海了解关于此事的措施”[4]。

太平军方面提出的条件非常合理，而且是绝对的底线，他们可以不去夺取上海的财富和关税，但必须确保江浙根据地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列强如果想要太平军不去攻打上海，那就应该确保上海不能成为清军的军事基地。而列强连这个条件都不同意，所谓的“中立”或者保卫商业利益之类的就完全是虚伪的谎言。

更多谈判细节已经无法考证。总之，最后谈判破裂，这些要求全都被洪秀全拒绝了。

太平天国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始终都只承诺允许自由通商和旅行，拒绝鸦片贸易合法化和代偿战争赔款等不平等的要求。这才是殖民列强们要联合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原因，什么保护在华资产、自由通商之类的都不过是借口。至于拜上帝教的教义是不是跟基督教冲突的问题，倒是完全不在列强们提出的条件范围内——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西方列强已经是近代化的世俗国家体制，传教士们喜不喜欢拜上帝教并不能左右政府决策，其对外政策始终只考虑殖民利益。只要太平天国比清政府更能卖国、更能帮他们代为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不要说洪秀全自称上帝之子，就算洪秀全自称上帝的爷爷他们也照样支持太平天国。反之，对于很多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他们在殖民掠夺方面也丝毫不见手软。洪仁玕绞尽脑汁想把拜上帝教伪装成基督教的分支，认为这样就能取得列强支持，完全是在白费功夫。

既然何伯和巴夏礼提出的条件被拒绝，那么——即使何伯和巴夏礼都亲口承认太平军在宁波并未有破坏通商和外国人财产的行为——英法殖民列强便毫不犹豫的转向了与清军联合，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1862年1月7日，为了消除上海清军对太平军的威胁，忠王李秀成亲率大军，水陆并进，包围上海，发动了对上海的全面进攻，力图一举攻克。英国则以保卫上海的商务不受侵害为借口，正式出兵，攻击太平军。1月12日，英国驻上海领事联合清朝上海地方官及法国领事，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与此同时，为了加强英军在上海的战斗力，英侵华陆军司令迈克尔 “带九十九联队及炮兵若干同来”，增强了英国在上海的军事力量。1862年2月，李鸿章的淮军9000人由英国商船运送到达上海；3月21日，海军提督何伯率领英国军队在法国军队的配合下，向驻守在上海浦东高桥的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忠二殿下李士贵及吉庆元等部的太平军发动猛烈进攻。4月，何伯又与法军采取以攻为守战略，向上海周围的太平军发动进攻，占领嘉定、青浦、松江、南桥和柘林等地，大批太平军将士死于英军炮火之下。随后，英军又在清军、法军的配合下，大举进攻苏南及浙江地区，导致太平天国苏浙大片根据地的丧失。

1862年5月，清军在英法联军的配合支持下，对宁波发动反攻。清军先行进攻，不久后英法联军借口太平军在还击过程中有子弹落到了停在岸边的军舰上，动用六艘炮舰炮轰宁波城，然后派一支突击队翻过城墙，从里面打开城门。清军这才跟随英法部队进城，然后开始四处劫掠和屠杀。香港《德臣西报》发刊称，清军“在几小时内就带来比叛军在整整五个月占领期间带来还多的损害，刚拿回权力的道台则在联军进攻后的那一整天，忙着砍掉他捕获的倒霉叛军的头，要不然的话，就把他们处以酷刑”。

这样，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以李鸿章为首的清军淮军部队从沿海对太平军江浙根据地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攻。同时，左宗棠也从不断击败李世贤的军队收复浙江。

1862年5月，曾国藩已经稳打稳扎的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其间，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多次带兵前往南京试图救援，都被击退。6月1日，洪秀全病死，其子洪天贵福继位。1864年7月，南京城破，李秀成保护洪天贵福出逃，途中失散，李秀成被清军抓获，送往曾国藩处审讯。在曾国藩府中，李秀成写了下了三万多字的自述，为太平天国运动保留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记录，后被曾国藩处死。太平天国运动遂宣告失败。

——从带兵从湖北江西返回，到南京城破，中间确实有超过二十四个月的时间，李秀成在时间上的计算不差。但他先建设苏南和浙江根据地、将从湖北江西带回来的饥民训练成正规军、再寻求南京决战的战略布局却最终成为泡影。这是因为，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攻击下，他既不能获得足够的钱粮，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训练军队，甚至连统一管理根据地民政和军事的权力都被架空和切割。这里的反动势力，包括清廷、包括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士绅官僚集团、包括西方列强，还包括洪秀全所代表的太平天国内部一神教原教旨主义反动势力。尽管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动者之一，也是它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但在天京事变以后，他不仅不能代表这场伟大的革命，而且实则已经成为了这场革命最可怕最凶恶的敌人。李秀成对清廷的凶残、湘军的战斗力和曾国藩的谋略都有充分的认识，并做出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布局，是有希望战胜这些敌人的，但他未能正确估计来自西方列强和内部反动力量的破坏，这是他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攻克南京后，湘军再次屠城，

“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曾国藩奏报朝廷称：曾国荃带领湘军在南京“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

[1]《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诏》，《洪秀全全集》，209页

[2]李秀成最后实际上还真的搞到了一艘小型军舰，不过不是买的，是直接从列强手里抢来的。1863年，在他手下工作的英国人林德烈冒充外国记者，混上了“飞来复号(Firefly)”搞清楚情况，然后伺机夺取了这艘船。后来林德烈又去上海试图购买或者抢夺更多的轮船，但计划失败，林德烈被捕入狱。

[3]林德烈《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四章

[4]林德烈《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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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