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之書之人之擇

其實這些天事情也有，思緒也不斷，只是不肯去寫《學徒手記》這個系列，因為該說的，已經說過，若是沒有更深的反思，寫來也是浪費彼此時間。讀古人書，又讀今人書，總覺得我們現在的書雖然呈爆炸之態，但最終能大浪淘沙，留下供後人去反復閲讀的，或許不會很多。

記得目録學家曾經感慨歷代書籍留存的艱難，所謂水火刀兵，又有蟲蠹鼠咬，再加上天災人禍，如今我們能看到的古人書籍，不過寥寥。而且，書籍流傳，除了其本身價值外，又有幸與不幸的區別。這就像人的命運一樣，總有人問，是不是善良的，聰明的，高尚的，就會得到好的遭遇？為什麼像孔子、孟子這樣的聖賢，卻終生窮困不遇呢？

司馬遷的《伯夷列傳》，歷來評價不斷，我所傾向於的觀點，還是這篇列傳其意並不僅在於傳伯夷，而在於將司馬遷關於人之思考寫於其中，以作為全部列傳的序言。這篇短短的傳記里，其實并沒有什麼太多附會增飾的情節，司馬遷只是將自己尋訪所知，記録其中，並且多發感慨，又有曲折不可明言的情緒藴含于其中。正如我們所知，司馬遷本人曾經遭受過不明之冤，但在這裏，我們卻不需要一定將這篇文字看作謗書。如果像後來王允殺蔡邕那樣，欲加之詞，何患無罪，只是有私心而已。真正去讀了這篇文字，我倒覺得裏面固然有怨，可更多還是自序中所說的究天人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意思。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司馬遷，為了寫好這漫漫千年的歷史，曾經多所訪問，特別是在他的當代史里，曾經多次與親歷者相過從，聽當事人將當時的事情。在這其中，會出現很多反思，在《伯夷列傳》中，司馬遷反復致意的一個命題就是善惡的天意，到底是什麼樣的？在這種時候，伯夷等隱士君子的有無真假，反而是不需深求的一件事了。

而對這個問題，自孔子以來，便有了一個統一答案。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如何修煉自己，成為一個正人君子，證得光明大道，是一種自然之態，也就是明明德的道理是天經地義的，我們可以不去實踐，但就像春夏秋冬一樣，並不因為我們不承認，四季就不循環往復。這也正是伯夷等人為什麼去如此選擇的道理，而這種選擇，後世非要加之以不食周粟，又餓死首陽山的增飾，其實完全沒有必要，也顯得可笑。那麼在這件事的另一頭，也就是所謂善惡有報的事情，這就不是個人所求的事情，在人不在己。正如孟子所說，君子出仕並不是因為貧窮，但有時候會為了貧窮。君子修煉自己，並不是為了要成為范滂那樣的烈士，但有時候卻義無反顧。就如范滂被抓捕的時候，雖然心情複雜，愧對妻兒，但他能因為愧對妻兒，就舍棄自己心中的道義嗎？這也不能。

司馬遷後來肯定反思過當時行為，在黑無天日的屋子里，在眾目睽睽的朝堂上，特別是要面對親手判下刑罰的那位自高自大者，他會不反思嗎？當然不是，他的反思，有一部分就放在了伯夷列傳中。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當日他循規蹈矩，心中從來都是光明磊落，對待漢武帝也是崇拜之，親近之，正如後代杜甫的致君堯舜，所以他最終的結論是各從其志。正如傳說中，貝多芬曾經為拿破崙創作一首樂曲，當聽說拿破崙終於加冕稱帝的時候，便將這首曲子從拿破崙的名號改為英雄交響曲，並且加了一個副標題：「為紀念一位偉大的人物而寫的英雄交響曲」。

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曾經錯誤地認為拿破侖是偉大的，實際上他也不過就是個凡夫俗子。追根到底，他是個為了牟取私利，滿足個人欲望，把人民作為墊腳石的小人。」

當司馬遷終於決定接受刑罰的時候，我們無從想象他的心理，只能從後來那篇《報任安書》中側面感受那種悲憤決絶，孤立於世的心情。

大凡聖賢皆寂寞，所以《論語》開篇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里朋友恐怕也不光只是距離之遠，正如孟子私淑于孔子，韓愈自命于百年，南懷瑾先生便說，這種千載前後的知己，正見出學者「學」的寂寞，最終知己相見的樂。

如此而觀，書之遇不遇，和人之遇不遇，正是一理。有其必然，也有其不得不然，可也有不知其所以然。

道不同，不相為謀。司馬遷所知，恐怕正在於自己的不同，又在於自己的同。人如此，書也如此。如此想來，看書豈能不擇，擇書豈能不由其道。從那些時過境遷，即如廢紙的書籍中，未必不可以發現前人所說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