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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之書之人之擇

其實這些天事情也有,思緒也不斷,只是不肯去寫《學徒手記》這個系列,因為該說的,已經說過,若是沒有更深的反思,寫來也是浪費彼此時間。讀古人書,又讀今人書,總覺得我們現在的書雖然呈爆炸之態,但最終能大浪淘沙,留下供後人去反復閲讀的,或許不會很多。

記得目録學家曾經感慨歷代書籍留存的艱難,所謂水火刀兵,又有蟲蠹鼠咬,再加上天災人禍,如今我們能看到的古人書籍,不過寥寥。而且,書籍流傳,除了其本身價值外,又有幸與不幸的區別。這就像人的命運一樣,總有人問,是不是善良的,聰明的,高尚的,就會得到好的遭遇?為什麼像孔子、孟子這樣的聖賢,卻終生窮困不遇呢?

司馬遷的《伯夷列傳》,歷來評價不斷,我所傾向於的觀點,還是這篇列傳其意並不僅在於傳伯夷,而在於將司馬遷關於人之思考寫於其中,以作為全部列傳的序言。這篇短短的傳記里,其實并沒有什麼太多附會增飾的情節,司馬遷只是將自己尋訪所知,記録其中,並且多發感慨,又有曲折不可明言的情緒藴含于其中。正如我們所知,司馬遷本人曾經遭受過不明之冤,但在這裏,我們卻不需要一定將這篇文字看作謗書。如果像後來王允殺蔡邕那樣,欲加之詞,何患無罪,只是有私心而已。真正去讀了這篇文字,我倒覺得裏面固然有怨,可更多還是自序中所說的究天人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意思。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司馬遷,為了寫好這漫漫千年的歷史,曾經多所訪問,特別是在他的當代史里,曾經多次與親歷者相過從,聽當事人將當時的事情。在這其中,會出現很多反思,在《伯夷列傳》中,司馬遷反復致意的一個命題就是善惡的天意,到底是什麼樣的?在這種時候,伯夷等隱士君子的有無真假,反而是不需深求的一件事了。

而對這個問題,自孔子以來,便有了一個統一答案。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如何修煉自己,成為一個正人君子,證得光明大道,是一種自然之態,也就是明明德的道理是天經地義的,我們可以不去實踐,但就像春夏秋冬一樣,並不因為我們不承認,四季就不循環往復。這也正是伯夷等人為什麼去如此選擇的道理,而這種選擇,後世非要加之以不食周粟,又餓死首陽山的增飾,其實完全沒有必要,也顯得可笑。那麼在這件事的另一頭,也就是所謂善惡有報的事情,這就不是個人所求的事情,在人不在己。正如孟子所說,君子出仕並不是因為貧窮,但有時候會為了貧窮。君子修煉自己,並不是為了要成為范滂那樣的烈士,但有時候卻義無反顧。就如范滂被抓捕的時候,雖然心情複雜,愧對妻兒,但他能因為愧對妻兒,就舍棄自己心中的道義嗎?這也不能。

司馬遷後來肯定反思過當時行為,在黑無天日的屋子里,在眾目睽睽的朝堂上,特別是要面對親手判下刑罰的那位自高自大者,他會不反思嗎?當然不是,他的反思,有一部分就放在了伯夷列傳中。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當日他循規蹈矩,心中從來都是光明磊落,對待漢武帝也是崇拜之,親近之,正如後代杜甫的致君堯舜,所以他最終的結論是各從其志。正如傳說中,貝多芬曾經為拿破崙創作一首樂曲,當聽說拿破崙終於加冕稱帝的時候,便將這首曲子從拿破崙的名號改為英雄交響曲,並且加了一個副標題:「為紀念一位偉大的人物而寫的英雄交響曲」。

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曾經錯誤地認為拿破侖是偉大的,實際上他也不過就是個凡夫俗子。追根到底,他是個為了牟取私利,滿足個人欲望,把人民作為墊腳石的小人。」

當司馬遷終於決定接受刑罰的時候,我們無從想象他的心理,只能從後來那篇《報任安書》中側面感受那種悲憤決絶,孤立於世的心情。

大凡聖賢皆寂寞,所以《論語》開篇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里朋友恐怕也不光只是距離之遠,正如孟子私淑于孔子,韓愈自命于百年,南懷瑾先生便說,這種千載前後的知己,正見出學者「學」的寂寞,最終知己相見的樂。

如此而觀,書之遇不遇,和人之遇不遇,正是一理。有其必然,也有其不得不然,可也有不知其所以然。

道不同,不相為謀。司馬遷所知,恐怕正在於自己的不同,又在於自己的同。人如此,書也如此。如此想來,看書豈能不擇,擇書豈能不由其道。從那些時過境遷,即如廢紙的書籍中,未必不可以發現前人所說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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