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巴勒斯坦男人可以是受害者吗？
Maya Mikdashi, “Can Palestinian Men be Victims? Gendering Israel’s War on Gaza”, Jadaliyya, Jul 23, 2014,https://www.jadaliyya.com/Details/30991。译文仅供学术交流。
玛雅·米克达希，美国罗格斯大学妇女、性别与性研究系助理教授，著有《性至上主义：黎巴嫩的主权、世俗主义与国家》(Sextarianism: Sovereignty, Secularism and the State in Lebanon, 2022)。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巴勒斯坦男人可以是受害者吗？
作者：玛雅·米克达希
翻译：王立秋
每天早上醒来，我们都会看到屠夫的杀孽又增长到了新的高度：在撰写本文的时候，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又杀死了一百、两百、四百、六百巴勒斯坦人。这些数字掩盖了很多细节：在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加沙生活的大多数人，是来自历史上的巴勒斯坦的其他地方的难民。这些人正处在残酷的包围之下，面对以色列的袭击，他们无处可逃。在这场“战争”之前，加沙就是一个隔离区了，以色列凭借自己违反国际法而不受惩罚的能力[1]，奴役和殖民了整整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不得不依赖他们的殖民者——食物、水、药物甚至进出都受后者控制。就算停火，加沙也依然会被殖民、被隔离、被封锁。它将依然是一座露天监狱，一个大规模难民营。
不过，西方大众媒体经常重复关于死者的这样一个细节：加沙遇害的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是平民——有消息称在其中妇女和儿童占据的“比例过大”。对妇女和儿童的杀戮令人震惊，但在反复重申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的同时，有一点被忽视了，那就是对被以色列战争机器杀死的男人的公开哀悼。1990年，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2]创造了“妇女儿童(womenandchildren)”一词，来思考为第一次海湾战争正名的性别化话语是怎样操作化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对此有所意识，即，联系加沙河更广泛的巴勒斯坦来看，“妇女儿童”这个修辞是怎样流传的。这个修辞完成了许多话语上的壮举，其中最突出的两大壮举在于：首先，它把妇女和儿童“大众化(massify)”为一个由性别与性的“等同(sameness)”聚合的不可区分的群体；其次，它以这样的方式再生产男性巴勒斯坦人的身体（以及更普遍的男性阿拉伯人的身体），使之“永远已经是危险的了”。人民因此而总是对男性巴勒斯坦人（包括十五岁以上的男孩，有时也包括下至十三岁的男孩）的“平民”地位持审慎态度。
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的这种“性别化”，与反恐战争的话语、以及更加普遍地——就像拉莱·哈利利(Laleh Khalili)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证过的那样——与反叛乱和宣战的话语密切相关。在这个框架内，人们会留意对妇女儿童和未成年男孩的杀戮，但同时假定男孩和男人有罪，有罪的原因是，如果让他们活下去的话，他们可能会犯罪。而且，人们不但认为这些男孩和男人对占领他们的军队来说是危险的，而且对那些确为平民的妇女儿童来说也是危险的。毕竟，小男孩可能成长为暴力极端分子。因此，杀死肉体——断绝可能。
只有在这个逻辑下，以色列才可能用关于妇女和同性恋在哈马斯“统治下”的“命运”的话术，来应对它因为对加沙发动战争而受到的批评。最近，以色列发言人用这样一番机智的言辞来回答努拉·伊拉卡对以色列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谴责：“女士，哈马斯可不会允许像你一样年轻、自由、世俗的女性表达自己的看法哟。他们可不会允许我的同性恋朋友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性取向哟。”这种话术的目标是组织一种性别化的反恐话语，通过迎合女性主义者和LGBTQ群体的权利，来利用美国自由主义的情感语域。这种迎合使以色列能够把恐伊和战争表现为一种公共的、国际的“善(good)”——毕竟，是“我们”在保护无助的人们不受绿绿和阿拉伯男人的蹂躏嘛。按拉莱·哈利利的说法，即“用性别化的‘讲述’来区分那些需要保护的人和那些需要恐惧和摧毁的人。”这种话语是如此地强大，以至于它都不需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事实上，它已经凌驾于事实之上并预先决定了事实。
和美国在阿富汗或伊拉克的战争机器很像，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其实并不保护巴勒斯坦的性少数和妇女儿童。它会杀死他们，残害他们，夺走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所爱之人——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这样，以色列就可以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杀死他们而不受任何惩罚。今天，巴勒斯坦妇女儿童和巴勒斯坦男人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以色列会不会把他们变成尸体，相反，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尸体能不能进入主流话语框架，能不能在主流话语框架内流通——这个话语框架决定了谁可以是以色列战争机器的“受害者”，谁可以被公开地哀悼。因此，极少数妇女儿童的死亡就足以让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发布“谴责”暴力的生命——而以色列在战时或在停火期间屠杀、囚禁、残害再多的巴勒斯坦男人和男孩都不会被当回事。在以色列，男人、定居者甚至士兵都会被塑造为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和侵略的受害者——他们全都得到了公开的哀悼。与此几乎完全相反的事，巴勒斯坦男孩和男人（他们一直是以色列的首要目标）却不会被西方主流媒体看作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和侵略的受害者。巴勒斯坦人被放到一个自我挫败的位置上：他们不得不为承认而斗争——为被当作人来看待，为在死时和在活着的时候被当作以色列的政策和行动的受害者来对待而斗争。
性经常被认为是出生的偶然：毕竟，我们没法决定自己在子宫中的发育。在其他人决定我们生来就有阴道（并因此而是女性）还是生来就有阴茎（并因此而是男性）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发表意见。类似地，一百多万加沙人的原罪——这个原罪使以色列可以从空中、从地面、从海上杀戮、残害、驱逐他们，使他们无家可归——就在于他们生来就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这个词把他们生产为威胁、生产为（打击）目标，而“男人”和“女人”这两个词则决定了他们的死的传播方式。在生来就是巴勒斯坦人、生来就处在被定居者殖民的状况下或生来就处于分散在民族国家边界的难民营中上，巴勒斯坦人没有选择也没有发言权。他们不是自愿选择搬去加沙的。套用马尔科姆·X的话来说：不是他们来到或登上了以色列。而是以色列过来踩到了他们头上。
为排除巴勒斯坦男孩和男人而强调对妇女儿童的杀戮，进一步把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结构和成功给正常化了，同时也消除、隐藏了这些结构和它们取得的成功。“平民”和“非战斗人员”是被选出来的。男人“永远已经是可疑的了”，暴力的可能性被装入人的肉体。对女性生命和儿童生命的个体和个人灭绝被大众化，并被统计为数据呈现出来。巴勒斯坦人被认为有能力选择是否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决定了他们是该死还是不该死——而无论该不该死，仅仅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以色列就可以打着“停火”或者甚至更加难以捉摸的“和平”的幌子继续殖民他们[3]。
不过，不是只有在巴勒斯坦拿起枪才会革命者或以色列的“敌人”。不是只有抗议或扔石头或挂国旗才会被视为危险人物。也不是只有依靠地下隧道来获取食物和抗癌药物才会被视为恐怖主义民用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要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很容易，只要你是巴勒斯坦人，你就是威胁。对以色列来说，巴勒斯坦人起到了提醒他们那里有个“他者”，有个麻烦，有个污点，使他们有意识或下意识地认识到自己能不能成为“犹太民族国家”或“犹太民主国家”和对方的存在和/或被抹杀密不可分的作用。
如此，每一个巴勒斯坦男人、女人和儿童都生活在一个话语和物质的基础设施之中，这个话语和物质的基础设施识别和列举、封锁和隔离、占领和分化他们，剥夺他们的权利并使他们处于欠发达的处境，围困他们，对他们发动战争而不受惩罚。这些日常的做法已经不会让我们感到震惊了。也许，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在美洲原住民保留地或澳大利亚原住民领地上每天都在发生的缓慢的死亡、种族灭绝、结构性的暴力和依赖也都被抹除、都被习以为常了。事实上，正是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正常化，才造成了作为一个单独的、可被谴责的“事件”的，对在加沙露天监狱生活的难民的战争。也正因为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成功，“加沙”才会被当作一个和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分开的、不一样的东西来谈论，“西岸”和“加沙”也才会变成两个分离的、可被分离的实体而不是一个因为殖民主义而被分裂、被迫流亡到分离的领土的民族。今天的战争和在加沙、西岸、耶路撒冷生活的巴勒斯坦人或作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的巴勒斯坦人日常面临的的结构性的和非正式的暴力——从资源被以色列垄断、水资源短缺，到自己的家被拆毁、不得不忍受无处不在的检查点、无法使用定居者的专用公路、面临被“转移”到人满为患的监狱的威胁，和在以色列国内被贬低为二等公民——是一以贯之的。历史上的巴勒斯坦，从河流到海洋，都是以色列的定居者殖民地，只是在不同的地方被殖民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巴勒斯坦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儿童是一个民族——他们是一个生活在被围困状态、生活在定居者殖民状况下的民族。我们不应该在他们死亡的时候根据他们生殖器的不同来区分他们，这样的区分再生产了一个受害者和可哀悼的死亡[4]的等级结构。犹太裔以色列人（包括士兵和定居者）占据了这个可怕结构的顶端，而巴勒斯坦男人则处在最底层。这个等级结构既是种族化的，又是性别化的，这个双重特性使得巴勒斯坦妇女儿童只能在暴力或“战争”场面中出现并在国际上得到公开的的哀悼，使她们在定居者殖民状况下的缓慢而无声的死亡——在“停火”之时——永远不被看见。坚持公开哀悼包括男人和女人以及儿童在内所有巴勒斯坦死者——在军事入侵时，和在占领和殖民的日常空间中——就是坚持他们当初活着的权利[5]。
[2] Enloe, Cynthia. "Womenandchildren: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the Persian Gulf Crisis." The Village Voice 25.9 (1990): 1990.
[3]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content/no-ceasefire-without-justice-gaza/13618
[4] http://www.theislamicmonthly.com/is-palestinian-life-grie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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