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库尔德：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穆罕默德·库尔德/文

王立秋/译

Mohammed el-Kurd, “The Right to Speak for Ourselves”, The Nation, November 27, 2023,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orld/palestinians-claim-the-right-to-narrate/。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本文改写自库尔德2023年2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的爱德华·萨义德纪念讲座。

穆罕默德·库尔德，作家、诗人，来自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现为The Nation第一位巴勒斯坦通讯记者。著有《里夫卡》(Rifqa)。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巴勒斯坦人被否定讲述自己故事的自由太久了。

今天，我要跟你们谈谈完美受害者和感染力的政治。巴勒斯坦人民，无论是在电视荧幕上还是更广泛地在公共领域中，都陷入了一种虚假的两分：我们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恐怖分子。

我们中那些作为恐怖分子——或被说成是恐怖分子——的人从来不会有机会在那些荧幕上当评论者。他们几乎是神话造物，恐怖故事的材料：尖牙皱眉，政治不正确得可怕的大坏狼。他们在街上咕哝着咄咄逼人的阿拉伯语，有时还会诵读古兰，他们想抢劫和射杀眼前的一切。他们冲着你们来了。赶紧把你们的妻子，把你们的飞机，把你们的人肉盾牌藏起来。很多听众心里都有我在说的这些人的形象。

另一方面，我们中那些作为受害者，在报纸上和纪录片中受伤、哭泣、弱小的人，有时会得到说话的机会。但这个机会的门槛很高。这些受害者必须满足一些前提条件。他们往往是妇女、儿童、老人。他们要有欧美的护照，要从事人道职业或身患残疾。每个人都会跟你说，“他们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即便他们曾经是狼，现在也变得驯顺，被拔去了牙齿，只会痛苦地对着月亮哀嚎。他们不会成群地出动，发动攻击或狩猎。他们的活动是个人主义的，只以他们的个人悲剧为中心，激励他们的是人道主义的需要而非政治意识形态。

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去年5月11日，和世界上很多人一样，我一觉醒来便得知，在以色列突袭被占领的西岸的杰宁难民营期间，备受爱戴的巴勒斯坦电视台记者希琳·艾布·阿克勒被以色列占领军开枪打死了。新闻播出不到几分钟，我就在收信箱中发现了一封包含提示的匿名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中写道：“极为迫切且必要：请在推特和脸书上宣布希琳·艾布·阿克勒是美国公民。这是事实，不是谣言。以色列人杀害了一名美国记者。”当然，我没有照做。当我写到希琳·艾布·阿克勒遇害的事情的时候，我确保不称她为美国公民，而称她为美国护照持有者。但这不重要。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就传出了希琳是美国人的消息，而她被声称具有的“美国性”突然就把她变成了人。

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问自己三个问题：在主流西方的心智中，谁被认为是可以被哀悼的？谁被当作人？谁有机会说话？

谁被当作人？

希琳·艾布·阿克勒是一个人，因为她就是一个人。可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她之所以是一个人，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基督徒、一个美国人、一个显然身穿有清晰媒体标志的衣服的记者。她甚至还有一只狗呢。当我们死去，我们要上头条、我们的死要被当回事，我们就需要死的壮烈、或死于壮观的暴力。当我说“壮观的暴力”，我想到的是像穆罕默德·艾布·赫代尔那样的人——一个16岁大的男孩，就住在我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舒法特上的公立高中街对面，他在自家门前被以色列定居者绑走并烧死。

实践感染力的政治意味着什么呢？数十年来，善意的记者和文化工作者一直在再现被压迫人民时，使用人性化的框架，希望以此来对抗那种传统的，把巴勒斯坦人描绘为恐怖分子的做法。这不仅造成了恐怖分子和受害者的虚假、扁平化的两分，而且，在这个框架内出现的受害者身份，是一种完美的受害者身份，它是一种以族群为中心的，对同情和团结的要求。

我们往往过度强调被压迫的人的非暴力、高贵职业和残疾；我们对这些特征报以赞誉。不但在巴勒斯坦的语境下如此，在涉及警察暴力的美国黑人受害者的时候我们也这么做，我们会说“他们是艺术家”或“他们患有精神疾病”或“他们手无寸铁”。就好像只有在遇害者是没有个性的、美国公民的模范的时候，才能谴责国家许可杀死一个黑人的做法。对性侵害的受害者来说也如此：我们必须提醒听众，受害者头脑清醒（没喝酒）、穿着得体。

现在，显然我不是在说，参与感染力的政治的人应该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很多人是出于善意才这么做的。很多时候，他们说这是一种策略。当我们说希琳·艾布·阿克勒是美国人，或埃及政治犯阿拉·阿卜杜勒·法塔赫是英国人的时候，我们说，这背后有策略的考虑。这会让他们更能引起美国公众的共鸣；这会让正义对他们来说变得更容易实现。可事实上，对我们其他人来说，这样做只会缩小“人”的范围，强化一个苦难的等级。这样做会让被当作“人”需要满足的要求变得更苛刻、更难以实现。而这种我愿称之为“拔牙”的做法，其实也再生产了主流的文化秩序，其中，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自己的能动性、自己的自决权利并最终，就像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说的那样，被剥夺了“叙事的许可(permission to narrate)”。

谁可以被哀悼？

以下是另一个完美受害者情景：有两个年轻人，是来自被占领的西岸的拉马拉附近一个名叫拜特里马的村子的兄弟俩。其中一个在阿拉伯伊斯兰银行从事高薪工作，另一个则在比尔宰特大学学计算机工程。他们来自一个小康家庭。在以色列军队突袭他们的，被以色列非法占领的村子的时候，这俩兄弟用石头之类的东西来保卫自己的社区，然后他们被以军射杀了。他们在先后几分钟里被打死。他们的名字是贾瓦德·里马维和塔费尔·里马维。

自那时起，他们的妹妹，一直在学医，想成为一名医生、一名儿科医生的鲁阿·里马维就一直在一个她此前几乎没有任何经验的领域行动，那就是为她的两个兄弟活动。她在社交媒体上给自己的关注者分享关于她的两个兄弟的悼词和往事。她跟我说，她“每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后都会崩溃”。她想留住关于他们的记忆，特别是在他们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存在的情况下——在这个框架中，每天被杀死的巴勒斯坦人几乎不会得到媒体的任何关注。她告诉我，“要说服世人你兄弟的生命重要是很难的。”他们被杀死还不够——她还必须展示他们有事业、不渴求死亡。必须展示“他们和世界上的任何人一样有抱负，有梦想。”

过去一个月我一直在关注鲁阿，她试图发表一篇关于她两个兄弟的评论文章。我们把文章投给了《卫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我们没去试《纽约时报》。它们都拒绝或无视了这篇文章。当我们和一个媒体专家谈到此事的时候，那位专家告诉我们，她的文章没人要是因为她的两个兄弟向以军扔石头了。他们的受害者身份不够完美，所以他们不配上《洛杉矶时报》。

谁有机会说话？

通常，我更愿意谈话的重点放在报道犹太复国主义的野蛮，而不是谈论再现的挑战上，因为不可避免地，与当地巴勒斯坦人日常遭受的压迫和暴力相比，这些挑战显得苍白无力。可正因为这个暴力的存在，我们才应当时不时地谈论这些再现的困境——这些困扰西方世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人的困境。

1984年，在回应以色列-黎巴嫩战争的时候，爱德华·萨义德发表了他的文章《叙事的许可》，在其中批判了西方媒体对那场战争的有偏见的报道——这些报道偏向以色列的叙事而压抑巴勒斯坦人的观点。今天，我们处于极为相似的困境。以色列政客和分析者在电视上大肆表达关于所谓冲突的看法，而巴勒斯坦人这边则只有受害者才有机会说话——即便如此，他们面对的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审问。

我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一方面，我是一名受害者，我失去了我的家，或者说，我在谢赫贾拉的家被定居者偷走了。另一方面，我又是一名记者；我是一名作家。我时不时地受邀上CNN——好吧，其实也只上过一次；看起来，我从来不会被邀请上同一个频道两次。

可我想搞清楚的是，为什么有时我会有机会说话。是因为我看起来顺眼吗？是因为我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吗？也许吧。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公共宣传，有时，我担心这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被符号化了。我11岁的时候参加了一部纪录片的拍摄，然后我飞去了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我记得我到耶路撒冷的一家商店买了一幅假眼镜，好让自己看起来聪明些。我坐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的讲台上，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想，“哇，他们认为我是如此地成熟、如此地睿智”。多年后，我意识到并不是这样。

在2021年统一起义的巅峰时期，有人代表包括查克·舒默在内的多名美国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的办公室联系我，问我能不能——下面是他们的原话——“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呈现他们关于和平意味着什么的梦想的巴勒斯坦儿童？”让我来翻译翻译这个要求是什么意思：唯一足够安全到能坐到他们桌上的巴勒斯坦人是巴勒斯坦儿童。

西方观众和他们的政客很像，也不愿意和巴勒斯坦的成年人打交道，后者尖锐的批判可能会冒犯到他们。正因如此，我们让我们的儿童背上了让人们看到人性的重任。我们派巴勒斯坦儿童代表团去国会山。我们让他们背关于和平与共存的PPT，告诉他们展示自己鲜血和断肢的图像，希望以此来改变深受（以色列）宣传影响、甚至本身就是（以色列的）重要宣传者的美国人的心意。

再一次地，我对此有着第一手的经验，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了。可即便是我，也绝不是一个容易被接受的人。瞧瞧周围，现场可是有7000名警察呢。在那次演讲开始之前，还有很多文章、声明和海报在抗议。显然，我也是危险的。

那么，要是我也不是总能有机会说话，那谁能呢？当然，我们今天纪念的那个人，我们时代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爱德华·萨义德能有这样的机会。可就算是爱德华·萨义德——一个有他那样的地位、有他那样的声望的人——有时也没机会说话。2000年，爱德华·萨义德造访黎巴嫩。用他的话来说，他向边界以色列警卫室扔了“一块石子”。于是每个人都生气了。爱德华·萨义德也不再是人了。他不能再说人话了。《哥伦比亚每日观察者》上一篇关于他的文章的标题称“爱德华·萨义德在黎巴嫩南部被指控抛掷石头”。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学会取消了他的一次讲座。《华盛顿邮报》发了一篇文章，开篇就说萨义德“有点太胖了，有点太高贵了，他不至于会向以色列士兵的方向投掷石块吧……难道爱德华·萨义德……也加入了巴勒斯坦投石者的行列？”这是一篇很混账的文章，但其他人认为这还不够混账。还有两个家伙在《每日观察者》上回应说：“开篇的句子让我们不安，因为看起来这意味着，如果越过国界向邻国未知的平民和士兵投掷石头的人是更年轻的、不那么胖、不那么高贵的个体，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是可以接受或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把萨义德的行为称作“无端的随机暴力行为”。

那么，要是像爱德华·萨义德那样的人也不总能有机会说话的话，那么，哪些巴勒斯坦人有叙事的权利呢？以色列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以色列政客出来说：“我们要给你们另一场浩劫，我们要给你们另一场种族灭绝。我们要把你们打包送去约旦”。要么，就会有一个因为想起自己杀害的儿童而夜不能寐的士兵到美国各地巡回演说。或者，人们会引用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之一西奥多·赫茨尔1895年的话：“我们必须温和地征用分给我们的土地上的私有财产。我们要尽力把身无分文的人运到边界那边。征用和转移穷人的过程必须谨慎小心地进行。”赫茨尔还写到：“反犹主义者会成为我们最可靠的朋友，反犹主义的国家会成为我们的盟友。”

关于这点，我最喜欢的例子来自泽维·贾鲍京斯基，他是对1946年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和1948年4月代尔亚辛大屠杀负有责任的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伊尔贡(Irgun)的创始人之一。他写到过，不存在“土著居民同意的殖民。土著居民总会顽固地抵抗殖民者，无论这些殖民者是文明还是野蛮。”

我们——巴勒斯坦人和善意的活动人士和记者——也执着于此。我们饥渴引用这些人。我的祖父母发自肺腑地叙述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赖以建立的恐怖屠杀，可他们的证词还不够。还得有以色列退伍军人的自白或人权组织迟来的奇迹般的顿悟，世人才会听。数十年来，巴勒斯坦人一直在谈论种族隔离——现在我们甚至都不谈这个了——可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和卜采莱姆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最终确认这点。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前来实地考察的人和人权研究者一直造访我们家。他们每周五在我们桌上吃马库鲁巴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展示我祖母被定居者殴打的照片来佐证事实。然后我会提出自己的分析——“我认为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他们不听，就好像说，“我只想要你瘀伤的照片、你血液的样本，然后我会宣布发生了什么”。

时不时地，以色列政客会说漏嘴，吹嘘自己杀了多少阿拉伯人或许诺要给巴勒斯坦人另一场浩劫。有时犹太复国主义报纸上还会出现证明“以色列是定居者殖民地”的标题，而我们则不断地引用他们的话。可为什么他们的话就这么重要呢？在那些杀害我们、使我们流离失所的人毫无良知，永远不可能诚实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要给他们叙事的权威呢？在我们伤痕累累的身体已经说出全部真相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等那些拿着警棍的人发声呢？

我知道我是耶路撒冷土生土长的人，不是因为贾鲍京斯基这么说，而是因为我就是。我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需要引用赫茨尔就殖民了巴勒斯坦。我知道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件事，是因为无数被清空的村子的废墟提供了蓄意种族清洗的物证。在身为巴勒斯坦的我们谈论这场正常在进行的、被无视的种族清洗——顺便说一句，它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固有内容——的时候，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是动情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是充满愤怒和仇恨的。可实际上，我们就是可信的叙事者。我说我们是可信的叙事者不是因为我们是巴勒斯坦人。我们必须被赋予、或者说必须夺取叙事的权威，不是因为身份的原因。而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压迫别人、垄断暴力并把暴力制度化的人不会说真话，更不会追究自己的责任。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过去几年相当有趣。我们一直在桌上，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谈话。这标志一个改变修辞、改变话语、彻底改变公众关于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情绪的机会。身为文化工作者、身为知识生产者、身为学者、身为记者、身为活动人士、身为社交媒体评论者，我们要勇敢。是时候从各种指责背后、从各种限定我们的修饰语背后现身了。

而对我们之中身为记者的那些人来说，甚至都谈不上要勇敢。只要做好我们的工作就好了。如果我们的工作是报道真相，那么，我们必须报道真相。

我想再谈谈另一个问题。在我上台的时候，我通常会开很多玩笑。我故意开玩笑，首先是因为我想相信自己有趣。但还有另一个原因：每一个在公众视线下活动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遭受过以色列暴力的巴勒斯坦人，都被预期以某种方式行为。你应该是痛苦的——低头、哭泣、弱小、请求怜悯。你应该在痛苦中保持礼貌。我完全拒绝这点。我拒绝这些感染力的政治。我不想打动任何人。我可以经历歪曲和悲剧以及深刻的损失，但我依然可以拿它来开玩笑。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人性——或者说普遍而言的人类的人性——的全部。我们是人，不只因为我们在失去母亲、失去家园的时候会哭，也不只因为我们有宠物或爱好。我们是人因为我们会感到愤怒，我们会感到侮辱——因为我们会抵抗。

老实说，我感激我感到的侮辱，因为它提醒我，我是人。我感激我的愤怒，因为它提醒我，我有能力自然地对不义做出反应。我感激自己有机会能够无礼，能够讽刺、嘲弄压迫我的无法突破、无法消除的占领者。所以，我邀请你们所有人在听完这次讲座后质问自己的偏见，质问是什么让你想要去限定巴勒斯坦人的人性。我邀请你们再次勇敢起来。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