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恩灝

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法治(the Rule of Law)、法律與政治 (law and politics)、法律社會學 (socio-legal studies)、選舉公正 (electoral integrity)。

[法治的政治之二十三]官好鬥狠 警暴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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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在全球肆虐,香港政府堅持一國先於兩制,即便民情洶湧、醫護罷工,仍拒絕全面禁止從內地來港又非本地永久居民入境。政府舉措招致人心惶惶,繼口罩短缺、奸商炒賣之後,上周更出現搶購日用品和糧食,民眾恐慌、憂悶程度比03年「沙士」之疫更甚。

彭博新聞社一位專欄作家Clara Ferreira Marques在剛過去的周日發表評論,直指香港出現失敗國家 (failed state) 徵兆。她解釋,一個脆弱的國家,往往無力保護國民和無法為國民提供基本生活需要,它的正當性往往備受質疑。她認為,香港政府應對過去八個月爭取民主的示威拙劣,在今次的疫情爆發後,香港已符合大部份脆弱國家條件;再加上香港司法制度屢受北京的政治壓力 (a strained judicial system),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前景相當暗淡。

外媒描述香港為失敗國家,我們也許會感到尷尬。但如果形容林鄭月娥為首的領導班子是魯蛇政府,不少人自會深有同感。回首數周,看看林鄭政府為香港人做了什麼?

第一,林鄭政府不合作。自新一屆區議會開始運作,便致力將區議會邊緣化,強調其諮詢功能、突出民政專員的權力,矮化區議員作為民選代議士的政治價值。一月十五日,大埔區議會選舉新成立的「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但民政事務專員於會上指該委員會部份職權有違《區議會條例》,建議作出修改;民主派區議員則認為無需改之,最終民政事務專員、民政事務總署職員及區議會秘書全數離席。一月十六日,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席中西區區議會會議,當議員處理譴責鄧炳強的臨時動議時,鄧炳強及一眾警察離場,及後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表示,政府「不能認同未必是事實的內容」,帶領多名政府官員離席。政務司司長其後指區議會是地區諮詢平台,定位專責民生事項;區議會在會議上討論的事項,如果偏離職權範圍是有問題。

那麼,林鄭政府是否真誠看待區議會是地區諮詢平台呢?政府公佈選用暉明邨和鄰近美孚新邨的翠雅山房作檢疫中心(即隔離營)時,事前並無諮詢區議會;當政府啟用西貢戶外康樂中心和荃灣曹公潭作新一批隔離營時,亦沒有諮詢所屬區議會,更曾向荃灣區議員指曹公潭不適合作檢疫中心。而且,儘管政府上月底曾承諾不徵用未入伙的公屋作為檢疫設施,但上星期卻突然宣布將火炭駿洋邨改作隔離營,也未曾諮詢區議會。政府對鄰近檢疫中心的居民,態度就是一貫的囂張跋扈,拒絕與地區代議士和居民好好溝通、商討、合作。對於提出異見的人,就用警察的武力解決提出異議者。

第二,林鄭政府不作為。不作為也是一種作為,作為拙劣也可以是不作為,意即俗語有云「hea做」。龐大民意和醫學界的專業意見均要求政府全面封關,盡量減輕醫療系統壓力和社區傳播武漢肺炎的風險,林鄭月娥卻堅拒封關。醫護界罷工五日,林鄭卻如「擠牙膏」般逐步關閉個別來往港中關口。然而,穿了十個洞的汽球,補好七個洞也繼續是一個破球;只重視年年考第一的人,考試排名第二也不算考得好。雖然政府局部封關,絕對是醫護罷工的成果,但局部封關的客觀效果,始終是政府容許漏網之魚游入社區。

林鄭既不全力封關,也不全力急民所急,採購口罩。全球在鬧口罩荒,各國政府紛紛各施各法為民眾提供足夠口罩應付生活所需,林鄭政府在炒賣口罩的熱潮下提出價低者得的採購方針,其後更對公眾呼籲如有途徑可以採購口罩的話,希望轉介政府全力購買。坐擁萬億盈餘的特區政府,面對口罩供應短缺的局面,仍然因循本子辦事,甚至要向市民大眾求助,怎會令香港人認為政府有作為、願意作為呢?

第三,林鄭政府不改弦,繼續以高壓手段回應民意。林鄭月娥面對武漢肺炎疫情,仍然以「止暴制亂」為綱。面對醫護以罷工為諫,提出全面封關、保障前線醫護安全的訴求,林鄭月娥反稱任何人如果認為用極端手段可以威迫政府,都不會得逞,反映她依然故我,以好勇鬥狠的態度來應付民情。政府一面挑釁醫護、一面縱容警暴,高價、高效購入警察的戰術裝備,又拒絕調派比醫護人員有更充足防護裝備的警察駐守隔離營,讓警察繼續在全城抗疫期間,作政權打壓異見人士的手足。警察繼續驅散美孚居民和西貢居民抗議興辦隔離營的和平集會,拘捕、毆打民眾和區議員。上周六將軍澳有民眾自發舉行悼念離世三個月的學生周梓樂,竟惹來警察駕車衝入人群,向人群施夜催淚彈、發射橡膠子彈和胡椒彈,拘捕包括記者及區議員在內共119人,更有女區議員指遭警察非禮。在香港社會、經濟氣氛低迷之下,警察和特首卻繼續讓政治局勢和民怨升溫;在需要攜手抗疫之際,官方卻盲於止暴制亂。

政權如此,等於宣告:逆權運動尚未完功,香港人仍需努力。讀者也許會問:現在全城抗疫,仲講政治、搞鬥爭?事實上,真正在抗疫的,是香港的公民社會;真正在搞鬥爭的,是林鄭月娥和香港警察。抗疫至今,香港人的組織力量嶄露頭角,新成立的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的罷工不單亮麗,也爭取到一定成果,更向香港社會展現專業人士在罷工與終止罷工前後有理有節的大我意識,為今後罷工維權作了出色的示範。

研究非暴力抵抗者,提出抗爭手段之一,就是建立平行體制 (parallel institutions),與暴政分庭抗禮。香港人自逆權運動起,已建立強烈的自救意識與互相補足的精神,組織工會的運動也在各行各業迅速發展。這次抗疫,連資本家也投身其中,尋求自行供應口罩的方法。凡此種種,皆是民間建立自給自足的制度力量,抵抗不再介懷管治正當性與威信的政府的自救之途。我們要慶幸的,是在失敗國家之上,仍然有一個充滿抗逆力的公民社會(a resilient civil society)。

(本文原刊於《明報》觀點版,2020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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