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纪录片《恣意佳人》：银幕上女性刻板形象的变革之路

“亲爱的，你今天过得好吗？”

“不好，发生了爆炸，我抓了两个匪徒，杀了三个人。”

“好的，我给你做了奶油焗马铃薯。”

这三句简短的对白，反映了从电影诞生至今的普遍性别规范，男性负责处理爆炸、追踪匪徒、制定计划、分析局势以及参与枪战和搏斗，而女性负责养育孩子、研发食谱、等待男人归家。

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世界的再现，都是男人的作品，他们从自身的观点描述它，并与绝对真理加以混同。”男性视点下的女性电影角色无非分为两类：“圣母”与“妖女”。“圣母”是符合传统性别期待的男性附属品，是任劳任怨的模范妻子，落难的公主，矢志不渝的爱人，笨拙清纯的情人；“妖女”则是性感的小猫，神秘的女恶魔，以及被自身的情感和欲望所拖累的“蛇蝎美人”，她们既满足男性越轨的性欲，又因对男性气概造成威胁而遭受叙事上的惩罚。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学者莫莉·哈斯凯尔（Molly Haskell）在经典著作中写道，“在这些角色中，她们体现了刻板印象，甚至超越了刻板印象”。

那么女性的标签化银幕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女性又是如何被这些刻板角色所束缚的呢？这是法国纪录片《恣意佳人》（Les effrontées）第二集《她身后的她们》所探究的内容。

在这一集中，导演检索了大萧条时期、二战、战后重建时期，法国新浪潮时期，以及90年代以来女性电影走向主流的阶段。迄今为止，75%以上的电影都由男性拍摄，男性主导的电影工业一直在挤压女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女性难以成为导演、编剧等掌握权力的角色，而在银幕中，男性则牢牢占据叙事的中心，打造出单一的、同质化的女性形象。“即使他们把缪斯搬上银幕，如戈达尔与安娜·卡里娜，也并不代表给予了女性同等的权利。”

1975年，英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里提出“男性凝视”概念。她认为，为了满足男性恋物癖、窥私癖的观影快感，经典电影达成了男性角色视角、摄影机视角、观众视角的视线统一，女性角色是受男性欲望和幻想操控的符号，女性作为符号而成为电影话语的虚假中心，真实的女性是不存在的。在这种刻板角色的长期影响下，女性观众一直被灌输着性吸引力的概念，有意无意地形成了女性作为欲望对象的习惯，从而实现了一种欲望循环。

196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向女性敞开了电影的大门。为抵制父权的好莱坞电影模式，女性电影人要么彻底放弃叙事电影，转向纪录片，要么与实验电影联手，为女性主义批评展开空间。这些“反电影”的实践成为1970年代以后独立电影的核心力量。伴随着妇女争取堕胎权解放运动的爆发，许多女性电影人在拍摄纪录片、实验电影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逐渐转向叙事电影的创作。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纳迪娜·特兰蒂尼昂(Nadine Trintignan)、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等女性导演，开始在影片中以女性视点建构女性作者电影，呈现出不同的性别叙事。1976年，香特尔·阿克曼以冷静的固定机位长镜头拍摄《让娜·迪尔曼》，讲述一位遗孀为维持生计而做妓女的生活，事无巨细地展示她3天时间里的日常生活，打扫起居室、洗碗、削土豆皮、整理床铺、卖淫、拿到报酬、准备晚饭……平静有序的生活背后积蓄着即将爆发的疯狂。该影片被认为是1970年代最重要的女性主义电影，阿克曼解释自己实验性的形式时说道，“如果你选择如此细致入微地展示一个女性的举止，那是因为你爱她们。某种程度上你认识到那些举止一直被否定、被忽略。”

进入1990年代以后，向主流的回归成为女性主义电影实践的一个明显特征。1991年，《末路狂花》横空出世，这部由男性导演的电影对观众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引发了女性观众的共鸣，并决定性的改变了当时的流行文化。1993年，凭借《钢琴课》成为第一位获得金棕榈奖的女性导演，来自新西兰的简·坎皮恩（Jane Campion）为其他的女性导演做出了里程碑式的指引。她的电影作品中展现出女主人公与社会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她们试图重新认识自己，成为有意志和灵魂的自由女性。玛莎·库勒芝(Martha Coolidge）、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苏珊·塞德曼(Susan Seidelman）、多娜·戴奇（Donna Deitch）、乔伊斯·科波拉（Joyce Chopra）等女导演，大胆地在传统类型片领域施展才华，引发广泛关注。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瑞典的电影行业率先提出“贝克德尔测试”（Bechdel test）作为电影性别平权的评级标准：一部电影中，至少有两个女性角色，这两个女性角色要有姓名，要有交谈，且内容不能涉及男性。这个标准乍一听门槛很低，但在欧美，实际上只有40%的电影达到了这个标准，但是如果把这个标准换成了男性，结果则是100%。与行业相关性别平权的举措与政策平行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在一起开始反抗被迫沉默的命运，以新一代导演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为代表的女性影人坚定地认为，“比起单一的凝视，女性可以提供多元的凝视视角、多样化的表现。我们捍卫电影，就是要进行代际间的革新，引入多元的视角。”

黎巴嫩裔法国人奥黛丽·迪万，通过改编安妮·艾尔诺关于1963年秘密堕胎的小说，拍摄的《正发生》获得了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她的作品强调了镜头后女性视角的重要性，通过关注女性的情欲、堕胎，这些罕有人关注的话题，把女性的性观念形象化。《水仙花开》、《假小子》、《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瑟琳·席安玛（Céline Sciamma）颠覆了男性凝视，重构了叙事结构，向男性凝视带来的快感提出质疑。文化身份代表研究员伊莲娜·贝尔达认为《燃烧女子的肖像》彻底改变了女性身体和凝视的惯例，重建起性别之间的对称性，瓦解了固有的支配关系，这足以让电影业重新洗牌。

纪录片《恣意佳人》集合四个主题，讲述了女性电影的历史和女性影人的长期斗争。在女权主义发展日趋成熟的今天，当我们把目光聚焦电影，却惊奇地发现这个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领域竟然一直以来都在被男性书写。不管是抹去女性在电影诞生发展过程中的姓名，还是导演等重要职位缺少女性的身影，又或是银幕女性形象中一直以来的刻板片面，再到男女演员不平等的待遇……该纪录片以电影发展最成熟的国家之一法国为背景，将视角投入电影行业中的女性，讲述电影业的房中大象。她们是电影编剧，导演，制片人，经纪人，后期，电影节负责人，演员，这些优秀的女性幽默，包容，有天赋，富有独特的创造力，她们主导拍摄的影片揭示了一个没有那么美好却也不差的世界，丰富了文化的多样性，用坚定的态度发现、宣传和纪念那些为谱写多元女性电影新历史而开辟道路和不断奋斗的人。

纪录片里，演员兼导演拉莉·邓泽里（Valérie Donzelli）在采访中说，“通过这些影片，我们证明了我们的存在，不用再假装我们是隐形的，我们就在那里，我们有话要说，我们有权利说，我们和你们没有任何分别，我们是人类的一半。”

我们有话要说，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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