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逛书展 02

在世界各地逛书展，我遇到过很多千奇百怪的事，一一细数的话，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印象深刻的有几件。

在意大利书展，我看到史上最猖狂的偷书贼，他们趁着书展最后一日的混乱，进到现场浑水摸鱼，而且是推着大推车进来，明目张胆地把书搬走！我们遇过两次。书展最后一天其实没什么交易，但因主办方有所规定，书架不准清空。那天我们去得晚了，等我们到时，书架早已空空如也。损失最惨重的是模型书，因为那是唯一一本哪！隔壁摊位的邻居还笑我们：“你们的产品一定是太好了，所以才被偷！”后来我们学乖了，到书展最后两日，就把珍贵的模型书收回来，全锁在酒店，会场只摆上书封和目录。

另一次在香港书展，我受邀上电台畅谈童书出版的心路历程，但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没人想跟我聊出版或童书，他们毫无例外只想探究盲人的隐私：比如如何谈恋爱和如何生小孩。那次我还配合报章杂志做了访问，报道刊出的第二天，我收到一个花篮，我的摊位则涌来一群带着小孩的父母，不管买什么都叫我签名。那是我第一次遇到要出版商签名的读者。

1996年的法兰克福展览上，中国第一次参与了展览。他们摆了两百多个摊位，声势浩大，占满整条街，不过一直很冷清。看到我们摊位不分昼夜挤满老外，他们讶异之余，又极度好奇。

中国人的学习渴求和执行力毕竟是成正比的。回马不久，我就接到一位辽宁社长的邀请函，请我去分享经验。

隔年，继六岁之后，我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抵达北京机场那天是2月19日的午夜，我们正准备转机到辽宁，机场人员却拉下登机闸门，说：“今天飞机不飞了，你们回去吧！”

我们带着满肚子问号在北京过了一夜。第二天起床，全中国的媒体铺天盖地全是同一则新闻：邓小平逝世了。就在我们抵达北京不久前，这位一手改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大人物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结束了中国一个大时代。那天，在此起彼落的哀悼声中，我到了位在中国东北部的城市辽宁。

辽宁的主办单位把我当作贵宾，入住六星级酒店，出入以宾士代步。我的身边随时跟着至少三个人：一个律师、一个翻译员、一个司机。翻译员是个斯文清秀的女生，这年轻女孩每次出现，手上总夹着三本字典：一本牛津、一本剑桥、一本不知谁出版的中英文对照字典。每当我说到比较深的英语词汇，她就拿出字典认真翻查。大概五分钟后，她会来咨询我的意见：“谭先生，these words haves threes meanings，whats dos yous wants?（这个词有三个意思，你要哪个）”她说的英语，不知道为什么每个字后面都要加上“s”，我很想知道她读的究竟是哪家出版社出的字典。

我主要的行程是给讲座。讲座原本以英语进行，再翻译成华语，但靠那位拿三本字典的女孩翻译，比我说华语更加让我感到压力，我惟有用蹩脚的华语开场：“各位同胞，今晚请给小弟一个机会讲华语……”台下立刻掌声雷动，我想他们应该也松了好大一口气。偶尔我说一两句英语，他们又显得很振奋——那年代中国年轻人对于能够说英语的人异常崇拜，翻译女孩就毫不掩饰这点。我后来了解为什么，女孩告诉我，她原来在北京大学念书，八个月前，辽宁出版社的社长特地请她过来实习，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人说英语。

辽宁的出版社规模很大，相较起来我们简直小巫见大巫。每场讲座至少有上百人，不管是作者、编辑、美术编辑都来了，而且人人聚精会神，手上一本簿子、耳边一支笔，随时记录我的说话重点。

辽宁的官员则不同。他们似乎还没有从古代秀才制度中走出来，适应到现代社会里。他们坐在酸枝椅上，两手张开摆在扶手，像太后听政般，官威赫赫，我一进去，他们就扬起下巴，用官老爷对小老百姓问话的口气问：“你们的出版社有多大？”

我后来也接触过广州的官员，他们更像生意人，不管谈什么，都先到饭桌上敬烟敬酒：“来研究研究（烟酒烟酒）。”但辽宁的不同，他们神情严肃，仿如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代的知识分子。

然而这些读书人很正派。为了感谢他们的热情招待，旅程结束时，我准备了红包致意。对方很惊讶，频频推辞：一是红包的数目，我包了人民币三百元（约一百马币），那是当地秘书一个月的薪水；二是他们对于现金的处理很小心。钞票触动了他们的敏感神经，大部分人最终拒绝了我的红包。

那是1997年的辽宁。1997年，我在辽宁买东西必须用美金，不能刷卡；1997年中国能够使用的信用卡只有一种——他们自己在1986年出的长城卡，国外信用卡要过了2000年以后才开始普及；1997年，我在辽宁吃的满汉全席摆满了各种怪异的肉类料理——驴子肉、马肉、还有一种叫作“毛泽东”的鱼。

从中国回来的第二年，我们终于成为马来西亚童书出版的其中一只领头羊。虽然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依然只是一颗芝麻绿豆。

1998年，公司正式注册为辉杨出版社 (Kohwai & Young Publications)。西方出版社大多挂上创办人名字，但本地很少人这么做，我是少数。我祈愿这个父母给我的名字，能让我重获新生，我希望把这个亚洲名字带到国际舞台，做到“马来西亚能”——我总是用这个口号鞭笞自己。名字的另一个用意是展现诚信。这家公司谁负责，一目了然，我还规定每个员工的名片必须附上照片。

2002年，我把自己名片上的照片和一长串头衔去掉，剩下母亲赋予我的三个字：谭国辉。

这一年，我做童书出版正好十年。我已经把债还清，我买了办公室，买了货仓。我不再需要依靠过去的履历、功名、战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我决定轻装、潇洒地上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