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加速主义批判导致其理论阵营显得极为孤立与孱弱

自2013年《加速主义宣言》《黑暗启蒙》等文章发表以来，“加速主义”理论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新的关注点，并且因其剑走偏锋的独特策略而引起了广泛争议。在国内，得益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良好发展势头，特别是与加速主义有着理论亲缘性的激进哲学家①的知名度的上升，加速主义也迅速成为前沿热点问题。然而，国内学者关于加速主义的研究及相关表述整体上过于偏颇，在积极拥抱、肯定赞同之外很难找到质疑、批判的声音。实际上，左翼加速主义所津津乐道的“机器论片段”既不能代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观点，其本身也存在诸多局限；而在理论构建与实践目标上，左翼加速主义也面临诸多困境。近年来，右翼加速主义强势反超，左翼加速主义面临巨大压制，乃至存在被转化、吸收的危险，在加速主义理论的追踪与跟进研究中，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反思与批判的问题。

一、加速主义的兴起、分化及现状

“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作为一个特定术语，最早来自美国作家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②1967年所著的科幻小说《光明王》，书中所描绘的世界由一群拥有高度发达技术的人统治着，这些精英以神祇的身份接受那些将技术看作魔法、神力的无知大众的膜拜，而其中一群起来反抗的革命者则试图通过改变民众对技术的态度来将社会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罗杰将这群人称为“加速主义者”。由此向前追溯，加速主义早在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运动③那里已经初现端倪。也有学者将马克思看作是最早的加速主义者，其依据是马克思1848年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的这段话：“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④与加速主义有着密切关系的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等人则将“加速命令”追溯到尼采，后者在《权力意志》一书中曾写道：“欧洲人的协调乃是不可阻挡的伟大过程……应当加速而不是质疑这一过程。”⑤

随着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各类加速主义思潮纷纷涌现，它们往往都具有技术决定论、技术崇拜或乐观一进步主义文明论的倾向。不过，此时的加速主义并不带有特定的政治立场，更不具有革命意义。直到1960年代，德勒兹还曾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技术加速在造成压迫剥削的同时也带来了解放；加塔利甚至认为，被资本主义所改变和加速的生活对于受压迫者来说是一种“享受”。

加速主义转变为一种政治倾向并发展成为一套政治理论是在20世纪末，在2010年前后，加速主义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潮。在这一过程中，加速主义分化为左翼与右翼两个派别，前者主张通过加速技术发展来冲破、拖垮并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一定的解放与革命向度；后者则将技术与资本的联合看作自然的、至上的存在，号召进一步解除对于技术和资本发展的种种限制，以推动社会走向无限加速。

作为加速主义的策源地，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在1980-1990年代聚集着一群思想激进的学者，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左翼加速主义先驱的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以及被誉为“加速主义之父”的尼克·兰德(Nick Land)。以兰德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社会—政治上的遗存形态通常会遮盖更先进的技术经济进程”⑥，应当将技术看作一种自然的、独立的力量，人类应当适应并加速其发展，废除长期以来一直阻碍技术和资本发展的各种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兰德的这种激进立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他的《黑暗启蒙》一文被后者视为纲领式文件。

新反动主义作为一种极右翼运动，可以被看成是右翼加速主义在北美的本土化与政治化。该理论强调资本与技术的联合所带来的公平竞争与适者生存，主张放弃自由主义的道德束缚，将用于无意义事务(如平等、民主、多元等“白左”目标)上的资源转移到“自然”(即技术与资本本身的发展)上。与左翼加速主义不同，右翼加速主义者认为技术发展没有终点，更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他们主张无限加速技术并走向“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在政治上，新反动主义坚持“强权专制”与实用主义，认为在竞争之中产生的最强的政治体制才是最好的。为此，他们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号召废除民主，另一方面如兰德所主张的那样“退出”社会，即放弃对现有制度的改革而寻求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不过，兰德本人虽然支持新反动主义，但多数新反动主义者并不将自己看成是加速主义者，仅认为二者在技术与右翼两个方面保持着共通性。

左翼加速主义实际上脱胎于右翼加速主义。费舍尔与兰德分道扬镳后，虽然也保留着华威时期的加速主义思想，但他逐渐看到了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立场随即开始向左转向。费舍尔以“K-Punk”为名的博客引起了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兴趣，其中包括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二人于2013年发表《加速主义宣言》一文，标志着左翼加速主义达到成熟。左翼加速主义者主张革命与解放，但与传统左翼敌视技术、异化的态度不同，他们认为技术本身就能产生变革社会的力量，通过加速技术进步，最终可以达到加速资本主义崩溃的目的。因此，左翼不应抵抗现代性与技术，而应在保留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积极介入和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尝试“夺取技术领导权”，从而解放潜在的生产力。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宣称，传统左翼拉横幅、喊口号、进行游行示威的行动是一种地方主义的、平面化的斗争，他们“热衷于建造一个狭小和临时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回避了在面对敌人时的真正问题”⑦，这样的行动所追求的只是作为手段的民主(即赢得选举和获得协商权)，却离真正的民主目标(人民的集体自主)越来越远。为克服这一弊端，他们提出“创造新的意识形态、新的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进行大范围的媒体改革，让大众掌握媒体”，进而构建“一种组织的生态学(即力量的多元主义)……将包含在后福特制的不确定劳动的形式之下、散布各处的无产阶级身份凝聚起来”。⑧

斯尔尼塞克还援引列宁、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并将他们也看作是加速主义者。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固定资本的叙述(即“机器论片段”)被左翼加速主义者奉为圭臬。有趣的是，1960-1970年代的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同样将“机器论片段”看成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并将其作为学派的圣经。因此，自治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奈格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等人与左翼加速主义有着某种理论“亲缘性”，《加速主义宣言》发表后不久，奈格里随即在同一平台发表《如何挪用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资料》一文，对其进行了回应与评价，奈格里对左翼加速主义表现出明显认同的态度。此外，奈格里提出的“一般智力”、“诸众”等核心概念与左翼加速主义也有着某种内在一致性。

值得一提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新一代学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近年来相继出版《加速与异化》、《共鸣——一种世界关系的社会学》等书，与一些德国学者形成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学派”。然而，罗萨虽对社会加速持批判态度，但其解决方案却令人失望——面对社会加速带来的异化，罗萨要求我们调整自己，去适应加速并与之“共振”(Resonanz)，“每个人都有共振轴……都有恢复共振的能力”⑨，这种共振乃是消除异化、恢复主体精神以及赋予生活意义的唯一有效途径。我们看到，罗萨等人所谓的“加速社会批判理论”似乎已经失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本的批判内涵，其对待技术加速的态度与德勒兹、加塔利的立场类似，并且，其所声称的个体通过“共振”去适应社会加速最终将导致技术异化、社会总体宰治的加深，形成恶性循环。从这一结果来看，罗萨无论如何不能被划入左翼加速主义的行列。

二、左翼加速主义的理论及实践困境

费舍尔于2017年自杀后，左翼加速主义阵营开始分崩离析。其中一部分人转向“无条件加速主义”⑩、“性别加速主义”、“零和加速主义”等阵营，另一些则被右翼加速主义所吸收。当前，左翼加速主义仅依靠斯尔尼塞克等少数人苦苦支撑，其在国外学界已经无法发挥影响力，陷于理论崩溃的边缘。然而，国内学者对此却热情不减，这其中既有充满猎奇心态的加速主义爱好者，也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左翼加速主义持同情态度的学者。但无论如何，左翼加速主义当前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困境都是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

(一)困境一：理论厚度与创新动力严重不足

左翼加速主义自身理论的薄弱以及理论更新能力的缺乏是其濒临绝境的首要原因。从思想史来看，加速主义本身只是近十几年才形成的一股思潮，其影响力与具有厚重积淀的主流西方思想(如自由主义)相去甚远。此外，加速主义自诞生起就带有先天的右倾性质，脱胎其中的左翼加速主义既缺乏传统左翼思想的支持(这也与左翼加速主义者对其主观的排斥有关)，又始终面临加速主义阵营内部的批判和压力，使得它很难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思想体系。

左翼加速主义的早期代表费舍尔是一名英国作家、文化理论家，其研究领域包括激进政治、音乐及流行文化，费舍尔在左翼学者中有一定的知名度，著有《资本现实主义：我们是否别无选择？》(11)等书，并对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提到的“徘徊”(hauntology)概念有过深入阐发。费舍尔虽被看作左翼加速主义的先驱，但加速理论在其思想体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左翼加速主义“新生代”的主要人物斯尔尼塞克在发表《加速主义宣言》时还只是一名博士生，虽然他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创造未来：后资本主义与无劳动世界》(2015)、《平台资本主义》(2016)等书，继续阐发了左翼加速主义理论，但其立场已经发生动摇，左翼倾向也大不如前。另一方面，奈格里等人虽对左翼加速主义持同情态度，但二者毕竟有着不同的理论视域，这就决定了左翼加速主义无法依靠前者获取思想更新的动力。当前，左翼加速主义的支持者多为一些年轻学生，其理论阵营显得极为孤立与孱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