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hewMosesi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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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许煜:超人类主义是二十一世纪的虚无主义

学者许煜任教于德国吕纳堡大学哲学研究所,并负责该校的 “参与的技术生态学”研究,他同时是法国西蒙栋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的客座研究员。

许煜是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的弟子,和后者一起合作了约十年。在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拉图尔“重置现代性”的工作坊中,许煜被邀请为中国场的嘉宾之一,响应拉图尔提出的人类纪困境及解决方法。

多年来,许煜关注社会运动和对全球化的反抗,如今却很少谈社运了,“我们必须思考为何左翼总处于下方,或者我们需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新的理解,来发展出新的策略”。

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做社会运动的都很反抗技术。许煜正是要反对这一对立,提醒人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技术问题。在他看来,欧美左翼的问题在于对技术的漠视,“结果很多人用Facebook来组织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就像用微信来对抗阿里巴巴一样”。在cyborg逼近的时代,他提醒人们警惕超人类主义,因超人类主义本身是一种更刺激的消费主义,而在现代性危机面前,每个文化都要重新发明自己的宇宙技术论。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许煜的专访。

澎湃新闻:您现在主要在做的是“人类纪”这一块?

许煜:我的新书《论中国的技术问题》(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2017年初出版)就是在讲这个问题。人类纪指的是人类的活动已影响了地质化学(geochemical)活动,那是地球在11700年前开始的全新纪或全新世之后发展的一个新的纪元。这也是全球的技术化、科技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巨变,这给了我们一种迫切性来思考整个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问题。如我在回应拉图尔时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分开现代化和现代性。后者是十七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断裂,而现代化是这些新的知识体系在地域上的扩张。

这种现代化同时也是单边的全球化。然而这种单边的全球化已到了尽头,近年来在欧美涌现的极右运动以及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aries)是最好的标志。如果您细看他们的论述,那是反启蒙的,也就是说反普世主义以及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等,所以他们的言论充满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味道,他们认为黑人与白人是不同的,现在将他们一视同仁是政治正确,也因为这些普世价值的政治正确,欧美的发展一直都匍匐不前。问题是,西方如何保持它的优势,就好像硅谷的著名投资者、特朗普的支持者,同时也是新反动主义者的彼德·泰尔(Peter Thiel)在911之后问道, “有没有一种不彻底毁灭现代西方,同时仍能巩固其地位的方法?” 我认为这种自觉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苦恼意识”,也就是说意识到自身的矛盾,但又超越不了这种矛盾。

很多左翼会强调普世价值来响应,但这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不能忽略右翼论述的吊诡之处,他们或多或少指出了当前这种全球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相同出发, 最后我们发展出来的就是今天被视为失败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其实背后还是单边全球化,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差异,以及思考这种差异如何能够扭转当前的局面,而我在做的就是通过解构技术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普世性,来重申差异 。现代化造成了dis-orientation,它不只是失向,而且是失去了东方性,也就是说误以为东西方是同一根源,失去了历史性的思考。我认为我们应该比那些右翼和新反动主义者走得更远,从绝对的不同开发出相同,而先明白中国跟西方的不同,最终才能达到如拉图尔和其他关注人类纪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说的共存(co-existence),也就是说文化的多元化成为整个全球化里的核心,而不是表面。

表面的全球化相对的是传统的实体化(substantialisation),将传统实体化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在国家治理层面,比如说通过它来定义某种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第二个是文化工业,例如建造出很多创意、旅游小镇,把传统实体化成旅游纪念品。这是全球化的症状,它所强调的不同都是表面上的装饰性的东西。那问题是我们怎么从不同发展到相同?首先必须要强调不同,其次必须将传统去实体化。传统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的,从先秦到宋明,传统的精神保留了下来,有些是有用的,可以支持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答案不是已经在那里了,答案是要被发明的。

面对当下复杂的全球化进程,我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中提出技术的多样化,不只是在中国,其他文化也应该发展出其技术思想来抵抗西方科技的全球化。但是,我并不是说要否认西方的科技,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中国也一直缺少对西方技术的哲学性的思考。我的想法是如何扭转这种发展的方向。传统可不可以以另外一种新的方式回归,回归不只是一种装饰,我们可以将它变成一种批判理论。我们现在所说的批判理论,不是德国的就是法国的。所谓霸权,有时候是无意识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

澎湃新闻:我们从过去寻找来的思想资源,跟现在的科技怎么结合?

许煜: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首先要系统性地分析中国技术思想的原因了。从先秦哲学开始到至今,我们怎么理解器和道之间关系的变化。有些哲学家也看到这个问题,譬如说李三虎先生也强调器和道的问题,而且提出重申传统,但我想更系统化地理解器道的关系问题以及从认识论和知识型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系统化分析如何响应当前人类纪的问题。首先,我们的知识论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是被边缘化的,那么问题是这种知识论可以怎样被重新搬进来。其次,我视知识型问题为sensibility(感知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不同知识领域的基础和链接。福柯在谈到知识型(episteme)的时候,他覆盖了三种,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现代时期。但我们不能把福柯照搬过来放在中国,他为我们提供的是方法论。福柯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思考历史的人,历史总是独特的。而哲学总是需要去回答所处时代的问题。但不少研究福柯的人都忽略了,这总让我想起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书简》(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所说的,现在的人不再思考而要忙着搞 “哲学”。

在我提出的框架里,知识型的问题必须被重新思考。知识型的转变总对应着一个时代性的转变,也就是说当有一个历史性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展出新的知识型来对应。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三个可能的知识型的转变。周室衰退时,我们就有了儒家的 “复礼”,道家的“自然”等,这就是重新发展出知识型来回应那个时代,一直到汉代,特别是在董仲舒那里一种儒家与黄老结合的天人观也固定下来了。而在唐代末期当佛教成为主导的时候产生了另外一个危机,由宋代理学所代表的道德宇宙论也出现了来作为响应,在公元十一世纪,我们见到宇宙发生论(cosmogony)与道德观以更严谨的形式结合。而第三个阶段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整个现代化运动中,比如说魏源、维新派,也都是对时代的反应,他们想要生产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知识型,但最终在西方科技的冲击下沦为了完全的西方化。理解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它容许我们避免重复错误同时理解我们文化内里的创造力。

澎湃新闻:那您认为这次的西化和现代化是跟历史上一样的知识型转变,还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断裂?

许煜: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那时处理不了的问题,因为对西方的技术一无所知,他们认为西方的技术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器”。那为什么上两次(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会成功?宋代理学完全不涉及技术这个问题,尽管张载的哲学影响了后来宋应星《天工开物》技术和自然不分开的观点,而相对的,在《天工开物》之后一百年在法国出现的《百科全书》则是提倡自然和技术分开的(这也是鲁索对百科全书主义者的批判)。宋明理学其实是自然哲学,它发展出一套新的道德宇宙论。为什么在公元11世纪,宇宙发生论突然成了主要的学术理论呢?突然之间人们开始关心宇宙是怎么产生的了,这很有趣。因为他们是回到以自然为核心道德宇宙论,与技术无关。准确来说,构成这个知识型的不是技术问题。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被逼着去实现现代化,被逼着我们去发展船坚炮利,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技术,都统称为“科学”,康有为统称为“物质学”。

澎湃新闻:您对欧洲或者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还有在关注吗?

许煜:我一直都有在关注,但近年来我在做的是建立新的框架。我们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读马克思,辩论认知资本主义,去游行去抗争,现在这种抗争的无力感越来越强,很多人要么就变得犬儒,要么将社会运动变成展览。去年这个时候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几个月的运动突然之间完全消失,原因之一是刚好到了夏天,大家都需要休假。这个理由当然不是全部,但也不是不重要的,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无力感。很多左翼的思想家、运动家都对此有反思,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左翼加速主义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因为他们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一直被忽略了的技术观,如何通过自动化来将剩余劳动扬弃为自由时间;而被视为极左的法国的隐形委员会也在二零一四年底出版的《致我们的朋友》中的一章 “Fuck off Google”里也指出要发展有伦理的技术来响应这个以算法和大数据作为治理术的时代,他们分开有伦理的技术(technique)和资本主义的科技(technologie)。

“黑夜站立”运动 新京报 资料图

但我们也要小心不要陷入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的陷阱,加速主义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从宇宙技术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资本、自然与文化等范筹,以及技术认识论的问题。我在上面提到的发展一个有别于Facebook的社交媒体(我们当然也可以想微信)的研究,对我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要对抗平台资本主义的话,这是有效的途径,而且无论在教育上还是实践上都会有长远的影响。我在过去多年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理论,得出了一些实践的经验,接下来就是怎么落地继续发展,好像您所说的,确实很需要一个研究团队来系统性、针对性地处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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