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扬游—博爱坊，且说博爱

中山陵半月广场的近前，有一座花岗岩牌坊，是陵园入口的第一座建筑。根据有关的资料介绍，这座牌坊建于1930年，采用花岗岩仿木结构，建筑格局为三门冲天式，高12米，宽17.3米。牌坊风格别致，在顶端，盖有蓝色琉璃瓦，呈现出融会中外建筑的特色，是一中西合璧的杰作。牌坊上端正中的横楣上刻着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两个镏金大字，因此又称为“博爱坊”。

历史上许多帝王陵寝的入口处都建有牌坊，主要是用来歌功颂德。中山陵的牌坊别出心裁，用了孙中山手迹“博爱”两字。人称，“博爱”是孙中山生前最爱题写送人的两个字，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铭之一。据说，孙中山一生送给友人的题词总数现存有469件，其中“博爱”的题词就有64件。

根据《中山陵九十年风波史》中的介绍，这牌坊上的“博爱”两字在文革时被铲去了，过后重刻时却刻得有些许歪，若要再凿掉第三次刻，牌坊横额的石板厚度已经不够，只好让字继续歪着。文革时为什么要铲去这两个字呢？看来是因为“博爱”不够革命，讲资产阶级的温情，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格格不入。也难怪，孙中山本来就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革命的目标除了实现“共和”之外，还要实现“自由民主”，自然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所不容。

博爱，顾名思义，是广泛地爱一切人。这对于信仰马列、崇尚斗争的人来说，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过，因为这是革命先行者的话，在需要“统战”的年代，也只好让它高高挂起来了。既然不能随意丢弃，我们的文化人也可以从古文中找出“博爱”来，用以证明这种所谓“对全人类的广泛的爱”，首先是出自我们的老祖宗，出自我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传统。例如，在故纸堆里，专家们就找到了以下许多来源：

《说苑·君道篇》载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三国魏曹植《当欲游南山行》：“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

宋欧阳修《乞出表》之二：“臣闻愚诚虽微而苟至，可以动天；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

《孝经·三才章》：“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

这些文字确实博大精深，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我当然也不懂，而且也没有听说过中国古代有哪些博爱的事例和脍炙人口的小故事。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历史上反倒是大规模战乱不断，即使是和平时期，一人犯错九族被诛的事例也常有读到。因此，说我们有博爱的传统，我是不信的。

我在想，孙中山为何特别钟爱这两个字呢？也许与他所受的教育和一些经历有关吧。看孙中山的生平可知，他13岁就在檀香山上中学，他上的男子中学就是由教会办的。在15岁那年，他在学校里非常热心学习圣经，热心参加宗教活动，还想受洗入教，幸亏被他大哥孙眉发现，并坚决阻止。后来，17岁那年，他又到香港上学。这一回没有大哥在身边管束，孙中山便与同乡同学好友陆皓东一同接受传教士喜嘉理（C.R.Hager）行洗礼，加入了基督教。

基督教讲博爱，我是相信的。据一般的介绍，基督教的全部教义就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博爱，而其博爱体现在三个方面：上帝的爱、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我们虽然都没有真的接触过基督教和基督徒，但从各种书刊里常可读到传教士献身传教事业的故事，其中处处都体现出这种博爱的精神来。

此外，孙中山自26岁从西医书院毕业之后，有几年在澳门广州等地当医师。我们都知道，医师本身的职业宗旨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同情和博爱。孙中山的博爱观定然也有来自曾经的医师职业。但不容置疑的是，革命家讲博爱，更多地还是为了事业。

28岁那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有组织地开展革命工作。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惨败，被迫割地赔款议和。革命者都认为这是最为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是“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好时机。孙中山等人密谋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用暴力打出一片新天地来。这时，革命的热情充满他的头脑，他肯定不会再想什么博爱了。他的起义计划里，甚至包括乱扔炸弹、四处放火以便扩大声势，完全没有考虑是否会伤及无辜，这种行为，严格地说，与当今危害世界的恐怖主义并无明显区别。但就在起义前因不慎走漏风声，行动胎死腹中。好友陆皓东被捕，壮烈就义，成为“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孙中山因此被通缉，匆忙逃往日本，尔后去了檀香山，第二年又到了伦敦。在伦敦，孙中山不知是想验证自己是否仍然被通缉，还是想看看中英间无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清廷能拿他怎么样，竟然两次大摇大摆地勇闯大清使馆。毫不意外，结果就是被三两下拿下，最可能的后果是被秘密押解回国或是被就地正法。面对绝境，孙中山不得不求英国友人帮忙，经过友人的多方努力，最后还是在英国政府强力干预下，孙中山才逃出生天。大英帝国并非对他这位革命家特别青眼有加，或许只是不能容忍大清在英国地盘上随意诱拐拘押合法入境的人。此即为孙中山的“伦敦蒙难”。从这件事情看，还是英国人的博爱精神更加真实无虚。

孙中山随后在伦敦居住了大半年时间，认真研究西方民主制度，深入研读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实业等各方面的书籍，并参观调研西方社会的各方面运作情况，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正是此时基本形成。也是这段时间，他了解到法兰西的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认识到这响亮的口号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便一并与其他西方思想一同加入到他自己的理论中了。

我本来觉得，博爱只是一句口号，所谓“广泛地爱一切人”，实际上是完全做不到的，只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追求。但孙中山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绝非普通人所能简单理解的，他对博爱有自己的深入阐述和解说。

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对滇、粤、赣三军官佐发表《军人精神教育》讲话时，不忘向军人们讲解他的博爱观：“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此处，孙中山用《孟子·离娄下》中的话来解说博爱，即天下还有饿着的人，就好像自己正饿着一样。

在1924年，孙中山做了《三民主义》的长篇演讲，时间跨度达到8个月，其中3月16日的《民权主义》第二讲演说中，特别提到了法国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很巧妙却又有些牵强地把自由、民主、博爱与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相对应，自由对应民族主义，平等对应民权主义，而博爱就对应民生主义。他说：“……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孙中山还曾说道：“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由此可知，他心目中的博爱就像一团泥，可以随便捏成任意形状。实际上，从他轻率发动“二次革命”，后来又一意孤行要进行“北伐”等行为来看，孙中山其实是一个更乐意采用暴力行动的人。这样一说，难道他宣扬博爱会是一个迷惑大众的烟幕？也并非如此，或许，在孙中山眼里，革命，血腥暴力的革命，也是博爱的一种体现吧？

尽管如此，直到现今，在我们普通人的眼里，“博爱”这个词汇，并未因此而革命化，仍然具有广泛热爱一切人的含义。

眼前这座博爱坊，在建造时曾发生过一件特别的事件。博爱坊有四根立柱，两长两短。逸闻中说，当时有一位石匠负责下料，在裁切完两根短料之后，由于疏忽大意把第三根也切成短的了，比原设计短了一米多。裁错了如此昂贵的石料，石匠自知闯下大祸，竟然畏罪逃跑。当局要严办渎职者，处以极刑。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出面说情：“为父造陵，不能杀人”。由于临时到福建采办石料来不及，于是采用投榫办法将截下石料接合，算是勉强完成工程。现在细看博爱坊的立柱，左边第二根高立柱的上端，还可清晰见到是接驳而成的。

我觉得，那位石匠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他建的牌坊上面写的是“博爱”，如果建的是“革命”牌坊，小命一定不保。在此事发生的约40年之后，“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由于不慎玷污或损坏了与领袖相关的画像等物件而被迫害甚至丢掉性命的人并非罕见。可见社会并非总在不断进步，而是时进时退的，往往要经过一轮曲折回环，又再螺旋递进。

在那个只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没人敢提博爱，若要说爱，则只能是爱党爱领袖。虽说领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绝对高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真是必须谨小慎微，稍有不慎便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有何幸福可言。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看见这“博爱”两个字，还是有些很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我们的社会，真是要好好补上几十年自由平等博爱的课，否则如何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

游人们没我那么多啰嗦，大多在广场对着博爱坊来回拍了一轮照之后，就都从牌坊下走过，踏上宽阔的墓道，向陵墓上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