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民粹主义的盲点

Didier Fassin

在最近发表的大量关于民粹主义的文章中（穆勒2016年，莫菲特2017年，穆德和罗维拉-卡尔特瓦瑟2017年），有一篇文章因其对术语、思想和方案的主张而脱颖而出。尚塔尔-穆夫（Chantal Mouffe）的宣言《为了左翼民粹主义》(For a Left Populism) ，受到了政治学研究者以及政治家的广泛关注。在这个适时的话题上，大多数作者都与他们所认为的邪恶意识形态或奸诈的伪装保持距离，而这位比利时政治理论家则将其作为左翼有效回应右翼民粹主义的唯一手段一样加以推广，如同凤凰涅槃。

她论证的出发点是一个比较直白的政治性判断，在这里她分四步展开。第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民粹的时刻。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分裂精英和人民的话语策略，而由此民粹能够包含进各种制度框架。第二，这个充满民粹的时刻，是由取代了198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形成霸权的危机造成的。这种危机对应的是自由和法治的自由原则与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民主原则的脱节，前者在后者被淘汰后延续下来，造成了当前后民主时代的出现。第三，左派犯了两个历史错误。最初，它的阶级本质主义使它对涉及种族、性别、性和环境的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不闻不问。后来，它试图提出第三条道路【中心思想是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也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两者之间取折衷方案 | 维基百科】在中间建立共识，由此产生了一种不给矛盾和冲突留下空间的后政治环境。第四，后民主时代（社会公义的衰落和对代议制的不信任）和后政治环境（右/左翼对立的消亡）的结合，为民粹主义铺平了道路，使之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唯一替代者和对人民不满的唯一回应。

根据这一判断，穆夫以利用民粹主义观点获得权力的撒切尔夫人为模板，为左派制定了她的计划。确实，这位保守党首相成功让国家和工会的压迫性建制与辛勤工作却没有得到对应报酬的劳动人民对立起来。但上台后，她立刻推行起经典的专制新自由主义，这不仅使她的哈耶克政治性项目能够被实行，而且日后让项目能继续被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下的工党所采用。因此，右翼民粹主义成为强行推行霸权模式的垫脚石。对穆夫来说，这也是左翼应该反过来做的事情，但目标是孕育出一个将自由主义和民主统一起来的新霸权。在她看来，民粹主义是长期战略其中一个短期的策略。她认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是成功运用这一制胜法宝的最好例子，因为他信奉"我们/他们"的对立。

简单来说，她认为民粹主义只是手段，而主张多元主义和代议制的激进民主则是目的。与其他激进派思想家相反，她并不认为多元代议制民主本身存在危机。而是它的当代后政治表达正在失效，因为它不允许霸权项目之间出现冲击对抗。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拒绝代议制，而是使其更加民主，这就是左翼民粹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民粹主义要继续存在的话，就必须要有“人民”。作为一个反本质主义者，穆夫提出要建构它。

事实上，她所说的“人民”并没有经验上的现实，它是一种包含同时排斥各阶层民众的话语性建构。因此，几十年前的左派关注的是工人阶级，忽略了新的社会运动，而今天则恰恰相反。为了避免这种适得其反的割裂，左派就需要找回被遗忘的社会问题，同时不能忽视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移民和环境对这些问题的影响。但它决不能以横向的方式进行。左派民粹主义是纵向的。“人民”需要在其多元性中被代表——这里需要一个领袖——一个非专制的领袖。此外，要进行的斗争不应该是全球性的。斗争需要一个能够发生情感认同的民族主义框架，这种情感认同对民粹主义异常重要。

这就是穆勒提出的判断和计划构思的大概轮廓。虽然她提供的例子大多来自欧洲，但她在文章中所呼吁的那种左翼民粹主义，却深受她后来丈夫建构民粹主义理论时，研究的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与阿根廷绝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是一个基奇纳斯塔（kichnerista），也就是说，他是庇隆主义当代的转生——内斯特（Nestor）和日后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Kirchner）的支持者，甚至偶尔是他们非正式的顾问。对拉克劳来说，基什内尔那亲切的领导力、垂直的组织政治、广泛的民众支持、反体制的言论和民族主义的话语，是左翼民粹主义的典范。然而，除了他在阿根廷的经历之外，他还被视为是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一系列激进性，掠夺性的扩张外的另一种被看好的可能性，这一系列政治实验包括：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在拉克劳看来，这些国家的政治行动表明，在基层组织、农民社区和工人阶级的动员下，左翼民粹主义可以取得成功，让英明的领导人能够当选。

穆夫没有提到这些启发了拉克劳（2005年）理论著作《论民粹主义的理性》的左派民粹主义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这一事实很能说明问题。也许，查韦斯及其继承人形象的恶化、莫拉莱斯对权力的把持、科雷亚的专制作风以及围绕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的腐败丑闻，都表明从获取权力转变到执政模式有着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他们一直未能解决。不过，平心而论，如果对他们的行动进行彻底分析，评价会比大多数西方媒体的更加公正，这些政权在减少不平等和文盲问题等方面的显著成就值得承认。但很显然，穆夫更喜欢讨论那些因为未曾需要左翼民粹主义负责而没怎么被左翼民粹主义碰过的欧洲国家，唯一的例外是，她忘了提及的那个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ANEL（独立希腊人）达成麻烦的结盟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

确实，无论是新近重新定位的工党，还是“我们能”（Podemos）、德国左翼党（Die Linke）、“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穆夫肯定能被定性为左翼民粹主义的这些党派——都没有执政过。在这方面来说，她认定“不屈法国”作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政府的主要反对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乐观的，因为在2019年5月的欧洲大选中，该党仅以6%的得票率排在第五位，几乎是马琳-勒庞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的四分一，也不及雅尼克-贾多的"人民联盟"（Les Verts）的一半。因此，认真而严谨地研究拉美的左派民粹主义实验——经常被国际保守派和自由派媒体小看和讽刺——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但回到穆夫论述中判断和计划构思的两个方面，我把对每个方面的评论限制到一个。

部分判断即使不是独创的，也是准确的：政治光谱的右倾，左派思想的去合法化，模糊化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化。我还是要比穆夫更严厉地认为，民主生活的衰落之后伴随而来的是自由主义原则的衰落。不仅不平等在加剧，民众主权在减弱，而且自由和法治也受到治安政策、安全化和监控的威胁。然而，我的主要观点不太一样。我不认为现在的右翼民粹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回应，一是因为它不是一种回应，二是因为没有这种危机。相反，右翼民粹主义往往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例子很多，但一个例子应该就够了。特朗普上台是民粹主义的选举胜利，但却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胜利。总统的怪诞形象——荒诞、可憎与猥琐有效地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使他的政治盟友和背后的资本家能够悄悄地通过他们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对企业和富人的减税、削减社会和医疗项目的预算、放松金融管制、消费者的保护和保守的环境议题等决策，获得比总统的推文更少的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使金字塔的顶层受益，同时继续扩大了经济差距。

新自由主义的这一胜利被一些人解读为错误意识的典型例子，因为那些听从了民粹主义候选人的警告并投票给他的蓝领工人是受其改革直接影响的人群之一。然而，更有意思的两个事实是：第一，总统大选的票站调查显示，支持特朗普的选票在富裕家庭中的比例高于低收入家庭；第二，国际数据表明，穷人的弃权率总是更高，而且会随着不平等加剧而上升，所以美国的投票率会成为西方国家中最低的之一。换句话说，与其污蔑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意识错误，不如说是特权阶层意识到了，票投给的候选人不仅能通过直接对富人利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他们受益，还能间接通过影响社会底层的弃权率使他们受益。

关于计划构思，即使接受左派民粹主义是左派的命脉这个观点，穆夫提出的版本也暴露出她民主和“人民”观念的陈旧，因为它没有给参与式民主和“人民”的发言权留下什么空间。首先，在穆夫的视野中，民主是经典的代议制，而且大多是垂直的，以领袖人物为主导。就 “不屈法国”作为例子，虽然让-吕克-梅伦雄（Jean-Luc Mélenchon）宣传民粹主义的天赋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该运动最初的成功，但该运动在总统大选后的迅速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牛一样的个性，我们要记住，他宣称"我是神圣的"时，甚至连他的支持者都被吓到。一方面是党内辩论的质量和党员的思想开放性，另一方面是领导人使用的简单信息和教条式的话语，两者之间的反差十分夸张。这不仅仅是一种特质：它恰恰源于最高领袖的民粹主义观念。

其次，在穆夫的方案中，想象中的“人民”似乎没有自己的声音，话语似乎都是通过领袖来传达。“人民”好像本应受到话语、图像和动员的情感影响，但他们只在接收端，而不是发送端。他们的确被代言了但不是为他们自己代言。虽然她顺带在文中引用了西班牙反紧缩运动（Indignados）三次，甚至引用了他们的 "我们有投票权，但我们没有发言权"，但她在分析“人民”的建构时，并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运动。对她来说，“人民”是由领袖辨证地建构起来的，它似乎并不会自发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左翼政党和工会对 "年轻人"（gilets jaunes）的动员——无疑是民粹主义的、由工人阶级和中低阶层组成的——的态度在一开始就很谨慎，甚至是勉强，因为抗议者被政府和记者描述为普贾德主义、排外和反犹太。在这场几乎完全是自发的、长期拒绝领导人出现的起义的众多有趣方面中，有两个点可以为我们的主题保留下来。第一个教训是，“不屈法国”并没有利用这种情况，在动员的前六个月中，他们的投票减少了一半，而“国民联盟”和总统党都略有进步。由此总结得出，民粹主义起义没有为左派民粹主义积累任何好处。第二个教训是，在环岛和街头，似乎打算利用政治获利的企图都失败了，特别是极右派的；与此相反，左右派的民粹主义者往往决定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而有趣的是，这个敌人被认定是国家而不是资本。在当地，左右派的分歧似乎有所缓解。抛开这个特殊的例子，去承认现实的运动并试图理解它们是必要的——即使它们不属于理论家所分析的理论范畴。

世界上许多政体都正在经历这个关键时刻，面对从美国到俄罗斯、从以色列到匈牙利、从印度到巴西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左翼民粹主义可以对抗这一令人不安的浪潮的想法可能具有诱惑力。这也许是左派圈子里一些人接受尚塔尔-穆夫的书的原因。尽管左派民粹主义在少数拉美国家赢得选举，但把选举的胜利转化为日后持续的民主实践却异常困难，甚至需要面对选举中支持自己的组织和工会的反对。

这并不偶然，左派民粹主义的纵向结构——以虚构的共同体取代实际的人民，以及利用民族主义制造一种以仇外色彩为底色的情感认同，所产生的民粹主义形式让左派失去了灵魂，却没有赢得选民。当然，人们认为所谓"左翼民粹主义"的表述涵盖的政治形式很广泛完全没错，从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ra Wagenknecht）为德国左翼党危险地用民族主义的话语进行调侃，到伯尼·桑德斯对民主党的重新定位，类似的政治形式将被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民主形式所同化。但很明显，穆夫的观点受到了拉丁美洲的左翼民粹主义的启发，它反映出精英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批判，对“人民”的修辞建构，以及一个对选民的声音充耳不闻的大法官的压倒性存在。左派需要重新关注的，是社会正义这个核心原则，并鼓起勇气去捍卫它们，而不是这种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