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里士旧游记：伊朗北方的阿塞拜疆人与革命者

这是一篇旧文，2019年春天我去伊朗西部旅行，这部分也收录在我的书《盲目流动》中

当我来到大不里士，首先的感觉是这座城市非常像我的故乡，当南方的胡泽斯坦已经穿短袖T恤的时候，北方的大不里士还在穿皮夹克。到了夜晚街上人不多，凉风瑟瑟，我的故乡也是这样，干燥的空气如果没有风的话，即使温度很低也不会觉得透骨，只感到凉爽舒适。

我在大不里士吃到了来伊朗之后最好的一顿饭，这里距离里海不远，鱼不错，我找到了TripAdvisor上推荐的一家吃鱼的店，老板是阿塞拜疆人。鱼的做法和在阿瓦士不一样，阿瓦士的鱼善用酱料，有点受印度影响，这家店里鱼的做法则是比较欧化，整条海鱼直接烤制，只用海盐和柠檬汁调味，蒸蔬菜米饭也很好吃。

大不里士这座城处处透着高级，其他地方的伊朗人看到我都会很热情地说“噢，我的朋友，欢迎来伊朗，我爱中国”，但是一谈钱就不是他了。大不里士人谈不上多热情，但是老实文明，不跟外国人偷奸耍滑。这里是曾经爆发伊朗宪法革命的地方，历史性的先进，和大不里士邻近的俄国和土耳其只是欧洲的边缘，但足以使这座城市有了和伊朗其他地方不同的气质。 

我住在靠近大不里士城堡（Arg Alishah of Tabriz）的一家Airbnb风格的旅馆里，我的屋子是一套很大的两室一厅，租金却和德黑兰一个小房间差不多。

我从旅馆出来走到城堡附近，看到高大的城楼和两个城门洞，这座城楼是14世纪的遗迹，城堡原本是一片巨大的建筑群，包括清真寺、图书馆、庭院和陵墓，但在建设时没有彻底完工，目前还在修复中，周围是一片工地。

19世纪随着波斯和俄国关系紧张，靠近俄国的重镇大不里士成为军事要塞，俄国入侵大不里士，这座城堡受到了一定的损伤。到了巴列维王朝时期，城堡已经破败不堪，被不断地拆除改造，只留下了今天看到的这一小段，是曾经建筑的后墙部分。

在帖木儿帝国衰弱之后，统治大不里士的是黑羊王朝（Kara Koyunlu），形成了诸多的宗教兄弟会组织，其中萨菲教团诞生在阿尔达比勒，创始人萨菲·阿尔丁（Safi-ad-din Ardabili）是生活在波斯的突厥人后裔，这也是萨萨菲王朝的初始。

1500年，萨菲教团伊斯梅尔一世（Ismail I）获得了游牧部落的支持，尤其是被称为红头军的齐齐尔巴什支持。1501年，伊斯梅尔一世攻克大不里士，萨菲王朝正式建立，到1510年他已经征服了今天伊朗的全部领土。

由于齐齐尔巴什一直煽动安纳托利亚什叶派穆斯林反对逊尼派执政的奥斯曼帝国，并引发亲萨菲王朝的起义，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派军队镇压，与萨菲波斯展开了战争。萨菲王朝的游牧部落军队敌不过拥有大量火炮的奥斯曼军队，大不里士一度丢失，波斯失去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领土。

这部分历史在伊斯法罕我已经提过一部分，在四十柱宫的壁画上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内容。战争失败后，伊斯梅尔一世不再管理国家事务，36岁就郁郁而终，他10岁的儿子赫塔马斯普一世继承王位。

我从大不里士城堡向北走到大巴扎附近，这座大巴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今天看到的大部分建筑都是15世纪之后修建的。这座巴扎和伊斯坦布尔巴扎室内结构不同，巴扎里有一个个小的露天广场，我不知道是建筑技术的局限无法修建太大体量，还是这里的人更喜欢贴近户外。

人们在巴扎中间隔的露天广场聊天休息喝茶，在巴扎里面隔一段路就有小茶摊，有的茶摊摆着几条长凳子，有的干脆没有凳子，店主准备了两个大水桶，一只煮茶水，一只煮开水，兑着喝茶。

在这种茶摊喝茶的都是中老年男性，我很喜欢坐在这里和老大爷们一起闲聊，虽然我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但交流并不仅仅是理解对方表达的内容，交流本身的过程，语气、神态、表情、手势都是传递的信息。我发现在这种环境里特别放松，就觉得自己融入了背景中，相反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虽然聊的内容非常多，但总觉得好像要去应付某些东西一样，不知道这算不算未来先衰。

在巴扎的不同方向有以不同城市命名的大门，像德黑兰门或者伊斯坦布尔门等等，这些大门的名字就是它们各自通向的城市，比如伊斯坦布尔门就是经过大不里士前往奥斯曼帝国贸易的路线关口。

大不里士巴扎里有很多地下餐馆，其中一些是旧浴场改造的，餐馆里面除了正餐桌椅还有很多床榻，人们坐在塌上喝茶抽水烟。这是比较讲究而且消费略贵的地方，不少家庭和情侣在这儿吃饭休息，不太贵的水烟馆一般在街边地下，里面是食堂那种一长排桌子，大家挤在一起抽烟喝茶，客人基本是中老年男性。

虽然由于经济制裁无法使用国际信用卡，但伊朗的银行业非常发达，可能是因为货币贬值严重，大量纸钞不方便随身携带，即便是在地铁上兜售货物的小贩也随身带着一个POS机，合人民币几块钱的商品也要刷卡。

大不里士巴扎的金融区和珠宝区靠近主干道，在伊朗其他城市换汇的地方不多，但大不里士巴扎聚集着成群的黑市商人，询问路过的行人要不要换钱，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愈发尖锐，人们更加迫切需要囤积美元。

大巴扎对面是大不里士税务局，一些老人带着老式波斯文打字机坐在路边，为人们提供法律和税务文书打字服务。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在我很小的时候见过英文打字机，历史上除了林语堂的发明之外，并没有真正实用的中文打字机，再后来就逐渐普及电脑打字了。打字机比电脑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插电，避免电子化，人类应该为世界大停电做好准备，尽量控制电子产品。

大不里士巴扎里面有一条街是卖首饰的，很多男人衣着简陋也会戴好几个戒指。尽管按照伊斯兰教要求，应该尽量朴素不要佩戴奢华饰品，尤其是男性。但是从小亚细亚（包括更西边到马格里布地区）一直到满洲，这是一条浮夸地带，人们热衷于公开展示自己的财富。在这边人们流行佩戴戒指和项链，而在我的东北故乡人们则热衷于购置貂皮大衣。

我从大巴扎向东走，经过1917年的消防塔，来到市政厅（Tabriz Municipality Palace）。这座上世纪30年代德国人修建的建筑也是一座博物馆，展示着大不里士过去的电影放映机、出租车和消防轨道、地毯、路灯、城市钥匙。

市政厅中心是一座钟楼，之前市政厅使用过的旧钟摆在博物馆内展示，是由英国吉利-约翰斯顿公司于1935年在克罗伊登铸造，1941年这座钟被苏军在战斗中毁坏，后来钟楼换上了一座新钟。

从市政厅出来，我继续向东走到阿塞拜疆博物馆，里面有一件展品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一个中国风格的瓷盘子，侧面有一个类似欧洲贵族纹章的图案，一面红色盾牌上有一只野兽的头，像狼或者野猪。我问了博物馆的馆员，他们也不知道这件瓷器的历史背景以及纹章的含义。

在欧洲，意大利的玻璃工匠们很早就开始仿制中国瓷器，如果说是野猪的话，有可能是某个德国贵族的收藏，因为德国和伊朗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件瓷器流到了伊朗。这件瓷器也可能就是中国产的，明清时期有很多出口的外销瓷器，包括一些私人订制品，可能客户本身并没有什么贵族传承，就是个暴发户通过中间商向中国订制，上面的图案可能就是仿照贵族纹章随意拼凑的。

阿塞拜疆博物馆隔壁是蓝色清真寺（Kabud Mosque），这座清真寺和伊朗其他的清真寺不太一样，更像土耳其风格。蓝色清真寺是在黑羊王朝沙贾汗统治时期修建的，沙贾汗本人的陵墓也在清真寺旁边，但主体建筑在萨菲王朝时期才完工。

蓝色清真寺在奥斯曼帝国入侵时受到了破坏，16-18世纪又遭受多次地震，到了19世纪，除了大门之外整座清真寺已经基本变成废墟，在巴列维王朝时期才得以重建，残存的正门装饰着精美的蓝色马赛克，但是破损严重。

走出蓝色清真寺，我拐进旁边一个社区公园里，这里有一个售卖茶水和零食的小摊，我在这儿喝茶休息。这座社区公园以波斯诗人哈加尼（Khaqani）的名字命名，公园里有他的雕像，哈加尼出生在阿塞拜疆，最初信仰景教，后来皈依伊斯兰教，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基督教的意向和象征。他的诗赞美理性和勤劳，反对压迫，在从伊拉克游历回国之后，哈加尼被投入监狱，释放后他搬到大不里士。

然而搬到大不里士不久，他的儿子、妻子和女儿相继去世，他最后孤独地死去，埋葬在大不里士的诗人陵。诗人陵在大不里士城北，埋葬着四百多位学者和作家，最早的一座有将近一千年历史，最新的一座是2009年去世的阿齐兹·道拉塔巴迪，他是大不里士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

大不里士这座城市的近代史和革命有密切的关系，我来到大不里士的宪法革命博物馆（Constitution House of Tabriz），馆员为我介绍了这一段革命历史。这栋大楼的原主人是一个商人，也是革命支持者，他的这栋房子是革命的会议地点，也是出版文章的地方，现在展示着革命者的雕像、照片、信件和报纸。

在博物馆中，我看到了一个美国人的照片，他叫霍华德·巴斯克维尔(Howard Baskerville)，是长老会教会学校的老师。在宪政革命期间，霍华德·巴斯克维尔带着一百多名志愿者在大不里士抵抗国王军队的进攻，牺牲的时候只有24岁。在阿敏·马卢夫的《撒马尔罕》里，他详细地写到了伊朗宪政革命和霍华德·巴斯克维尔这个人的故事。

宪政革命的导火索是国王纳斯尔丁（Naser al-Din）向外国贷款支付自己的奢侈生活，他以国家关税作为抵押，从俄国借贷了两千万卢布用于自己的欧洲之旅。

1890年，纳斯尔丁将烟草特许经营权交给英国，宗教领袖们号召民众以戒除烟草的方式抗议君主出卖国家。今天大不里士巴扎周围到处都是卖烟草的店铺，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革命传统，人民用狂热吸烟的方式主张自己的经济主权。

纳斯尔丁对民众的福利没有任何关注，损害本土商人的权益，俄国也趁机煽动，宗教社区和巴扎商人们形成了联盟，这些宗教社区长期接受来自巴扎的捐赠，用来经营宗教学校和维持慈善机构，他们也为商人们提供司法、担保和仲裁，被认为是公正地维护本地人的利益，他们和商人们一起反对君主将特许经营权交给外国人，最后纳斯尔丁不得不取消特许经营权。

1905年在德黑兰，有两个商人被国王的手下惩罚羞辱，商人阶层爆发示威活动。冲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政府和民众的矛盾变得尖锐，很多人在英国大使馆的院子里露营，研究政治理论，要求君主召开议会。

1906年8月，君主穆扎法尔丁（Mozaffer ad-Din）同意召开议会，然而此时他已经重病，在签署宪法五天后就去世了。新君主穆罕默德·阿里（Mohammad Ali）反对父亲签署的宪法，1907年英俄协议划分了两国在伊朗的势力范围，英国人抛弃了宪政主义者，开始转而支持君主。

在这个过程中，纳斯尔丁在1878年模仿俄国哥萨克成立的波斯哥萨克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哥萨克旅成员主要是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是纳斯尔丁邀请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派军事顾问组建的，不同于俄国哥萨克是用军事服务换取土地的封建军团，波斯哥萨克更像一个雇佣兵组织。

穆罕默德·阿里命令哥萨克旅炮击议会大楼，处决了多位革命领导人。炮击议会之后，国王的军队进攻大不里士，此时出现了革命中两个重要的人物——萨塔尔·汗（Sattar Khan）和巴盖尔·汗（Bagher Khan）。

1908年，在萨塔尔·汗和巴盖尔·汗的领导下，大不里士市民组成了军事委员会，对抗国王的军队。1910年，萨塔尔·汗和巴盖尔·汗带着300人前往德黑兰，受到了支持者的欢迎，穆罕默德·阿里被迫下台逃往俄国公使馆流亡俄国，最后死于意大利。1911年，俄国强迫波斯议会接受俄国提出的条件，之后又入侵波斯西北部，占领了大不里士，处决了很多宪政革命者。

在今天的大不里士城北还保留着萨塔尔·汗的故居，在一条小巷子的深处，我推开一道黄色陈旧的门，里面是一个小院子，屋子里陈列着当年革命者们的照片。照片上的革命者打扮各有不同，有的是现代军人打扮，有的是部落战士打扮，还有宗教人士打扮。

这场宪政革命对伊朗历史影响巨大，可以说后来的伊斯兰革命都是这场宪政革命的漫长延续。在革命中，教士、商人和市民凝聚在一起，君主只能借助外国人镇压革命，这让人民意识到政府的军队是不可信任的，人民必须自己掌握武装，清真寺、巴扎和社区要联合起来才能形成有力的社会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斯宣布中立，奥斯曼军队进攻大不里士的俄军，一度试图控制这座城市。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俄军从大不里士撤离，城市回到当地民主党委员会手中，奥斯曼军队短暂控制之后离开。一战之后，波斯哥萨克支持的礼萨·汗上台，巴列维王朝开始，这位君主甚至不是纯血统的波斯人，他的母亲是格鲁吉亚穆斯林。

二战期间，虽然伊朗再次宣布中立但拒绝与轴心国断交，同盟国为了运输物资占领了伊朗，苏军在1941年占领了大不里士和伊朗西北部地区，礼萨国王被迫流亡南非，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上台。

二战后在苏联的支持下，伊朗共产党成员贾法尔·皮舍瓦里（Jafar Pishevari）成立了阿塞拜疆民主党，1945年宣布建立独立的阿塞拜疆人民政府。但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随着西方的压力，苏军在1946年撤离了大不里士，阿塞拜疆人民政府很快瓦解成为伊朗的一部分，很多支持者被处决，一部分成员逃到了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

我走出宪法革命博物馆，门口走过穿着红色靴子的伊朗宪兵，这些宪兵可以追溯到卡扎尔王朝时期，作为英国和俄国之间的中立选择，卡扎尔王朝君主选择瑞典人来训练自己的宪兵部队，宪兵部队在伊斯兰革命之后被收编，一直保留到今天。

我试图去拜访大不里士的几座教堂，但没有成功。圣玛利亚教堂（Saint Mary Church）是大不里士最古老的教堂，也是亚美尼亚教会主教的驻地。我在十字路口看到教堂的铁皮锥形屋顶，进入教堂需要绕一个大弯，然而按了半天门铃，却告诉我教堂并不开放。

我穿过大巴扎西边的巷子里，曾经的法国教堂和教会学校被围在一片建筑工地中，看起来已经是废弃状态。在城市西南部的圣萨基斯教堂（ST.Sarkis Church）也是一座亚美尼亚教堂，建于1854年，后面有一所附属的亚美尼亚学校，学校在两伊战争之后关闭，教堂是红色石质十字结构建筑，入口处是一座墓地，教堂外的院子里还有一块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碑，以及很多大理石铭文和墓碑。

伊朗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和中国有些相似，是一种高度体制化的管理方式，虽然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被视为国教，但很多清真寺只有礼拜的时候才开放，而且因为主麻集中礼拜，有的清真寺周五反而不开放。而其他宗教，比如犹太教堂或者亚美尼亚教堂，除了宗教活动时间之外基本都不开放，敲门也无法进入。

在大不里士城区东部，我找到了14世纪的拉希德大学遗址（Rabe-e Rashidi），遗址在一座小山丘上，像一块巨大的岩石矗立在那里。

伊尔汗国君主合赞汗（Ghazan）时期，蒙古统治者开始伊斯兰化，并且和西亚、欧洲来往密切。合赞的母亲是基督徒，合赞童年的时候被培养成一个佛教徒，然而他本人成年后皈依伊斯兰教，取了一个穆斯林名字叫马哈茂德，任命了波斯犹太人拉希德在大不里士成立了一所大学，吸收各地的知识分子。

这座大学成立的时候，大不里士是伊尔汗国的首都，当时在这所大学有来自各国的学者做研究和教课，尤其是哲学、医学和自然科学。这所大学原本是一片建筑群，最主要的部分是图书馆、医院和工场，后来大学被改造成堡垒，现在保存下来的这部分遗址是当年的学校占星天文台。

合赞汗死后没有留下子嗣，他的弟弟完者都（Oljeitu）继任，完者都也是一个穆斯林，我之后会去拜访他的陵墓，但首先我要向西去寻找伊尔汗国的其他遗址。

（后面是离开大不里士前往山中的亚美尼亚教堂）

我和司机从大不里士出发，他是个伊朗土耳其人，在一些资料中把他们称为土库曼人，以区别于来自土耳其共和国的土耳其人。这些土库曼人和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关系不大，他们是广泛的突厥民族，可以理解为奥斯曼时期散布在帝国各地的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没有前往土耳其，而是继续居住在各自的国家。

在东部的土库曼人是生活在今天土库曼斯坦的主体民族，中国的撒拉族也是他们的一支，而在伊朗西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土库曼人和土耳其人或者阿塞拜疆人更接近。

在路上，司机给我讲述伊朗这两年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严重。前几年大家还吃得起肉，现在只能把牛羊肉换成鸡肉，然后多吃大饼，对普通人来说吃鱼都是很难得的。伊朗的高等教育普及很高，但是失业率也很高，很多年轻人服完兵役之后找不到工作，如果能进入正规的工厂，虽然辛苦但还是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不然只能打打零工，去政府部门工作就会非常轻松，但只有那些有关系的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

我告诉他这跟中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希望这样说能让他感到一些安慰。

我们聊到伊朗的政治，司机说早些年的哈塔米总统非常温和，是个好人，但无法实际解决问题。后来上台的内贾德总统对外非常强硬，对内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个很好的总统，但是不太能处理和高层的关系。现在的总统鲁哈尼，既无法解决经济困境，还要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派出军队参与海外作战，给国内增加经济负担。

我后来通过朋友间接接触了一些伊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想法，他们都非常讨厌内贾德总统，觉得他只会煽动民粹，反而对鲁哈尼有些好感，认为伊朗今天的经济困境是内贾德总统时期的问题延续。中下层普通民众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很难达成一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或许有背叛阶级的个人，但绝对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对我个人而言，秉持着工人阶级的出身，自然和伊朗中下层民众站在一边，这也影响了我对伊朗的很多观感。

一整天的行程，我和司机早上8点40分出发，到晚上23点40分回到旅馆，15个小时800多公里的路。整一天我除了一杯茶之外，没有任何吃喝，我的司机除了一杯茶之外也没有任何吃喝，他还开了整整15个小时的车。

回到大不里士市区，我对他说，你的生活真的很辛苦，赚钱太不容易了。他说别的游客来这里都是吃吃玩玩，你在山里一天不吃不喝就为了找几座老教堂，想必你在中国的生活也很不容易。

我和司机就此分别，我多给了他一些钱，在路上的时候路过一个小镇子，他下车去给儿子买了两个西瓜，说自己的孩子很爱吃西瓜，但是在大不里士西瓜很贵，没法满足孩子，难得路过那个产西瓜的镇子就买两个带回去，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父亲也是把好吃的都给我。

在这两天里，我和司机两个人一路上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拼凑出两个国家底层民众同样辛苦而无望的生活，劳动者艰难地度日，当权者不知民间疾苦，大家看不到未来有变好的可能，只能靠忍耐期盼着明天不会更糟糕。很难说我们俩的生活谁更惨一些，可能我对他人的快乐很难体会，对他人的苦难却更有共情，在伊朗的这次旅行，有了一点切·格瓦拉摩托之旅的感觉。

在北京的时候，我和朋友们经常聊起关于苦难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中国和伊朗之间是共通的。在我的一些泛中产阶级朋友们当中，苦难是一个书面上的抽象概念，是可以用文学和艺术去表达的，是一种紧贴人性本身的思考。然而在我所见之中，大部分的苦难都是具体的，是脱离承受者自我的人性，由外力强加的制度规则导致的贫穷、饥饿、不公和发展受限造成的。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苦难，意味着社会中一定有一部分人普遍生活在苦难当中，而少数人因为多数人的苦难才能获得利益，这是社会规则设计本身导致的。

我曾经认为苦难来自人内心的深层原因，但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苦难其实并不是自我内心导致的，归因于自我是一种软弱的自欺欺人，也是一种无能为力的逃避，多数时候苦难就是无法克服的外部原因导致的。

社会总是试图塑造完美受害人，认为个体遭遇不幸一定有自己的原因，要么是不够努力，要么是不够聪明，要么就是单纯不走运，社会伪善地强调如果受害人做到完美就不会发生不幸，那些苦难都是可以用智力和资源规避的。人们不敢归因于社会，害怕戳破泡沫之后发现眼前的规则对自己多么不利，以及没有改变规则的可能性。

在中国这个高速发展导致畸形竞争压力的社会中待久了，到了伊朗反而一下子得以释放，跟司机相处的几天，我们都搞清楚了各自遭受的苦难到底来自什么，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辛苦而不快乐，在我们各自的国家，我们只能在阴云密布中等待风暴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