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姐将要离开北京，她曾带来一个伟大美好的社群实验

我曾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历史上有哪两位名人的故事中经常提及对方？

昨晚Yan大姐的送别派对上，一个新认识的姐们儿跟我说她和Yan大姐见过三次，Yan大姐两次都提到我。熟悉我个人电台的朋友知道，我也经常提到Yan大姐的客厅沙龙，她还在我的个人纪录片《琥珀里的书与我》中出镜，留下对我创作深刻剖析的影像记录，虽然我们不是名人，但的确是在对方的故事中互相留下了印记。

现在Yan大姐要离开北京前往荷兰，估计是要在那边生活比较长一阵子，我想记录一下昨日的世界。

远方的来者，你要细细聆听，这里有一个传说，在皇帝尚未登基的时候，海淀区五道口有一间屋，以最初的门牌号命名为706青年空间，往来的旅人可在这里留宿，很多导师和门徒们在这里演讲辩论，宛若雅典学院，那个时代还算是好的，人们的寿命很长，不会35岁就死去，可以拿出大把的时间讨论形而上的话题，参与公共生活。

Yan大姐和我都参加过706青年空间的活动，Yan大姐好奇心强也喜欢社交，参加的比较多，我参加的很少，我们在不同时间出现在同一间屋里，并不相识。后来出现一位名叫子川的青年，坊间的每个人都认识他，他点燃火炬召集众人要制作一本杂志，称为《视角》，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因为视角杂志认识的。

再后来过了些时日，706青年空间不在了，视角杂志也不在了，文明时代结束了。在余晖落幕的时候，闪烁了一点火光，“共享客厅”的概念被提出，Yan大姐的传奇开始了。

Yan大姐的客厅沙龙一般在周末，每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大部分是关于社会热点、科技、情感等，比如BDSM、男性整容、脑机接口、风险偏好、与家人沟通、信息筛选、GV、上瘾、暴力行为、性的边界、饭圈等等，也有个别期是完全娱乐派对，比如仲夏夜和主人的生日。

客厅沙龙地点就在Yan大姐家的客厅，考虑到让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每次限定十几个人，她的爱人Ray总会为大家准备好零食与饮品，Ray是个温柔细腻的男人，每次都会记得我喜欢的小番茄和东方树叶。Yan大姐的客厅沙龙举办了一年多，在那一年多里这几乎是我唯一的多人社交，我在客厅沙龙中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并且一直相处到现在。

最早“共享客厅”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社会原子化与独居生活的困境，很多年轻人群租的房子根本没有客厅，只能独自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虽然一些咖啡馆和酒吧可以部分取代客厅的功能，但北京高昂的房租让这些场所的消费难以拉低，而且在时间、人数和活动上也不太能满足多样性需求，比如在私人客厅里聚会可以聊天、看电影、吃饭喝东西、玩游戏，十几个人也可以，持续到凌晨两三点也可以，平摊费用很低廉，这些都是公共消费场所无法具备的。

“共享客厅”这个概念本身是好的，在形式上，有客厅的人把公共空间分享出来举办活动，让其他年轻人有了低消费社交的机会，客厅主人也可以成为社群核心获得公共影响力；在意识上，增加自发社群的活跃度，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鼓励参与公共议题，所以那段时间出现了很多这类项目。

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些问题，客厅并不是纯粹的公共空间，而是介乎于“公共”与“私密”之间，客厅的公共性是有限定条件的。无论如何倡导公共性，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参加客厅沙龙就是去别人家里做客。对于纯粹的公共空间活动，比如咖啡馆和酒吧，消费者几乎不承担任何参与义务，但对于客厅这种他人私密领域内基于明确活动内容的临时开放公共空间，来者是否承担参与义务，参与者之间是否存在社交前提，这都是需要试探的新问题。

一些共享客厅采取理想化的完全开放方式，只要报名就可以参加几乎不受限定，导致参加者之间联系很弱甚至互不相识，人们只是来参加一次性的活动，不觉得自己在客厅中有归属，这样的活动片面强调了公共性，而忽视了客厅的私密属性。完全开放式的活动，组织者照顾不到参与者的被动社交需求，对于不擅长社交的人来说降低了参与热情，也就谈不上忠诚。

Yan大姐采取的方式是严格邀请制，我们有一个单独的群里是积极参与者，沙龙活动每次限定人数会优先让积极参与者报名，同时会留出一些名额给新人，新人的选取依据是与当期沙龙话题的相关性，所以Yan大姐每次都要和每个新人提前单聊，了解对方为什么来参加这期沙龙，有什么话题要贡献，这是个不小的工作量，但是保证了沙龙质量，同样每次沙龙之后，新人也有机会进入积极参与者的群。

这样的组织方式，意味着每个来参加沙龙的人都是Yan大姐认识的人（哪怕是临时认识），大家也就从陌生人直接变成了“朋友的朋友”，从单纯参加活动变成来到共同朋友家中做客，有了被动社交的前提条件。

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区别，对我而言，单纯的陌生人社交我不太会主动和人搭讪聊天，但是对新来参加活动的“朋友的朋友”，我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去搭讪寒暄一番，帮忙张罗招待好新客人，可能是Yan大姐无意中的设计撬动了我的被动社交习惯。

这就是好的制度产生的激励作用。

客厅沙龙还要解决的是活动内容，同样是私密性与公共性的结合，来参加客厅活动的人不仅仅是为了单纯讨论话题，还需要社交。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单纯讨论话题固然质量较高，但是难免无趣，很容易变成少数人演讲辩论多数人沉默旁听的场景；反过来社交过度，又容易变成老朋友茶话会，失去核心内容也就失去吸引力，同时新加入的人也会存在融入难度。

Yan大姐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出色的控场能力与敏感。客厅沙龙主人不仅仅要提供一个空间硬件，更重要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活动策划和主持人的角色。Yan大姐会把控住活动的每一步，包括确定讨论选题，整理背景素材和话题延伸提纲，确定参加活动的人员，做好客厅布置准备，同时活动中她的主持贯穿整个过程，不断提出引领性的发问，照顾到每个人尤其是新人的参与发言，还要防止有人过度离题或者滔滔不绝。

在社交需求满足之后，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在于“陪伴成长”。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到，一部分人对于生活体验稳定性的需求比较高，他们需要生活中有一些确切稳定的东西作为基准点，就像《生活大爆炸》里面谢尔顿固定的座位一样，是一种能给人安全感的存在。客厅固定的时间、形式、流程和交流方式给了我稳定的安全感，让我感觉有这样一群人一个组织在陪伴我，匀速地和我相对静止，而不像外界环境一样快速把我甩在后面。

虽然Yan大姐时而反思自己会不会有点太专断独裁，但不得不说恰恰是她的专断独裁，这个客厅沙龙才能维持一年多的时间至今灵魂不灭。客厅主人的个人感召力是很重要的，“探险家们需要知道他们的俱乐部是以女王陛下的名义成立的，他们新发现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女王陛下”，这一点上Yan大姐做得很好。

一切伟大都是不可复制的。

我们不搞个人英雄主义那一套，即使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以上这些，他也未必能实现Yan大姐客厅沙龙的成功，甚至如果让Yan大姐自己现在从头做，能不能和之前一样，恐怕也不乐观。

个人不能脱离小环境与大环境的局限，小环境的局限包括自己的生活工作状态，和身边亲密圈子的生活工作状态。如果组织者已婚有孩子、工作过于忙碌、身边圈子已婚有孩子的人居多、社交圈普遍不热衷于公共表达，甚至可能就是家里客厅太小了，都未必能做成一个成功的客厅沙龙，当然也可能走向老男人饭局或者中年名媛下午茶那种风格。

大环境的局限在于社会经济状况与节奏，如果经济萧条分化严重，人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获取微薄的报酬，生活非常疲惫，或者社会言论管制严格，人们对公共议题关注和表达失去信心和热情，客厅沙龙都未必能进行。

这样说来，Yan大姐的客厅沙龙能举办一年多，恐怕也是个人与时代的偶然性结合。她恰好有一个客厅，恰好从事媒体工作有足够敏锐的话题感知，恰好有一个支持她的伴侣，恰好身边有一群渴望亲密社交与表达的朋友，恰好这些朋友尚未结婚生育还有时间经常出来参加活动，恰好那一年人们对公共议题讨论还有点兴趣没有完全失望。

Yan大姐时而也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具备这样的能力，也会对客厅沙龙能够维持这么久而感慨。我觉得，一切的伟大都源于勇敢的开始，在很多人都有想法的时候，有人就会先做起来再说，然后就会带着惯性一直做下去，任何阶段都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做更多的事情，这就是个人身上的集体使命。

我身边很多人都会主动寻求或者被动接受自身的使命，小到创作一篇文章一段视频一个采访，大到一个长期的个人创作项目或者建立一个组织，并不是说一定只有他才能做这些事情，也许很多人的能力都可以做到，区别就在于有的人恰好那一刻站出来承担了这些。

在前些年有很多关于青年社群的讨论，所围绕的难点在于如何在私密与公共之间达成平衡，既有成长更新的活力，又能保持稳定亲密，Yan大姐的客厅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次伟大美好的实验，证明这种社群是可以真实存在的。

今天无数的文章在质疑原生家庭、婚姻等旧的亲密关系，但新的亲密关系形式没有被普遍建立起来，社会的原子化在加速，人们被拆解成孤立的个体。这关乎人类这种群居动物最基本的生存形态被打破，人的肉体生活存在于社会，精神却离群索居游荡在荒野中，自发社群最温暖的是给人们的精神提供了一个诗意的栖息地。

Yan大姐将要离开北京前往荷兰，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对于她个人的生活前景我非常看好且由衷祝福，国内的言论环境对于有公共表达热情的人来说是很痛苦压抑的，在欧洲她会有机会投入更多的个人记录与创作中。另一方面，近年来我的多位好友相继离开北京，我的朋友本就不多，每一个人的离去都是在失去生活的一大块交流与共同体验，难以填补。

虽然Yan大姐即将离开，但通过她的客厅沙龙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这大半年里和Yan大姐见面并不多，但她的名字却总在我们的聚会中提及。一个人不在众人当中，却总被众人传颂，我觉得这实属一种荣誉。

我相信，某一天Yan大姐将如闪电般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