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初：穀物國家與農莊效應

食物與國家統治技術

德語有古諺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文雅些的譯法是“其食造就其人”，通俗點則可以表述為“人就是他所吃的食物”。漢語中不少也有類似的說法，如“人以食為天”“與其媚於奧（鬼神），寧媚於灶”（孔子語）等。無論哪種說法，大多會被解讀為強調食物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

這種理解雖也沒錯，卻失之寬泛、膚淺，將食物僅僅安置在人類的生理層面、形而下層次，以致忽視了“飲食與治理”之間的親密關係，而這一點偏偏就是了解中國文化之最根本也是最隱秘的內核。

穀物僅僅是食物，還是政權工具？人在馴化穀物、牲畜的同時，自身又經歷了什麼？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的代價究竟有多高？是人馴化了穀物，還是穀物在馴化人？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2017年出版的新著《反穀》（Against the Grain），為我們思考這類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延續《逃避統治的藝術》一書的主題，斯科特在《反穀》中再次對國家統治技術與食物之間的關係加以鋪陳。他劃分食物的譜系，不是按營養學或生物學的標準，也不是按人類學家們的一般方式，而是按照某種“政治”標準（他自己的用詞叫做“政治作物”），比如，他就不會反對用“無政府主義”、“集權主義”這樣的概念來區分食物（當然，這算是斯科特式的語詞幽默）。

依據這種分類，斯科特會將馬鈴薯、樹薯、紅薯、玉米等作物納入“無政府主義作物”之中，而穀物，尤其是小麥、大麥、稻米和小米等就是“政治作物”，或者更嚴謹些，得稱之為“集權主義作物”。區分的依據，在於這些作物是否具有作為“徵稅單位”的特徵。從假想的“徵稅官”視角出發，斯科特說，如果能夠滿足“一站式購物”的要求，就是“政治作物”，這包括“看得見、可分割、可估算、可儲存、可運輸並且具備合理性”等等物理要素，以及“有限生長”等生物性要素（“有限生長”是指作物在一個較短的單位時間內能批量成熟）。

比如馬鈴薯，由於它的塊莖藏在地下，且成熟時期長短不一，“步調紊亂”，屬於“非有限生長”，很難被當作一種徵稅單位。不僅無法對它進行產量估算，且徵收成本太高，被徵稅者還可以隨時將其隱藏起來，逃避檢查與徵收，官方就算想強征，也無可奈何。

但穀物就不一樣。穀物，尤其是小麥、水稻等作物，它們長在地面之上，屬於“有限生長”作物，其生長週期步調一致，植株整齊劃一，成熟期齊頭並進，“具有讓國家稅收官一眼看盡又易於估算的天大優勢”，簡直天生就是一種隨時待命、等待“檢閱”的作物。而且，它的“可分割性”與“可儲存性”，也提供了其作為徵稅單位的技術優勢。這些特質最適合徵稅官員那“一站式購物”的工作習性。稅收評估員們通常可以按照土壤質量，估算其平均產量，據此，便可以在穀物還沒有收割之前就計算出農民的稅額。這種穀物與財政需要的可計劃性高度契合，它必然受到國家的青睞。

同時，由於這種可計劃性，國家也有足夠的動力推行某種標準化技術，優選品種、改良土壤，以增加產量，而稅收的增加因此也同樣是“可計算”的。“一切以數目字管理為依據”，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談政治現代化時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雖然他指的是資本主義統治模式，但任何有效治理，都建立在這種最簡單的“可量化性”技術基礎上。

能滿足這些要素的作物，自然以稻穀、小麥等穀物為首選。

“重農抑商”的再解釋

儘管《反穀》一書主要是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為論述對象，但斯科特也隨時會以中國材料作佐證。比如，他談及中國早期國家對於商業的態度，就頗有啟發性。

“中國官方不信任何商人階層並常加以汙名化的原因很簡單：商人的財富不像稻農的財富，前者是難以估算，容易隱藏又不固定。官方大可以對市場徵稅，或者在道路與河流的交匯處收取通行費，因為在那些地方，貨物和交易是比較透明的，但是說到課商人的稅，那可是稅吏的一場夢魘。”

一般歷史學解釋中國政治中的“重農抑商”，大都是從儒家道德角度切入的，斯科特的這套從國家治理技術角度理解歷史的“法術”，確實比歷史學家們的想當然來得高明。其實，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爵士在指導黃仁宇從事古代中國財政史研究時就曾提及這一要害，告誡他，理解中國歷史的關鍵，在於“一切以稅收為轉移”。斯科特此論，至少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可以得到某些有力的印證。

“穀物造就國家”，這是斯科特的結論。

當然，不能簡單地從穀物農業推導出早期國家的出現。穀物栽培與家畜馴養，早在國家出現很久之前就已擁有成熟的技術，它只是國家出現的必要條件，而非充要條件。早期國家的形成，多少是由一群極具野心的統治者，將農業與定居社群強迫結合的結果，並由此開啟了此後的相互強化過程，農耕模式為國家聚集人口與剩餘物提供支撐，而國家也憑藉其強制與暴力推廣農耕與定居，並在其向外擴張過程中將周邊蠻夷納入農耕圈，進而迫使處於採集、狩獵或遊牧狀態的自由蠻族產生組織化變遷，向國家轉型。

這樣，早期的國家空間，也就多少會與穀物的種植空間重合，中華帝國如此，羅馬帝國亦然，肥沃新月地區也是這樣。這些帝國疆域的邊界往往也就是穀物的邊界，在這條“穀物”邊界線之外，是眾多的“野蠻人”和他們那種在採集、遊牧與狩獵間自由變換維生手段的生活方式，他們佔據著地球上的絕大部分生存空間或者生態位，而“穀物”圈則只是這汪洋大海中的一個個小小的孤島，它們局限在有利於集約化農業發展的狹窄空間中，其內部凝聚力十分脆弱，且經常面臨著崩潰的危機。

農莊效應

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的中期，美索不達米亞衝擊平原上多大多數城鎮開始被高牆圍繞起來，“國家首度長出了禦敵的堅殼”。幾乎與此同步，東方的秦帝國，西方的羅馬，中亞早期諸國家，也普遍性地建築起這種防禦性城牆。這種需要密集勞動的大型工程，當然只會是擁有絕對控制權與巨大剩餘物的國家才能完成。斯科特說，“城牆的存在等於確切見證了永續的耕作以及食物的儲存”。

這同樣算是一種獨特的歷史同步現象。從全球史角度看，“長城”當然並非中國文化的特有，因此，對它的解釋就不僅是一個中國史的課題。依據邊疆史研究專家拉鐵摩爾的經典觀察，長城的功能，除了“禦敵於外”之類，更主要的是將納稅的耕作者留阻在牆內（…）高牆旨在劃出政治的控制範圍，“築高牆以控制、禁閉人口的事實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國民的逃跑乃是早期國家的一個頭痛問題”。

這個話題的新意在於，我們一般強調農耕社會的優越性，它對遊牧採集人群的吸引力，然而，這些需要城牆圍困以防止人口逃亡的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

斯科特談到早期國家的脆弱性，由於人口大規模集中，馴養動物及跟隨而至的病毒、寄生蟲的彙聚，早期國家經常性地處在傳染病、流行病的威脅之中。加上過度開發導致的生態災難，早期國家會被迫放棄定居點，要麼遷移，要麼就是人口的大量死亡或者逃亡。這本是常態，但國家為了組織大規模農耕生產，增加人口總量，就需要控制人口流動，或者還得從外部擄掠人口以從事艱巨的農耕作業。因此，必然需要對內的強迫性的勞役、徵發、奴役，對外的人口掠奪與戰爭等等。

其實這些多少都是歷史學的常識，斯科特的論述多少也是建立在考古與史前歷史的研究上。其作為人類學家的貢獻在於，為歷史認知提供了“農莊效應”這樣一個模型。

圍牆內的農耕國家，相當於一個封閉的農莊。其結構絕非簡單的生產系統，而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社會政治組織，一個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定居農民馴化穀物、牲畜，從而馴化城牆內的自然生態；國家則馴化農民、農作，並從根本上馴化整個社會生態。

但這種馴化一旦啟動，其反向程序也就隨之而來。所謂反向馴化，就是，被馴化的植物動物反作用於人類社會（需要通過國家這樣的中介），從而導致人類社會適用於這些被馴化的動植物，這是一種“雙向馴化”的歷史進程。這種雙向馴化過程，在斯科特體系中，就是“農莊效應”。

馴化綜合症

一般的理解，無論是生物學的還是人類學的，都強調人類的主體性地位，認為人是改造自然的能動者。但目前知識界的新知卻是，這種改造是雙向的，尤其是，自然界對於人的 “反向馴化”被嚴重忽視了，其影響人類的廣度、深度與層次，很可能達到了人類自我意識難以企及的程度。

由於認識自我的困難，人類只好從其所馴養的動物身上反觀自身的變化。

從大腦容量看，馴化動物的腦容量明顯下降，綿羊過去一萬年的容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四，雪貂比野生的臭鼬減少百分之三十，而豬則小了三分之一。而且，馴養動物腦容量的內部組織也受到嚴重影響，且影響程度是不平衡的。在狗、綿羊和豬身上，大腦受影響的主要部分是邊緣系統（海馬回、下視丘、腦下垂體以及杏仁體），其功能在，當其受到外部威脅或刺激時活化荷爾蒙和神經系統，也即應對危機時做出快速反應的能力。這些能力在馴化狀態下大大弱化了。

生理狀態的變化與行為模式的變化是同步的，這些變化特徵包括：牙齒變小、臉部縮短、體型變小、骨骼健壯程度降低並多發病變，生育期延長、對外部刺激反應的靈敏度降低，“性別二態性”變弱（指雌雄性別差別變得不明顯，人類越來越明顯的中性化傾向與同性傾向與此相關），還得加上一個更為顯著的變化，就是“幼嬰延續”（neotany），被馴養的動物幼兒撫養期、成熟期變得較長，其行為也越來越多地保持著受保護與依賴狀態等等。這些被生物學家稱作“馴化綜合征”。

令人驚異的是，這些變化也同樣發生在人類身上。彼特·威爾遜在《人類的馴化》、伊恩·霍德在《歐洲的馴化》、艾麗絲·羅伯茨在《馴化：十個物種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以及海倫·黎曲在human domestication reconsidered等著作中都指出了這一點。比如，就其中的“幼嬰延續征”而言，與所謂的“野蠻人”相比，農耕文明中人的成年過程，就緩慢得多，其人格，也更像一些長大了卻無法成熟的“嬰兒”，而這種“嬰幼兒延續征”幾乎普遍存在於在那些具有深遠農耕傳統的文明體系中。

與馴養動物之間的關係如此，人類還被其所馴化的穀物反向馴化著。“只要是在穀物成為主食的地方，我們所有人都被拴在了食物生產系統之上。”我們不僅被牢牢控制在穀物所生長的土地上，失去移動自由，且必須隨著穀物的生長節奏而安排我們的生命節奏（如二十四節氣），我們的體質特徵也被穀物改造，包括骨骼屈曲、骨質感染，齲齒高發，“與早期處於遊牧狀態相比，新石器時代的人的生理負擔更大，健康問題更多”。

“一方面我們對其他物種進行改造，以適應我們的味覺，並滿足我們的欲望；另一方面，其他物種也一直在改造著我們”，這是一種共生關係，一個共同進退的過程，人與物，共享同一個歷史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馴化是一個雙向的過程。”

就像我們的飲食被穀物鎖定後所付出的代價一樣，隨著食物多樣性的消失，人類選擇維生方式的多樣性也就消失了，而建立在這種多樣性選擇基礎上的自由也必然隨著消失。從這個角度看，人類馴養牲畜、種植穀物，簡直就是作繭自縛——人類固然獲得了穀物的養料，然而我們自身也就註定了其作為穀物奴僕的命運——代價太高了。

斯科特並不隱瞞自己這一貫的思想傾向，但這部書的價值，卻不在其宣揚的主張，而在其實證性分析與替代性思考的探索。他借鑑最近二十年的考古成果，重新梳理早期國家建立的生態，揭示人類從狩獵到農耕的歷史進程並非想像中的進步，而是權力擴張的歷史。歷史書寫中的文明，很可能只是國家的某種誇大了的自畫像。將穀物國家放回其生態，也就是將權力放回其本來的位置，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一部持平的人類史”，如此，人類的歷史書寫才不會被歷史話語困住，而人類也才有可能擺脫“農莊效應”的陰影，逃脫被反向馴化的悲慘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