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九七》信心、居英權和立法局發展——李鵬飛談「六四」後的香港形勢

立法局首席議員李鵬飛，一九四零年在中國出生，是一名山東大漢，在上海住了十多年，五四年他的母親安排他獨自來港求學，當時他只有十四歲。現在是一名商人。

李鵬飛說他做人有三個宗旨，就是將勤補拙、待人以誠及苦中作樂。他表示沒有什麼事可以令他不開心。

過去一年，對於李鵬飛，可說是多事的一年，除了要面對中英的角力，港人的信心及居英權等問題外，他還遭劫匪所傷，成為哄動一時的新聞。

本文第一篇訪問是在「六．四」事件之後做的，李鵬飛詳談他個人對參政、「六．四」事件及中港關係的看法。第二篇訪問是李鵬飛特別為本書補充了他遇襲的感受及對香港問題的最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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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六·四」事件對你有什麼影響？

李：「六·四」事件令我很震驚，雖然香港以往亦有過示威遊行，但是政府卻採取比較和平的方式處理，即使南韓防暴警察對待學生的做法，亦不算很過分。中國在過去四十二年從來未遇過這麼大規模的示威，但我對中國領導層處理今次事件的手法，有很大保留。今次的鎮壓，令香港人反對中國政府的情緒大增，而信心亦下降到最低點，這可以從領事館前大排長龍，給市民「長」申請移民的表格可以看到。我相信中國領導人亦知道這一點，要恢復香港人的信心，中國要做最大的工作，但目前這方面做得不夠。

＃愛國不等於要求民主化

馮：中國領導人所謂井水不犯河水，是否一個保證呢？

李：「井水不犯河水」是中國的一句術語，怎能「井水不犯河水」呢？真是這樣的話，就不如大家隔離。我反而覺得，已經答允的諾言如何實踐才是最重要的，如何執行一國兩制，在基本法中充分反映香港人的意見、高度自治，這些都是中國領導人可以做到的，也是最有效的強心針，但這幾方面，目前還未聽到中國說要怎樣做。

馮：香港應如何處理日後與中國的關係呢？

李：「六·四」事件已經發生了，沒有信心的人已設法離開香港，但我們要為六百萬留在香港的人着想，我認為採取積極的態度比消極的態度好，因為留在香港的還要生存、要面對中國，香港人應該深思，不要採取與中國敵對的立場，這是對香港不利的，我完全是基於為香港好的出發點來考慮這個問題。

馮：「六·四」事件，香港人反應強烈，甚至有政府官員參與遊行，你身為一個政治人物，這件事對你的情緒有沒有影響呢？

李：對我有一定的影響，我看到五十至一百萬人上街遊行，香港人的愛國情緒表露無遺，但我不認為這就代表香港人要求民主化，他們主要是出於愛國，很自覺的作出反應，我當時覺得香港人都醒覺了。因此「六·四」事件令香港人失望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也有些失望，但我不認為香港人就要呼籲推翻目前的政權，這是很渺茫的，即使是現在的民運分子，他們在國際上的呼籲，影響也不會很大，但對中國來說他們這些都是敵對的行動。

「六·四」事件令中國經濟大受打擊，人民的生活水平亦受影響，我覺得更應該協助中國的經濟發展，令中國明白香港能對中國作出一定的貢獻，而並非敵對，不過如果我們認為中國所走的路線是錯的，仍可作出批評，使中國改進。

馮：你說不要採取與中國敵對的態度，是否出於政治的現實主義？

李：政治從來就是現實的。中國是香港將來的宗主國，我們無法與中國隔離，我相信所有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與自己的宗主國採取敵對的立場及行動，長期來說是無法接受的。我覺得對事件的批評、不滿是可以的，但亦要接受現在的當權者，就是香港將來的宗主國。

目前的當權者，他們的政權會否動搖還很難說，但現在中國絕大多數人，還不知道中國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對中國還抱有希望，我們要為留下來的香港人着想，將來英國人亦會走了，我們要培養自己的領導人物，而他必須具備的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善於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馮：「六·四」事件之後，兩局致力爭取居英權，但你們倫敦之行，被一些人批評為出賣了香港人，你有什麼看法？

＃考慮會否全職參政

李：只要我們認為自己的目標是對的，就不怕別人批評。我們認為凡是在香港出生的市民，都應該享有居英權，這是與生俱來的根本權利，在這方面，英國是對不起香港人的，我們一定要爭取。兩局在這個立場上是一貫的，反而我們看到英國的立場最近有動搖，一些跡象顯示他們會放寬少部份香港人的居英權。過去很多人認為兩局的委任議員是香港政府的應聲蟲，只為英國做事，但這件事表現了我們確實是為香港人做事。

馮：可否作出保證，你們究竟有沒有出賣香港人？

你：絕對沒有出賣香港人，我也不知道這個言論從何以來？有些人認為爭取三百多萬人的居英權是很難辦得到的，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無論將來英國給予香港哪些人居英權（那是英國的事），我們仍會繼續為三百多萬香港人爭取他們基本的權益。英國也問過我們是否可以只給部分香港人居英權，但我和鄧蓮如爵士的態度都是一貫的，不能妥協。

馮：到九七年所有立法機關成員都由選舉產生，你們這批委任的立法局議員亦要逐步淡出，或爭取從選舉出線，你自己如何考慮這個問題？

李：我仍然逐步淡出是必然趨勢，我們可以說是末代委任議員。想繼續立法局的委任議員，現在要認真考慮他們將來是否參選，無論是透過直選或間接選舉出線。由於將來的工作會越來越多，全職議員亦是必然趨勢，他們亦要作出心理準備，要放棄目前的其他工作，全心投入立法局。對我來說如果放棄做生意來參政是一個很大的決定，我目前不能作出決定，也暫不考慮，否則我會非常困擾，但我會在九零年尾作出決定。對專業人士來說，要放棄自己的職業是很不容易的，已經有很多委任議員和我談過這個問題，有幾個已經說不準備參選，有些還在考慮，肯定將來的立法局會有很大的轉變。

馮：做生意與做議員，你會選擇哪一種？

李：這十多年來，我已經在生意上作出很大犧牲，但從政亦有很大的滿足感。對於香港的很多發展，我都有份參與，這份滿足感不可以用金錢去衡量，但要放棄做生意而從政，我又覺得可惜。都夠一年，我已經在立法局有十三年了，香港歷史上沒有很多人會在立法局逗留這麼久，即使鄧蓮如爵士也只是做了十二年的立法局議員。

這麼多年來，我不覺得有什麼遺憾，我也問心無愧。作為立法局首席議員，我希望在九一年八月三十日之前，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穩定香港人的心情，到時離九七已經不遠了，我希望可以勝任這個工作。將來從政的條件是很苛求的，我要經過一番考慮才能決定。

＃有責任幫助中國進步

馮：「六·四」事件之後，有人覺得責任更重，要留在香港，有人要移民，又有人要工作到最後一刻，到九七年才作打算，你是怎樣呢？

李：我從未想過移民，否則也不會現在還是持ＣＩ（身份證明書）了，我也沒有要求香港政府給我居英權，如果我要走，到美國去也很容易，我在那裡唸過書也工作過。

但我覺得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比得上香港，我們面對中國，中國還是一個比較貧窮的國家，我覺得我們有一定的時代責任，幫助中國進步。我認為「六·四」事件並沒有改變香港的地位，和國際對香港的認可，只是我們自己的信心有影響，國際對香港投資有所疑慮，但長期來說，香港仍是一個大有可為的地方。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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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年初，李鵬飛遇襲事件，一度鬧得傳言滿天，甚至港督亦下令徹查。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李鵬飛在這篇訪問談到個人私隱權的問題。對於九七政權交接，李鵬飛就用新老闆與舊老闆交替的情況作出比喻。這位自嘲為「末代首席議員」的山東大漢亦在詳細闡述為何他仍遲遲未決定將來是否參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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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過去一年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好像特別多，除了政制的爭論、居英權等問題外，你還給人打穿了頭，你有什麼感受？

李：過去一年有高潮有低潮，亦是變化多端的一年，例如發生了「六·四」事件，港人情緒的膨脹及各方面的爭論等等；在個人方面，很不幸遇劫，被人用棍打傷，但亦算不幸中之大行，沒有什麼事。我覺得八九至九零年初對我來說是多姿多彩的一年，有很多事發生，但也完成了不少事情，例如爭取到居英權，你見到英國政治醜陋的一面，我學到不少知識，我想在九零年香港的變化會更大，很多事務都複雜化，做首席議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現在已經鍛鍊得忍耐力很強。

馮：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是否覺得沒有什麼私隱權，比方你給人打穿頭，外面亦有很多傳聞，講到繪形繪聲，你是否要更小心，不能行差踏錯？

你：我在這方面看得很「化」，既然身為公眾人物，當然會有不少傳言，我亦聽到不少，唯有採取一笑置之的態度，「鬼叫」你是公眾人物，別人一定很注意你的言行。但我做人一向自由化，我很少理會這些事情，不會令我覺得很「激氣」或「很慘」。我每做完一件事之後，別人總會有評論，還有留言，放冷箭亦有之。我覺得無所謂，做公眾人物無法取悅每一個人，那唯有採取開朗的態度，雖然不是那麼自由身，但思想自由化便容易處理事情。

馮：但是私生活是否要特別小心，否則會給人捉住「痛腳」？

李：我都是一個人，我做生意，如果是沒有應酬是不可能的，我很多的新人朋友來香港，與他們「飲番杯」或晚宴等是一定有的。至於私生活方面，我對「打麻雀」很有興趣，但是否一切要「攤開」讓公眾知道，我認為無此必要，只要做的事情沒傷害他人，就已經有交待。當然，作為公衆人物，不單止在香港，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很「難做」的，你問要不要「檢點」，我也不知道何謂「檢點」，何謂「不檢點」，我認為只要不傷害他人，已經做了自己本份。

馮：這麼多年來有沒有人以你生活的表現來要脅過你？

李：沒有，我從未試過。

馮：你覺得將來做議員是否會越來越難做，因為除了考慮英方因素之外，還要考慮中方因素？

李：不錯，做議員是越來越難做，尤其在立法局加入了選舉的成份之後。我認為將來的立法局議員，如果與中國沒有良好的溝通，或在工作上互諒互讓的話，根本就立法局議員是沒有意思的，如果採取對抗性的態度，更是沒有前途的職業。當然現在或將來的宗主國，對香港的了解未必有我們的了解的深切，雙方亦會有爭執，但我認為必須透過溝通解決問題。

馮：一方面英國要撤退，而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將來李：我打個比喻，這和一間公司新老闆與舊老闆交接的情況相似，我亦遇過新老闆來，舊老闆走的經驗，交替的時間大約有半年時間。僱員的傾向一般是要好好的送走舊老闆，同時亦要好好的與新老闆打好關係。香港亦處於同樣的環境，我認為將來參政的人要負起這個打好關係的責任。因此與中國的溝通必須增強，我們現在便要開始令我們將來的宗主國了解香港一切的情形。

馮：你用新舊老闆交接的例子，在一些公司裡也不排除有些人一早擦定新老闆鞋，舊老闆便無需要理會，適用於政治上，是否也見到這樣的情形？

李：我亦見到有這樣的情形，我認為無需採取這種態度。英國統治香港百多年，香港有不少的成就，這不能抹煞英國的功勞。他現在要走了，我們不應該趕它打它或採取不尊重的態度。我呼籲香港人不要這樣做。對於新老闆，我認為亦毋需「擦鞋」，我相信中國的領導階層，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會見到什麼對香港好，香港對中國有什麼貢獻。

馮：在一間公司新舊老闆交接時，可能會出現混亂的情況，我們看現在的香港，逐漸也出現了一些工潮，好像潛伏着一些危機，其實你有沒有這方面的擔心？

李：對，這是我最大的擔心。我很理解公務員對前景的憂慮，他們也面對信心問題，但公務員不要忘記他們對社會的承擔，他們有責任要服務港人，否則就不要做公務員。他們要將這個承擔放在第一位，自己個人的擔心要研究怎樣解決，而並非採取工業行動令政府跪下來或軟化。我在行政立法兩局多年，我很了解政府怎樣做，講理由的，我們盡量研究，如果要用壓力迫使政府屈服，根本無法做得到。我任行政局議員一日，也絕對不會屈服，因為只要一次退讓，以後便無法執行政府的政策。

我認為在士氣低沉的時候，是不能用錢來買回士氣的，最重要的是要令公務員對自己的工作有承擔和責任感，這才是轉捩點。

馮：除了公務員之外，很多人現在都抱有末世紀心態，你怎能要求香港市民，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要抱有崇高的責任感呢？

李：由於我們歷史的背景，以往沒有培養出歸屬感或政治人才，但我們要為將來沒法移民的五、六百萬人着想，要培養港人的歸屬感。目前很多人的心態好像抓得多少便抓多少，這樣的情況亦是「預咗」。即使這樣，我們更要齊心合力，共渡難關，同時亦需要中國政府提供協助。我有信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馮：對於你個人將來是否參政的問題，現在想清楚了沒有？

李：還沒有想清楚。我會在九零年尾決定。現在參政不同以往委任的時代，一定要全職參政。我要考慮在做生意或是從政中選擇，這不是容易的事。

馮：為什麼要到九零年尾才有決定？

李：因為九一年立法局會有新的組成，我最遲在九零年尾一定要有決定，而且到時參政便一定要參加政治團體，因為個人的力量很有限，這也是我要考慮的因素。
馮：是否將來非「埋堆」不可？

李：對，現在香港的政治團體逐漸組成，參與其中是從政的必然途徑，我做生意這麼久，如果我要參政一定會參與工商界的團體。很多立法局議員都問我為什麼我不組織這類團體，主要還是因為我對自己將來參政或從商還未有決定，如果我決定參政，一定會全身投入，如果我不參政，我便完全不問政事，不會三心兩意。

馮：你是工商界人士，但工商界人士組黨比起民主派好像雷聲大市點小，是否工商界拿錢出來易，要找人便難？

李：是啊！做生意的人從商很成功，但找政治的代理人是很難的，而香港工商界的人士對參政慾望不強，出錢就「無所謂」，要正式出來組織很不容易。民主派組織比較強，他們可以放棄成見，組織起來。但工商界還未摸索清楚，不過這是不要緊的，可能「遲來先上岸」，只要將來定出清晰的路線便可以。我認為工商界人士最重要是「經濟掛帥」，要指出經濟對香港及中國的重要性，詳情我不講，如果我將來參與工商團體的話，我最少要扮演一個領導的角色，告訴香港市民我們代表什麼，由市民選擇。

我將來參與工商團體的話，我最少要扮演一個領導的角色，告訴香港市民我們代表什麼，由市民選擇。

馮：你遲遲不決定將來是否參政，是否擔心你在港英架構服務多年，將來中國也不會信你，參政亦沒有前景呢？

李：我沒有考慮這一點，我相信我做的事是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有時我的言論可能「得罪」中國，但我覺得我的做法「對得住」自己。中國是否喜歡並非我將來參選的要考慮的一個因素。反而我擔心香港人怎樣看我。我就是覺得「心安理得」便可以。

（一九九零年五月二日再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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