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時光會客室】第361集｜白恐創傷（二）悲傷的故事真能「療遇」？

文 / 楊鵑如

白色恐怖受難家屬二代陳慧瑛，同時也是助人工作者，她分享屬於自己的故事，見證受難者家庭所產生的心理創傷連帶影響周遭，包含職場及人際網絡，反思國家政策及社會造成受難者家庭的困境。

為政治暴力創傷進行心理協助的助人者楊敦翔將說明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進行療癒試辦計畫短短兩年、資源人力建置仍有所不足之時，即因促轉會今年5月任期結束而移交到衛福部，恐怕造成受難者及其家屬的不信任感及二次創傷。

陳慧瑛與楊敦翔也擔任「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遇協會」理事，共同呼籲政府提供政治受難家庭的照顧與支撐是國家的責任，相關服務切莫中斷。

發聲的困境　政治創傷受難者如何找資源？

陳慧瑛的父親因在60年代參與黨外民主運動，32歲被捕入獄，遭遇刑求並被判刑8年。刑求之創傷讓他後來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被害妄想。

對於政治受難傷痛，是否有走出來的一天？

陳慧瑛說，所有的傷痛經驗會一直存在當事者身上，只是每個當事者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撐住這些傷痛所帶來的不平衡、有沒有足夠的溫柔去處理、稀釋掉傷痛。

很多受難者或家屬們講出受難經驗卻不被理解，多數人會選擇不說；甚至很多人出來做見證後反而跟家庭關係更不好，或被同案的人質疑。

她提到自己說出白恐受難者不堪的現況，這件事也挑戰了一些把受難者視為光榮勇敢的人的觀點。她爸爸雖然目前狀況不好，但他也有過去堅毅的樣子，不同狀態的受難者都應該要被完整看見，況且受難者有很多面貌，的確有很勇敢、想要對抗極權的人，也有感到冤屈的、被羅織入罪的等等，都是不同的故事。

對於爸爸受難後創傷未癒而連帶影響家人及家庭關係，是否有專業協助介入？

陳慧瑛說小時候求學時期還不懂將家庭問題與政治暴力創傷連結在一起，除了老師們會多加幫助以外，曾聽聞單親家庭的同學提到有家扶基金會介入協助，當時也希望若能有外部資源接觸自己家就好了。高中時期自己有進行心理諮商，整理自己人際跟爸爸之間的關係，他當時單純以為這就是「人的困境」。

等到念研究所、大致了解爸爸政治受難的影響，想讓爸爸就醫精神科，起初並不順利。但是，當爸爸提出想要去醫院拿「好睡的藥」時，自己與熟悉的精神科醫生溝通爸爸受難者身分狀況，醫生有創傷諮商概念，知道受難者的過去是特別的，沒有把他爸爸的被害妄想當成單純症狀，繼而與她爸爸建立關係後，再以單純獲得舒眠藥為由，讓爸爸穩定服用抗精神病藥，藉以安定情緒。

對於政治創傷受難者所需的協助是什麼？

助人工作者楊敦翔表示，政治受難者的創傷樣態都不一樣，民主的社會正是希望每個創傷的不同樣貌跟聲音都能被說出來，但是政治受難者卻會經歷「如何發聲階段」，若要說出自己的故事應選擇用創傷還是光榮的事蹟去說明？因此助人者能做的就是要讓受難者展現不同聲音，想辦法建立足夠安全、信任的關係，讓他們比較能說出口，逐漸的呈現傷痛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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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開啟的信任　轉變成二次創傷？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進行很多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相關歷史真相調查，偏重補償、究責及政治舉措。對於受難者的療癒計畫方案施行狀況為何？

陳慧瑛說，談到政治創傷療癒並非否認現在積極進行的口述歷史整理、公開檔案真相、賠償金額的努力等等，也有很多受難者認為應該要先處理真相究責，對他們來說，有人代表承認白恐責任、讓社會大眾知道歷史真相都是很重要的療癒。

楊敦翔說目前服務政治受難者的助人者人數是不夠多的，與政府建置相關資源較晚有關，助人者也需要更多實務經驗累積。他提到自己也是因為促轉會方案才學習怎麼跟受難者工作，前期會有相關知識培訓，最重要還是要在現場臨陣磨槍，並且要隨時有人討論、有資源去應對。

「促轉會消失，但是受難者仍然存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將於今年5月結束運作，其「重建社會信任組」自2020年10月於臺北、臺中、高雄、臺南四區試辦的「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照顧支持試辦計畫」目前將於3月底結束服務，「政治受難家庭密集照顧試辦計畫」也將於4月底結束，相關療癒方案在5月移交衛福部。

楊敦翔感嘆，兩年前才開始的療癒方案相當於正起步，外包式標案受促轉會任期限制無法給長期聘約，助人者如社工師、心理師職缺少又不穩定，且一期多為6-8個月短期簽約，每年還要重新評估是否延續，在這樣的框架下助人工作者變得很難找，療癒工作發展性受限，很難聚集各式各樣不同職類工作經驗者到這個場域裡。

該標案沒有足夠對助人工作者的支持，發展限制造成助人工作者流動快速。每個個案困難及複雜度不同，需要耐心及信任感建立關係，若方案結束、換工作者服務，恐怕造成當事者二次性創傷。「受難者好不容易信任你了，好像才要開始了卻結束了。」

楊認為，協助政治創傷療癒的專業很難培養，但是培養後又因為行政流程、標案方式很快又消失了，反讓受難者家庭失去安全感。

他提到協會作法是花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用信件、電話或登門拜訪讓受難者願意信任、參加活動繼而說出自己的故事。這樣的方法很難在外包式標案基準下被量化，但卻是療癒的核心，「需要讓受難者們完整的說完。」

還不被認識的政治受難創傷　考驗助人工作者

「受難者早年遭受國家體制受難過程時，深深感覺被世界遺棄，刑求迫害等創傷難以讓他相信有人要救他，更恐懼是要害他。」

陳慧瑛認為促轉會的試辦計畫方案雖有侷限，但還是重要的開始。「我爸過去沒有這些據點可參與，該怎麼做呢？」她以自己社工工作者背景來串聯跨領域專業工作者到家裡做照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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