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諜者》與《女權之聲》：男人的政治 vs 女人的政治

[又名：《間諜橋》 / 　《女權之聲：無懼年代》]歷史即回望。《換諜者》(間諜橋；Bridge of Spies)與《女權之聲：無懼年代》(Suffragette) 兩齣戲的映期和題材皆接近，同樣有關二十世紀的歷史事件，但回顧的目光不同。雖說《換》和《女》都是從勝利者的觀點出發，事過境遷，以影像銘刻為傳奇。

《換》講的是帝國之爭，美國不單要實力上要勝過蘇聯，更提倡文化價值上的優勢，鞏固著強者的姿態。《女》的背景是英國，也是帝國，但其主角是爭取平等公民權的女性，是帝國內的弱勢。

《換諜者》的支柱是導演史提芬．史匹堡 (Steven Spielberg)和演員湯漢斯(Tom Hanks)，這樣的組合所得的成果是一齣成熟流暢、使觀眾投入、娛樂性與主題深度兼備的作品。湯漢斯飾演的律師Donovan本來專責保險公司的案件，卻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為一名被拒捕的蘇聯間諜Abel作辯護律師。如此安排只為彰顯「美國重視法治精神，對國家敵人也一視同仁」。這只是已有既定結果的公關手段，但Donovan卻萬二分認真，忠於專業操守，指出執法和司法過程的違例之處，竭力為Abel辯護，以致得罪了全國官民。這不是故事重心，主要是建立角色的前戲。

若你以為這戲是透過主角去講美國的法治精神，那是誤解。連法官也不捍衛法治，把政治放於首位時，當律師的並沒有回天之力，於是Donovan馬上轉一手玩政治，那才為後來的劇情鋪路，讓他在跨國政治的層面插一腳。Donovan暗地裡請法官考慮不要判Abel死刑，改為長期監禁，實質是作為人質，當某天蘇聯俘獲美國人時，可作為交換的籌碼。結果法官認同其建議，那當然不是法治精神的勝利。

後來美軍機師Powers在蘇聯被擄，Donovan便被政府委派作沒有官方身份的特使，以釋放Abel作條件跟蘇聯在東柏林交換人質。禍不單行，一名美國學生在東柏林被捕，也是作為政治籌碼：因為美國不承認東德立國，東德便要美國用Abel來換學生，從而得到主權國家的地位。美國政府只在意懷著國防機密的機師Powers，不理學生死活，但Donovan則一意孤行，堅持以一個蘇聯人質同時向兩個政府換回兩個美國人。

《換諜者》是有關美國作為冷戰戰勝國的「主旋律」電影，結果當然是Donovan大獲全勝。致勝的關鍵是主角跟Abel超越政治立場的友誼，因為兩者皆忠於自己的立場和使命，惺惺相惜，是對方眼中頂天立地的“Standing Man”。在關鍵時刻，Abel不惜冒著被同胞懷疑甚至放棄的風險，幫助Donovan達成目標。故事最後更強調Donovan只是一個普通的中產family man，總結而出的訊息，是一種普世的人道主義，把個體的價值置於政治利益之上。這齣戲於全球戲院上映，成了美國宣揚「軟實力」的有力工具。

《女權之聲》則以二十世紀初英國女權分子爭取投票權的抗爭歷史為背景。虛構的主角Maud是洗衣工場女工，經同事介紹進入女權組織，爭取女性投票權。Maud在警方的連番打壓之下，失去家庭，反而矢志委身於運動之中。抗爭一度採取炸毁公物和私產的勇武手段，電影最後以Emily Davison在打吡大賽葬身於國王的馬匹蹄下，從而成了殉道者，激發起國民關注的真實事件作結。

梅麗．史翠普(Meryl Streep)客串飾演運動領袖Emmeline Pankhurst，所發揮的最大功用不在於其演技，而是演員的互文性－－她曾飾演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從爭取女性投票權到女性成為首相的歷史在她身上重叠起來。但這齣戲講宣揚的女權並不代表英國的「軟實力」，若提及「普世價值」，《女》片或許比《換》更貨真價值。

《女權之聲》是弱勢者抗爭的歷史。相比起《換諜者》那些四平八穩、氣定神閒的鏡頭，《女》多用手搖鏡，使觀眾代入一個現場群眾的視點，也營造了緊張不安的氣氛。主角及其同伴不單在公共領域，在家庭和工作場域都是處於弱勢，而政客、警察、丈夫和上司則被描寫為剝削者。

《換》片中的主要角色都是男性，鬥智鬥力、針鋒相對之外，其”Standing Man”的理想形象也是雄糾糾的。《女》片卻花了不少筆墨描寫抗爭者內心的軟弱，以母性為重點，設有多場Maud與年幼兒子的對手戲，以大特寫突出角色的情感，對觀眾動之以情。

對歷史和政治特別認真的觀眾，大概會對《換諜者》所舉的人道主義大纛嗤之以鼻，想起美國近年在關塔那摩基地虐待囚犯的醜事，便感其“Standing Man”形象之虛偽。另一方面，《女權之聲》也被批評忽略了有色人種，在剝削和抗爭的場景中只見白人女性的身影，不夠符合史實。

人對過去的回顧當然受制於回顧者的視野和位置，所以把不同的歷史文本並置與比較十分重要。這不只是為了求真－－看電影始終異於研究歷史學－－而是在透過他人的目光回顧過去之時，也從其回望中覺察其限制與遺漏之處，往往更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