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剛去世的陳木勝導演致敬：《掃毒》會哭的男人更MAN

《掃毒》的導演陳木勝明顯是向八十年代吳宇森的「英雄片」致敬的，這一點單是看傳媒訪問、影評和電影本身(當然要求觀眾對吳宇森的作品有相當認識)都清楚易見。但這種「致敬」看來是一種大膽取捨的選擇──有些觀眾對八十年代槍戰片的情懷甘之如飴，有些觀眾卻更喜歡近十年來杜琪峯作品中常見的團隊合作，看不慣《掃毒》最後一場的「超現實」決戰。

「超現實槍戰」有兩大特點：(一)十個人也打不中主角一槍，但主角一槍一個；(二)主角中十槍也不死，但其他人一槍斃命。這當然是美學選擇，效果是把現實中一分鐘完結的槍戰拖長至十分鐘來表達(別忘記吳宇森以慢鏡頭聞名)，把「血灑疆場，悲壯烈」的效果增強。問題是，「懷舊」是否創意不足時才回溯的手段？抑或反映出創作者對當下和未來不滿的情緒？《掃毒》起初部分的確是近年慣見的警匪片格局，強調現代、專業的團隊合作，但後來為何會突變成八十年代的超現實、非理性風格呢？香港人近年強調理性、專業、守規矩，是回歸後面對身份焦慮時，一種反身性(reflexive)的自我確認。但《掃毒》中幾位警察去到泰國執行任務，遇上一個警匪沆瀣一氣的腐朽系統，他們本身的專業精神和奉公守法的原則便顯得不堪一擊。為免全輸，他們唯有採取以情義和效果為主導的行事手法。雖然故事裡的是泰國，但「守規矩的香港人在一個不講規矩的世界」所指的對象，實在是不言而喻。於是戲中不無突兀的風格轉折，本身也成了隱喻，反映出香港(電影)人的深層焦慮：一方面你要強調自己專業、守法的核心價值，藉以確立自我身份；另一方面這些原則在現實中卻如此脆弱。

再退一步，能抓著的價值便是訴諸情義和俠客豪情，一種吳宇森從張徹手上繼承下來的中國(小)傳統。

《掃毒》的前半段揭露了遵守法治之人在沒有法治的地方，只能走上「俠以武犯禁」之路，並找機會撥亂反正──劉青雲以「我已取得你的犯罪證據」為籌碼，對腐敗的泰國警官相逼，並取得行動的主導權，最後仍是相信法制，以捕獲大毒販為目標。怎料那也導向一發不可收拾的悲劇，因為情義也是兩難全，臥底古天樂因為急著回家修補與妻子的關係而行了錯誤一著，既出賣了同伴，也令劉青雲後來要背棄張家輝，令情誼分崩離析。

若要回應「港產片藉致敬之名食老本」的質疑，就要看電影如何處理男性情誼的戲劇元素。張徹、吳宇森都是講兄弟情義，但《掃毒》卻更著力於煽情，以柔性的力量(眼淚)去描寫「男人的浪漫」。這齣戲的焦點不是灑血的槍戰，而是三位主角流著淚傾心吐義的場面，讓觀眾發現原來會哭的男人更man。

電影下半段張家輝邪氣回歸，性格大變。汽車互撞一場當然是向《喋血街頭》脫帽致敬，把騎士對決轉化為共舞，開展下半段幾個摯友從互有嫌隙到互相諒解，再次同生共死的劇情。「八面佛」這敵人只是用以構成一個「義氣故事」的功能性元素，與其說電影的參考對象是《喋血街頭》，不如說是電視劇《天與地》。《喋》的李子雄從來都是見利忘義的小人，決裂一早注定，亦無可挽回；但《掃毒》跟《天與地》同樣是講述一夥有共同理念的朋友，經歷一次重大創傷之後，愈走愈遠，但後來還是能走在一起。即使最後有人死去，結局仍是帶著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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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當陳木勝拍《掃毒》時，電影中「執法者」與「法治」割裂的情節，是作為一種空想的創作，會被某些觀眾嫌棄脫離現實。萬料不到他逝世之年，這已成為了現實。這些捨棄法台的「執法者」，也自視為英雄，可是現實和法治都已經被扭曲了。

邱禮濤的《掃毒2》把主角改為黑幫出身的大亨，最後同歸於盡「攬炒」。追車槍戰衝進中環地鐵站的場面很誇張，但沒甚麼人說這樣脫離現實。因為現實本身已經比電影更「超現實」十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