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北溟
樊北溟

不存在的23层

不存在的23楼是克格勃的办公室,不存在的摄像头是每个楼层的服务员,不存在的“空房间”里装满了窃听器,“老大哥”无处不在。

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市中心,有一家人尽皆知的维鲁酒店。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所有人都以为它只有22层。

事情是偶然发生的。一名电工想要查看这栋楼里的电力设备,于是他顺着楼梯爬上了顶楼。然而当他推开门的一瞬间,一个坚硬的、冰凉的手枪枪筒,死死地抵住了他的额头。他努力克制住恐惧,使自己不至于叫出声来。正是这个行为使他得以自救,手枪安装了消音器,杀掉他轻而易举。

如果不是因为眼前漆黑一片,他本不会错过门上的字:“sin el ole midagi”。这是爱沙尼亚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

电梯只到22层,这里什么都没有。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听着导游讲解的故事,我在心里暗自这样想。

70年代的爱沙尼亚,和国外有很多的贸易与合作。尤其是与一海之隔的芬兰,贸易往来格外频繁。因此也就有了许多的人员往来。

由于爱沙尼亚本来就是属于苏维埃拼图中,不太可靠的那一块,所以当局觉得必须加强对这些外来人员的监控。

于是,维鲁酒店诞生了。

这里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设施,一直到90年代都是这样。然而一直到苏联解体,KGB(KGB克格勃,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匆忙撤走之前,人们都不晓得,维鲁酒店的墙是按50%水泥+50%窃听器的比例修建的。

据说1991年春天,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的时候,一夜之间爱沙尼亚民众自发去抢占各个要地,还在这里上班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慌了手脚,来不及销毁或带走那些设备资料,所以很多东西都保存了下来。

当年,所有到访塔林的外宾都只能住在这里,他们不知道,此处的员工人数永远都比客人多。

门童、侍应生、每层楼道里坐着的楼层大妈,他们全是KGB的人。

你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

任何形迹可疑的客人都会被列入监视名单之中,而所谓的形迹可疑无非是你说你喜欢喝威士忌、爱嚼口香糖而已,而这些,表示着你有“亲近美国”的嫌疑。

总之,一旦你的意识形态有问题,接下来你的一举一动都将在几千双眼睛之内了。

恐惧是KGB最好的武器

有时忽然有人推门,说一些漫无边际的废话,怎么打发都打发不走。等你终于摆脱了这个讨厌的人,关上了门之后,你房间内的场景,其实早都已经被KGB秘密拍摄尽了。

有时他们也会通过展示一些伪造场景照片的方式,威胁并强迫你为KGB工作。就连酒店里的清洁工,也会面临KGB设置的陷阱。

维鲁有规定,清洁工如果发现任何客人遗留的物品,必须上交。而KGB的陷阱就是一个巴掌大的粉红色零钱包。

如果清洁工经不住诱惑打开了钱包,包内所藏的颜料炸弹便会爆炸,无法用清水洗净的颜料则会沾满清洁工一身。暴露后的清洁工将面临KGB的威胁,由于没有人希望失去在维鲁的工作,所以最后一定会答应与KGB合作。

与现代酒店偏爱落地窗的设计风格不同,维鲁酒店的酒吧是被封住的,光线透不进来,房间里永远亮着灯。

当地人无法进入这里,因为门口的保安会拦住每一张本地面孔。

外宾来这里也只能用指定的外币消费,没有人确切知道当地当时真正的物价水平。

无一例外的,盛面包的小餐碟里一定装着麦克风,KGB只会将麦克风藏在它们里面,有效监听的同时,还能避免被监听者用餐时刀叉刮底产生的噪音。

其实也有很多外国人对KGB的存在一清二楚。

于是他们时常故意开玩笑,故意大声朗读列宁的作品或者大吼:“麦克风测试,KGB同志,你们是否能听见?”

然而只有外国人不必害怕这类玩笑所带来的后果,而本地人只能聪明地闭嘴,保持沉默。

来访次数比较多的人渐渐发现,他们每次下榻在苏联时代的维鲁酒店,所住的房间都是同一间。也许这是一个与KGB心照不宣的暗示吧:“有人在看着你呢” 。

对国外游客的监控是全方位的。首先,房间都安装有窃听设备和供拍照的小孔,外国客人住在这些房间,在屋里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之中。

如果客人要出门呢?不用担心,因为外国客人只能通过酒店叫出租车。而安排的司机都是KGB,你去了哪里,见什么人,他们了如指掌。

每间接待外宾的客房里都安装了严密的监视和监听设备,但也因此“增加了酒店服务的质量”。

比如,当你在如厕,却发现没厕纸而嘟囔了几句,很快就会有人敲门为你送来厕纸。

也有可能你早起工作,忽然有人敲门来送早餐。正当你疑惑地询问:“早餐不是7点开始供应吗?现在才6点45分”时,服务生会真诚地回答:“可是先生,你已经起床工作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我们听着导游平静地讲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想象着监视如冷气般无孔不入,感到恐惧和震惊。

有形的仪器,无形的入侵,你的衣食起居、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掌控之中,暴露无遗。

难怪在昔日的前苏联国家里,散落着那么多的KGB博物馆,哪怕它们只剩下当时的一栋大楼,再也找不出更多的文物。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人们需要这些KGB博物馆,需要它们来表达曾经的恐惧和一直延续至今的愤怒。而对于过去,不忘就是最好的纪念。

那么那个被枪筒抵住了额头的电工呢?他其实误入了当时克格勃驻维鲁酒店长官的办公室。

现在,我们当然没有被恐吓威胁之虞。通过在维鲁酒店的官网报名,我和其他9名参观者,在导游的带领下进入到了这里。

进入房间,里面是一张首长的办公桌。桌上摆着两部电话,一部可以接通酒店的各个部门,另一部则非常地沉,因为里面安装了反窃听装置,而且它没有用于拨号的数字键盘,因为它只用来与爱沙尼亚党中央和KGB总部取得联系。

导游还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一张报纸,除了领袖的照片不同,其他的内容、版式全都一模一样。监视和管控是全方位的、具体而微的。

80年代,苏联的领导人更替频繁,每位领导人因病去世,这里的报纸按规定都要发布相关的纪念文章陈述他们的丰功伟绩。

导游拿出前后两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去世时的报纸,里面的内容相似度高达95%。

关于维鲁酒店有很多疯狂的故事和传说,比如这里以前是个专门交易走私塑料袋的黑市,它们都是从瑞典和芬兰走私来的;

比如人们可以在这里买到口香糖——因为当时口香糖也是被禁止的。

总之,不管这些故事是否无限接近于真相,不管真相是否会更加跌破人们的想象力,但维鲁酒店都无疑是一处通向西方世界的重地。

不存在的23楼是克格勃的办公室,不存在的摄像头是每个楼层的服务员,不存在的“空房间”里装满了窃听器,“老大哥”无处不在。

行程结束,我走进了酒店旁边的塔林老城,那里挤满了幸福的人群。

人们需要这座维鲁酒店和克格勃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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