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的记忆碎片（五）

五

我之所以选了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系，是因为当年的系主任李致勋写了本小册子，预言21世纪将会是生物工程的世纪。当年祖国各地肯定都有很多高材生读了那本充满正能量的小书，于是我们班聚集了各省市的高考状元榜眼探花等等各种牲口一共60头，平均智力水平高得吓人。而我一直患有严重的恐高症，因此不得不长年在半山腰徘徊。

二年级还没上完时我们班的总人数就变成了57人，因为有3头牲口被恐高症折磨得退学的退学，留级的留级，情景之惨烈可见一斑。

学业虽重，但听歌的时间还是有的。1986年的上海，文化自信心还不是很强，凡事都朝南看，于是上海FM电台里整天都是陈百强和张国荣，里弄里的小瘪三们也都以会说粤语为荣，其地位甚至盖过了上海话。于是，我这个只会讲普通话的人成了鄙视链的最末端。

不过我脾气倔，越是被鄙视就越是不服气，这种思维方式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听歌习惯，于是我坚决不听粤语歌，拒绝变成王朔小说里描写过很多次的南方烂仔。

好在上海电台DJ们还会播放来自宝岛台湾的歌，于是那阵子我喜欢上了童安格和小虎队，买了好几盘他们的磁带。

大一结束后我回北京过暑假，惊讶地发现满大街都是“来自北方的狼”。我那些留在北京上大学的中学同学们自豪地说，我们没听过童安格，我们都听齐秦。来自家乡至亲们的鄙视终于让我感受到了十万点伤害，于是我在北京同学们面前猛夸上海好，标榜自己喜欢听潭咏麟，而回到上海后又向我们班的牲口们吹嘘齐秦的好处。

这种行为往好了说是叛逆，往坏了说就是喜欢出风头而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在别人听朱逢博的时候开始听台湾歌，在别人听齐秦的时候却标榜自己喜欢香港歌，而当大家都开始听“哥哥”的时候我却迷上了达明一派，最后当达明也成了流行的时候我又开始听欧美了。这种行为和后来的打口一代们张口黑金闭口4AD，恨不得管科本叫爸爸的行为没有任何区别。

对于少年人来说，听音乐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全都是带着鄙视链的。

我再举一个鄙视链的例子。当年复旦大学流行办舞会，有段时间一周7天天天晚上有舞会，地点就是各个饭堂，于是情窦初开的大学生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在剩饭的气味中名正言顺地搂着异性谈论国家大事。也许是因为嫉妒吧，舞会DJ们不喜欢慢歌，一有机会就放迪斯科，当年最流行的迪斯科舞曲要算是《荷东》，其中有首歌前半段都是慢的，于是每当DJ放这首歌时，场边都会有几个“模子”冲那些兴冲冲下场跳慢三的情侣们投去鄙夷的目光，等着音乐节奏突然强烈起来后看他们的笑话。

不过，作为著名的牲口班的一员，我很少参加这种舞会，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跟分子生物学较劲了。大三时我找了个实验室实习，研究果蝇的求偶歌（酷吧？）。

我们实验室里有一台当作实验设备用的双卡收录机，我立刻如获至宝，每天用它收录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里播放的港台流行歌曲。这台录音机相当高级，还有录音电平调节功能，特别适合干这个。于是我手里很快就攒下了几十盘热门歌曲合集，所有歌曲的结尾都是渐弱的，有些歌下手太晚，还能隐约听到主持人的讲话声。

我主要收集的都是台湾歌手的歌，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罗大佑、王杰、马兆骏、苏芮、齐豫、张雨生、林忆莲、赵传、陈淑桦、千百惠、庾澄庆、黄舒骏、周华健、高明骏和伍思凯等人。当时的李宗盛还和梁弘志李寿全等人归为一类，都是被当成词曲创作者来看待的。

粤语慢歌我一概不收，但我渐渐发现粤语的快歌很不错，编曲非常时髦。这其中我最喜欢达明一派，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我唯一喜欢的香港音乐人。

这些香港劲歌培养了我对节奏的热爱，甚至逐渐超过了我对旋律的执着，因此我开始对一向重视节奏的欧美流行歌曲注意了起来。其中我最喜欢的是Janet Jackson的《Rhythm Nation 1814》，以及MC Hammer和Milli Vanilli这两个“假”明星，熟悉欧美流行音乐历史的应该都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题图是后来朋友送的一张千百惠的黑胶唱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