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rianus
Syrianus

vigilando, agundo, bene consulundo prospera omnia cedunt. ubi socordiae te atque ignaviae tradideris, nequiquam deos inplores: irati infestique sunt.

【小説】共和國衛士

簡單地概括來説,這就是一個瘋逼大戰日子人的故事,當然是一個虛構故事,人物故事背景全是虛構。應該已經有讀者注意到“帝國“這一稱謂,目前現實世界已經沒有帝國這一存在了。我相信不會有哪怕知識再短淺的讀者認爲這是現代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但是我也不希望人們粗鄙地去解讀它;本來,我恐怕也能寫不少廢話,比如什麽改變世界的只有愛啦,之類,然後讓人讀了本文之後想砍死我,但寫作的目的不能是噁心人。讓我用一句話來總結吧,我希望我能夠説清楚一個簡單的道理,即使是那些被我們認爲獨裁制國家的民衆,那些精神不正常的人,自願隔離於人群之外的人,他們也擁有他們的主體性。我們大可不必以一種救世主或者什麽阿拉伯的勞倫斯那樣的姿態去描寫,對於寫作而言,謙虛和愛是重要的。

图文无关



共和國衛士

約一萬字,目測讀完十一二分鐘

      就是昨天夜裏。我確信自己發現郊外那座發電廠一直慢吞吞地升到月亮正下面,暴露出一副政治犯之類夾帶些惡意的,失望的嘲弄姿態,而且,還鬼鬼祟祟,淨放出零星交雜的塑料質螢光色塊。好像要迫害我一樣,它有一個瞬間猛烈地變得流光溢彩,但反正最後我是糊裡糊塗睡了過去,它就當然轟然散開倒下。

      上課時候,我把草稿紙墊在數學課本下面,拿袖子擋著偷偷摸摸地這麼寫。發電廠,人工湖,停車位.........我就高興這麼寫,我無比願意相信它們通通在對我進行慘無人道的政治迫害,因為我是個專門在半夜支氣管痙攣發作,或者被莫名其妙的感染害得咳嗽個沒完睡不了覺的異教徒。而另一個牽強的證據是,我不喜歡來學校,學校也怕看到我冰鮮魚肉一樣的臉色。學校怕我出什麼亂七八糟的破事導致沒人願意把小孩送來,我則是一下因為女老師的惡俗香水呼吸困難,一下看到女生抹的大紅嘴唇就想吐,當然,還有男學生浮誇的運動裝和空氣中各種嘈雜的年輕世代流行語,這麼補充是防止被人說我是有厭女症的神經病。一開始,我媽也是整天拖著聲音念念叨叨我病得死不了人又怎麼好不了,十分噁心,我又沒法好好上學,又沒法參加去和平墓園的集體郊遊一類,最後學校和我媽一樣都無計可施地習以為常了。我覺得關鍵還是誰都不喜歡死人,我有時候煩得想死,但想想總覺得不是滋味。在我哥給徵走派遣去邊境少數民族聚集地,姐姐也考了師範生不住家裡以後,我就越來越感覺家裡有意思,只要別給我媽撞見。

我還上學時候寫了不少小説,後來什麽也不寫了,那時候買了不少書,後來什麽也不讀了。姐姐沉迷這些東西,我就喜歡挖苦人,說她吃屎都趕不上熱的。她在家時候大多數時間都在看我的書,極少和家人搭話。也許我們小時候不是這樣子吧,可我已經記不清了。

我倒臥在沙發上,想一些有的沒的的白日夢。説是白日夢,就是構思自己的遺言。如果有誰現在要把我抓走——我右手撈起電視遙控器拍打坐墊玩,然後他們會給我一個選擇的。比如説他們會説可以讓我選擇自殺,然後把一個漂亮的木盒子遞到我的手裏,打開盒子裏面就是一把半舊不新頗有些古趣但並不鋒利的短刀。然後我會對他們説,哦好吧,如果我必須得死的話就是現在了。然後我拿起刀刺向自己,鮮血滲進了厚厚的絨毯。只有一件事我是怎麽都不能接受的,就是我就這麽死了,好像從沒來過一樣。如果我在七八歲的時候死掉會好很多,那樣的話大人們會指著我說,看啊,他又靈活又可愛,如果他長成大人該多麽優秀。然後我會有弟弟或者妹妹,他們如果不小心提到了我的名字就會被突然暴怒的大人暴打。可是這一切都沒了,就是因爲我還活著。可能我不小心把遙控器按鍵敲到了沙發扶手,電視的紅色電源閃了兩下打開了,我從沙發上一躍而起去從電視前面關掉電源。才四點多,離天黑還有好長時間,我看不了書,也不知道該做什麽。記得看書看過說哪個朝代的古人不敢罵他們的暴君,就指著太陽說,“這個太陽什麽時候才會滅亡?我願與你同歸於盡。”陽光往往只能讓我聯想到惡毒,尤其是早晨的陽光,透過窗簾鑽進房間的樣子就像一個中年男人每晚爬上他的年幼妻子的床一樣噁心。   

我什麽也不能期待,沒有任何事情會變好。可能這個休息日姐姐會回家,但我和她已經很陌生了。過去從書上看了一個惡作劇,就是從別人的左後方或者右後方拍別人肩膀然後不聲不響地迅速站到另一側,姐姐還在上高中時我對她實施了這個惡作劇,結果她回過頭來,滿臉嫌惡地吐出四個字“很好玩嗎?”然後徑直走掉。從此我再也沒有用過這個惡作劇。我在等媽媽拎著買到的菜下班回家然後做飯,我真的很餓,但只想這麽躺著,回憶過去所有讓我覺得臉頰發燙的事情。

我曾經夢想自己在十六歲時死去。在前幾年,我就開始幻想等到我十八歲時候就會得到公民權。到那時候街上到處都會有競選海報,我不能跑得太快,怕裝飾的彩紙條拂過臉頰會嚇到自己,然後我就會像成年人一樣去投票。我的手指白皙而有力,用削得像蜜蜂的尖刺一樣尖銳的鉛筆填候選人的名字,或者用黑色油性筆填吧,我不確定。我媽說我不應該想這些事情,這和我們普通人無關。確實是這樣,但我不喜歡普通,我討厭普通的善良和普通的對未來的希望,我和誰説話時候都覺得別人都一模一樣,他們爲什麽要出生?他們出生在這個世界上,過一種讓我皺眉的生活。五點了,我應該做事,可是我不知道應該做什麽,可能可以看電視吧,現在不看的話待會再打開就只有政治節目了。可是現在又能看什麽呢?小時候我喜歡看農業節目,可是現在的農業節目也不怎麽講發明家的故事了。我拖開抽屜,翻出來一個我還沒出生之前就買了的口琴,一格一格控制發音的地方是半透明的翠綠色,鐵皮琴身上刻著蝴蝶圖案,我一直覺得很好看,只是如果拿起來吹的話就總覺得有一股淡淡的口水味在裏面。我閉上眼睛,把口琴塞進衣服下面,想象這那不是口琴而是一把短劍冰涼的刀身,“我要死了,”我説,“如果想念我的話,就擡頭看看星星吧。”

真想像海鷗一樣高高地飛起來。不過我不知道海鷗是什麽樣子,因爲我沒有到過海邊。但海鷗肯定是一種鳥,而且比普通的鳥有寬闊得多的翅膀,因爲它們會飛過大海,去一些誰也過不去的地方。以前的人們中間傳説,在海上看到了海鷗就説明神明的眼睛在注視著他們。其實普通的鳥也很厲害了,它們會穿過霧茫茫的上午和地鐵綫路,就算是如今科技這麽發達,人們也不能把歌聲綁在鳥的身上給在乎的人自由自在地唱歌聼。明天我要去學校領回思想政治的書和練習冊,就算我不去學校也得想辦法把這門考試過掉才行。

姐姐好像是在學校有一個什麽小圈子吧,什麽時候看到過他們用手機聯係的樣子。其實我也好想參加,成天這麽一個人待著自己和自己説話感覺精神都快要不正常了。可能,比如説,我看了媽媽做出來的排骨湯之後大發脾氣,因爲骨頭上根本沒有多少肉,媽媽就也會生氣,說我什麽都不懂,現在肉那麽貴,不想吃就別吃了。然後電視裏面還是在播著南方某個地方的游行示威,播音員每天都用不同的四字詞語譴責暴徒,然後號召社會各行各業來表達對防暴警察的聲援。鏡頭一幀幀地切著,天橋,街頭,到處都是火光雜物和筆畫看起來毛茸茸的噴漆字跡。如果是我的話,我一邊嘶地一聲吸進去勺子裏的湯一邊想,我可以靠著那些灰色的水泥墻壁。那時候我就會有一把短劍,因爲我已經出門遠行,我舉起短劍,用它正好遮住太陽最後望了一眼天空——乾净得讓我不知道怎麽形容,那就説乾净得像假的吧,本來也就是假的。我刺向自己,血噴在墻上然後再滲進去,然後我就倒在墻下下面,等著誰發現,架著我的肩膀擡走我。電視機又義憤填膺地重複了一邊暴徒這個詞語,所我想以到了晚上,暴徒們去放火,就會驚奇地發現我的血燒得通紅,仿佛是火焰才讓它活了過來。

我已經厭倦這些語句了。好像曾經在書裏讀到過一個詞語,叫做什麽“神聖的孤獨”,而人們彼此間結黨會破壞這種聖物,因爲結黨的人們自以爲能夠靠他們之所以爲人的本性來創造超越於他們的東西或是認爲以此能選擇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就必然會受到懲罰。我已經忘了是不是這樣,但總之好像這個故事是要說,人們之間產生的東西不可能高於人本身;或是說人不應該捏造一些東西當作神明來守望他們。播音員喋喋不休地說“我們的國家”,不,國家總有一天會滅亡,一個存在的國家不比一個滅亡了的國家更有正當性。抑或是自由,或正義這些詞語。這些詞語,誰能夠迫使更多的人跟從他,誰就可以把這些詞語戴在頭上。我不會相信的,如果在人們中間真的有什麽上升的東西,那麽那樣東西要麽是虛假的,要麽對人而言那是不可觸碰的。至少,我生活的這個時代本身就是一種例外狀態,一切傳統被嗤之以鼻,一切邏輯被視作陰險而有迷惑性的奇技淫巧,我可以明白歷史和舊時道學,但不能把那種瘋狂的空想和現實建立連結。那麽我又如何看待自己和自己的死亡?我是神聖的,因爲我不可模仿,而且因爲我并無目的地出生在世上——。

但我很憤怒,我討厭不知好歹的人們。即使我下樓去買一袋橘子,水果店的電視裏面還喋喋不休地在說這些。水果店的老闆看起來格外快活,把裝滿橘子的塑料袋遞到我手中之前還特地把拎手絞了兩下。他們又認爲自己算什麽,他們就如此輕易地為自己卑劣的生命找到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嗎?仿佛他們也是那個脚踏祥雲降臨南方的戰爭怪獸。那麽,賣給我橘子的人又是誰?這個人不能從橘子樹的新芽中得到心靈的慰藉,也不能對著賬本沉思出哲學的治療,卻在那裝模做樣地揀橘子!我不無惡意地想,古代的澡堂裏面那些男妓,不也是白天吮吸中老年人的生殖器,晚上假想著女人肥肉鬆垮的屁股手淫的嗎,他們要是也有這麽一台電視機該多好。他們生活中所有難得的非現實的部分都被浪費在了這種下流的集體激情上,這些該死的窺淫癖。只要我走在街道上,四處都是那些鮮紅的,正確的標語和那張臉的大街,我就感到四處都是精液發酵之後的濃稠臭味——看吧,儘管阿維洛伊關於獨一理智的論述是錯誤的,但衆人卻有獨一的陽具,那黑紫色的龜頭像死魚身子一樣朝南邊拱來拱去,垂著腐敗氣味的,死白死白的精液。我所眼見的一切正在以令人訝異的速度奔向低賤和動物性的白癡。我氣喘吁吁地拎著這包橘子回到家中客廳,假設姐姐回家暫住時候我可以和她聊一些什麽。

如果我在家門外,判斷她有沒有回來的方式就是看有沒有陌生的鞋子,可是既然我一直在客廳,事情就變得簡單了,她不能在避開我的情況下回到她的房間。她看上去顯得相當疲憊,穿著寬鬆的褲子,棉衫和紗質外套。她勉强看了看我,似乎想對我做出一個義務的笑容。我連忙用手中的書擋住視綫,那是一本皺巴巴的小説,我在樓下垃圾堆看到的。媽媽從厨房裏面快走出來,親熱地喊她的名字叫她去厨房喝剛做好的湯的鹹淡,姐姐應了一聲,說:“總得讓我先把行李箱放下吧?”

她説得對。她把行李箱拿起來,盡力在不撞到地板的情況下塞進沙發和鞋櫃之間的空間,我坐在那裏,她説:“腿擡起來一下。”這就是她對我説的第一句話。

媽媽似乎是嗔怪地看了我一眼,可能也沒有,但總之我察覺到我坐在這可能很礙事,于是我乾脆默不作聲地站起來,去電視櫃裏面翻找一次性桌布打算把桌子鋪了。我聼見厨房鍋蓋被掀開,有誰吐了骨頭的聲音;和聼不清楚的交談。媽媽又從厨房門口探出身來,她抓著一卷一次性桌布,叫我別亂翻東西,把椅子搬到桌子旁邊,然後來厨房數三雙,也就是六根筷子和三個碗拿到桌上。

姐姐和我完全不一樣,因爲她完全就是一個積極的人,不管做什麽都很積極。學習時候當然積極,吃飯都充滿了戰鬥欲。她在學校的黨委宣傳部占有重要的位置,卻不是那種嚴肅的老幹部型人物。她對於輕佻的流行語都積極的不能再積極,誠然,也只是我自己覺得輕佻罷了,而這種判斷的根源也只不過出於我對自己自作自受的孤獨的憤慨。我知道我不能在她面前提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否則只能變成讓人摸不着頭腦的報復行爲。不過我其實也不知道那是一個什麽樣的團體,他們有時候讀書,有時候聚在一起唱歌,有時候去游戲廳或者一起玩牌之類的,我只是太想讓別人知道我在思考什麽了:因爲這是一些非常重要而緊迫的真理,必須勇敢地把它們揭示在衆人面前。

我把筷子架在空碗上,我特意吃的很乾淨,怕姐姐忽然開始指責我不應該浪費糧食似的。側著身子走進厨房門,把碗放在電飯煲前面。姐姐面對水槽,正在用力關上窗戶,她翹著手指,估計不想沾到窗框的油垢,然後轉向我。我知道不好,轉身就想把自己從狹小的厨房擠出去,她扯住了我的上臂:“你在看新聞吧?在看,對不對?”

“是……”

“你知道南方發生了什麽吧?”

我忽然恐懼了起來,就像一個部落的男孩子面對屠宰公牛的成人儀式那種恐懼。血液那股熱騰騰,令人迷糊的氣息正在灌進我的呼吸道,我要成爲秘密結社的一員了。我説:

“我知道。”我知道她會知道我説我知道什麽。

“你長大了,”她沉重地說,“個子也看起來更高了,把你的碗放進水槽不要留在桌上,橘子等會再吃。

媽媽走了進來,“姐弟長大了自然親了,”她輕快地說,轉向姐姐,“碗放下,你好不容易回來一趟怎麽還叫你洗碗。”我低下頭迅速地溜出厨房,仿佛一個目擊了偷情現場的懵懂少年那樣,從舌根出冒出難以形容的羞恥感。

姐姐把我拉到她的房間,這間房間和她走的時候別無二致,或許有,那就是床上蓋了一層布,寫字臺上也蓋著布,這樣灰塵就不會落上去。

“聽我説,和誰也不能説,明白了嗎?”還當我是小孩子似的,姐姐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我第一次和你說這些事,你相信他們嗎?”

我搖了搖頭,我覺得這夠了。

      “我就知道你是。”姐姐把固定寫字臺的布的夾子取下來塞進我手裏,“幫我拿著。”

她彎著腰打開最下面的抽屜,裏面是一個鐵皮盒子,從裏面挖出來一本便簽本。

“要是在大學被室友發現這種東西就完蛋了。”她自言自語,“你看。”

我側著身子在床邊坐下,還攥著那幾個不鏽鋼夾子。像是個摘抄本,零碎地寫著一些只有在外面的網站上才能看到的詞句,還有打得亂七八糟的圈和箭頭。

“這是什麽啊?”

“你們這一代肯定猜不到了,”她説,“我那個時候還有虛擬服務器用,可以用來繞過網上長城去看外面的網站。有一回,我語文課前演講想講南方即使分裂出去變成現代民主制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不過最後沒有講,我害怕。”

“不過總比現在好。”她小聲地說。

我快速搜索著我該説什麽。她也是一個不一樣的人,我有生以來終於確認了這一點,她也是一個背教者。而且她走得更遠,她坐在神學博士和宗教法官們中間苦想東方的靈知,和我一樣。不只是我,我想著,我們的鮮血在火焰和水泥墻之間栩栩如生。

“我知道他們每天製造一些對他們有利的信息垃圾。”我説,“但是真和假又有什麽價值?”

姐姐迷惑地看了看我。我説:

“真和假無論如何也就是人們如何認爲而已,現在所有人都認爲他們説的就是真。真的東西憑藉他們的口而成爲真的,也就是現代的道成肉身而已。而且人們願意相信的就是能讓他們感到靠得住的東西,否則他們活不下去。國家就是嶄新的基督,人們總得去哪裏,所以如果這個國家把他們領下了地獄他們就會去那裏。”

“你説的是對的,”她説,“但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什麽?”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麽要突然這麽和她爭論,“事實就是你不能再去設想一種究極的真實,那已經過時了。”

“那你又想説什麽?”她問我,“你根本不懂你的想法代表了什麽,只知道裝出一副很有知識的樣子甚至能騙過自己。”

我察覺到不是恐怕,而是肯定,我已經説錯了話。我想我應該想辦法挽回一些:

“我知道愛國不過是迷信,不比古人的迷信更高明,我也知道我就坐在這沒有理由反對千里之外的另一群人去在現代尋求現代的民主制度,但這些名詞不會現實地具有意義,在它們被指認為對的或者錯的之前。它們屬於久遠的過去或者天馬行空的未來狂想,唯獨不是當下的。”

“因爲我們有思考的能力!”她幾乎是激動地說,“你是一個人,懂嗎?你生而爲人,就應該像一個人一樣自由地思考,自由的思考於人是自然的。”

“這個時代已經不需要用人的獨特來作爲神的存在的證明了,你是告訴我用這些使精神痛苦的瑣事去榮耀一個壓根不存在的神嗎?用過去的腔調來説。”偷看禁書確實讓我很熟悉這套説辭。

“我跟你爭論不了意義。你是不是想和我還有那幾個人一起玩?”

我知道了,現在是關於那件事。我必須説一些東西了,以此來爭取我合理的權利。我説:

“是。”我太孤獨了。

她好像正要發出一聲嘲笑一樣:

“你要習慣孤獨,大家都很孤獨,孤獨對你的頭腦有好處。”

我不明白她在説什麽,不,我明白了,我應該爲此惱火,或者我應該讓她對我害怕,好迫使她答應我的請求。但是這些想法只停留了一瞬,我覺得她才是固執且讓人害怕的,于是我推開陽臺的門,告訴她:

“我要去拿鈣片吃了,不然我會忘記的。”

姐姐還是像沒有聼我在説什麽一樣,她站起來,彎著腰取走床上鋪著的布,因爲她晚上要睡在這裏。我必須離開這裏了,我知道這種用布長時間蓋著的床鋪上總會有很多蟎蟲,它們引起過敏,迫害我的結膜。

我跑出去,重新並著腿乖巧地坐在客廳。我發現電話把手髒了,透明塑料按鍵也變得模糊不清,好久沒撥出去過了。好像小時候我經常用它打給住在同小區的朋友,對方家裏也有一個一樣的電話,這些記憶都已經顯得很不現實,好像它們是我編出來的一樣。我還沒有死,因爲應該有一個人來見證我像一個英雄一樣死。

晚上媽媽拎著兩條剛剛被宰殺的鱔魚回家了。它們的血積在袋子的角落,撐得那個半透明的袋子有棱有角。以前我和媽媽去菜市場見過他們殺鱔魚:小販的木板上釘著一根長釘子,他們用一隻手把鱔魚抓出來,用釘子刺進魚頭下面一個地方,然後抓住頭那裏往前一拉,圓柱形的鱔魚就被開膛剖成一個平面。然後他們用手把黑紅色的内臟推進垃圾堆,再伸進一個邊沿破損的紅水桶舀水潑在那塊木板上。也許這個場面對兒童來説過於殘忍,鱔魚會掙扎,因爲它們知道自己的命運;但是它們被剖開后還是在扭動,這就會讓我得出相反的結論并且認爲它們不知好歹。對我來説,最讓我感到不適的就是後者,我疑惑難道它們不會明白這種行爲的屈辱嗎?我倒不介意那木板和釘子,這種處決是恰到好處的,沒有什麽多餘的卑劣的殘忍,一顆螺絲釘可以像被擰緊肥皂那樣釘進我的胸口,唯一的問題只是釘子,我不喜歡那上面有不是我身體中流出的血。媽媽洗這些食材要洗很久,它們髒兮兮的,渾身粘液,洗乾净之後才能和青椒,洋葱放在一起爆炒。就在吃飯的時候,媽媽說:

“你姐姐過幾天去公園參加一個什麽搖滾節,要搞快閃。”

“什麽快閃?”

“不知道,”媽媽吐出一塊鱔魚骨,“就什麽唱唱跳跳敲敲打打,和啦啦隊差不多吧,政府要來錄像上電視的,説是廣大人民對止暴制亂的支持,你去看看吧?”

我用餘光看到姐姐坐在沙發的角落,低著頭看一本小冊子,那裏放著的小冊子只有她幾年前報考大學時候拿來的報考廣告,一直沒扔掉。

“不去,累死了,”我扒了一口飯放進嘴裏,努力使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含糊不清,“還要坐車去。”

“你這個小孩怎麽這樣呢?”媽媽看起來對我的反應很不滿意,“整天説想跟別人玩不也是你嗎?你就這麽整天呆在家裏能幹什麽啊?到時候你姐的學校有車接,你姐是黨委搞宣傳組織的,還能讓你吃什麽苦?”

我夾了一塊洋葱,又放在桌子上,我不愛吃這東西。“我和我姐同學又不認識。”

“多見幾面不久認識了嗎?等你以後回了學校考大學,説不定還上你姐姐的學校呢,多認識人沒壞處。”媽媽用筷子在那盤炒鱔魚裏面尋青椒吃。

“他不願意去不用强迫了。”姐姐忽然開口,“我們一整天在太陽下面,還要搭舞臺搬架子鼓之類的,他做不了。”

“不吃苦怎麽懂事?”媽媽回了一句,拿起碗準備去厨房裝湯。我看向姐姐,她也看向我,隨即把眼神移開。

“電視臺要放的,”媽媽端著湯回來,她是一個謹慎的人,湯碗裝七分而不是八分防止灑出來,“多光榮啊!”

我和姐姐都沒有再對這種光榮發表什麽看法,晚餐在這樣一種微妙的氛圍中結束。儘管我覺得姐姐會知道我想對她説什麽,或是她這麽認爲。

我走進她的房間的時候,她坐在床邊看小説,那種私人印刷流通的單行本,紙色白得讓人喘不過氣,現在已經不太好找到這種東西了。大多都是打擊非法出版不嚴的時代流行的爛俗言情小説,情節大膽誇張就像一個在舞臺上大吼“我死了”的不入流演員。她就看著這種東西,把外套扔在電吉他上面。

“別問了,”她不耐煩地說,“這次搖滾節的機會還是我爭取來的,和下學期評優活動經費都挂鈎。”

我只是不適,想著他們,我姐和一些身材高挑,肌肉匀稱的青年男女一起用發情似的腔調唱跳那些肉麻的歌曲和動作。我說服自己我只是厭惡惡俗和愚蠢的東西而不是討厭這個這個用説一不二的電視機壓迫我的帝國。

“你爲什麽要參加?”我小聲問。

姐姐突然爆發了一般,“因爲我不想一畢業就去教小崽子,我要繼續上學,”她説,“我要獎學金,我想被學院領導認可,我想成爲研究界的重要人物!你懂嗎?你不會懂的!你就是整天在這渾渾噩噩地混日子,你理解不了熱愛一樣東西是怎麽回事!”她氣勢洶洶地說,“你能給我嗎?爸爸常年在外工作,媽媽那麽辛苦你不知道體諒;你哥軍銜升不上去,一個月就那點死補貼,你知道你一個月吃的藥醫保才能報銷多少比例嗎?你根本什麽都不懂,這個家裏你就是個多餘的人!”

“我又能害到誰?你知道和我們黨委宣傳部一起去的音樂部同學有多少也是需要這個榮譽來讓他們有一個哪怕美好一點點的將來的嗎?你知道他們因爲這個國家屎一樣的養老金體系頭髮花白還被綁在崗位上的父母看到他們的孩子上電視會多開心嗎?你這個冷血的小孩怎麽懂這些?”

我不知道説什麽。其實我可能也沒什麽好説的。就像其實我也不知道在南方真正地發生了什麽,我只是模糊地覺得他們尋求一種異世界的,我成長的帝國中沒有的東西。但我説不清楚那是什麽,至少不是搖滾樂,年輕人中贊頌皇帝和先皇們建立的制度或他們本人的音樂大多就是搖滾,或者金屬?我分不清這些名詞,他們還創作很多推行政策,贊揚傳統文化和抨擊國外國内敵人的嘻哈説唱。也不是超短裙吊帶背心和一夜情,因爲我們這個時代被説成是一個進步的時代,即使人們反對一切自由,但性的自由總得到支持。我不知道他們戴著防毒面具和頭盔如何親吻,他們在追逐我不知道,以後也不會有機會知道的東西。也許是某種深沉的痛苦或者孤獨,古人認爲它們對人的心靈有若干好處,追逐這些東西的人就像在攀登山峰,空氣變得稀薄,寒氣則愈發猛烈;但他們自己伸出自己的手抓住岩石,自己邁出脚步,然後感到這種古老的,幽靈似的快樂。所以我不關心究竟發生了什麽,我要從這個讓我變得像一個期待丈夫的脚步聲的女人的地方高高飛起,去看看另外一些人究竟怎麽回事。

我的哥哥在戍邊,準確來説是在某個指定的少數民族聚居營地監視那些人起居和勞動。他似乎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功,因爲他殺掉了誰,當然官面上來説是他擊斃了一個暴恐分子。有很多像他一樣一事無成的廢物青年人到那種地方,我哥脾氣不壞,我暫且認爲他可能打死了某個要逃跑或者對他不敬的人而已。那個倒霉蛋可能和他差不多大,可能也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我有點想念他,因爲我上小學時候曾經説過“再欺負我我就叫我哥來打你”雖然他不會做這種得不償失的事情。他休假回來時候這個家裏就會有四個人,爸爸實在太忙,這次休假在姐姐再去學校之前回不來。

但我也不希望他回來,最明顯的原因就是我家只有我姐一個女孩,現在房間不夠,我不得不和他共享一個房間,而且我得把床讓給他自己打地鋪。我討厭這個人,他會對我上下其手。這種説法容易引人誤解,我的意思就是他總是對我品頭論足,嫌我不夠男人,這種行爲讓我覺得他根本不明白什麽話是説了很有趣,而什麽話是毫無意義還會令人不快的。我姐好像也對他沒什麽好感,不過這麽說的話他還挺可憐的。總之我們三個孩子會短暫地待幾天,直到姐姐第一個開學離家。

哥哥有一個更大的行李箱,因爲原本客廳那個不礙事的地方已經放了姐姐的行李箱,他就會把他的行李箱放在我房間的床頭旁邊。那個行李箱看起來方頭方腦,這樣我們就好像多了一個床頭櫃。我不知道他對我的看法會有什麽改觀,但他看起來比上次休假時更累,動作也更慢了。他給自己倒了一杯剛剛燒開的水,坐在餐桌前招呼我過去。

“我下次回來時候就要結婚了,”他笑眯眯地說,神情挺像爸爸,“我在那邊交了女朋友,特別漂亮,喏,給你看照片。”

他從口袋裏掏出錢夾子,裏面有一張女生的證件照,説實話也沒那麽好看,眼睛挺大,臉瘦瘦的,稍微有點悒鬱。

“她叫什麽名字?”

哥哥説了一長串我不熟悉的發音,見我愣著,他又補充了一句:“她以後就不會再用這個名字啦,我們結婚之後孩子也不算他們民族的人。”

“你大了,好好學習上了大學也交漂亮女朋友。你從小看那麽多書,肯定討女孩喜歡。”我聼見媽媽在客廳叫他過去,哥哥拍了拍我的背,像小時候想叫我直起背的時候一樣,然後走向客廳。我總覺得很多事情都不一樣了,和我小時候比,不與其那麽説還不如説是和我的常識不一樣了。

我的敵人們正在變得狡猾。不是從四面八方吹響號角的圍剿,我察覺到一個巨大的,類似泡沫的東西把我輕柔地裹了起來,我所察覺到的一切都在輕微地彎曲,鈍化。我憑空地產生急躁和害怕,但他們就是始作俑者,他們正好抓住這個機會説我瘋了。

我從沒有想象或者期盼過我哥哥會戰死,或者會失蹤,或者因爲什麽樣的原因在年輕時死去,他長了一副韌性絕佳的面孔。但是我沒有料想到他這麽快就會説出自己要結婚了。結婚是什麽樣的呢?我完全可以想象他的異族妻子給他生了一個大眼睛的嬰兒,他滿臉堆笑地把孩子高高舉起,那時候他是意識不到他自己像個喜劇演員的。然後他就會對我說話了,和藹地告訴我我也會有一天過這種幸福平靜的生活。得了吧,這種生活已經過於强力,成了當今世界上主要的暴力因素,當你想指責某個人錯誤的時候,你説“你打破了這片平靜!”而不是在乎什麽是好的和值得追求的,人們對重複自己的生活有一種不健康的熱愛,我情願看我哥哥得了什麽性病都不願意他變成這副樣子。我驚訝於我過去竟然沒有意識到這個我叫他哥哥的活潑男生裸露在陽光下的肌膚和高揚的眉毛都是爲了這樣的東西。

“你知道帝國對那些少數民族做了什麽嗎?”

我知道的,做了電視宣稱的完全相反的事情。但我不喜歡計較這些,我現在知道怎麽回事,但我下一秒就不知道了,因爲它們不能成爲記憶。記憶需要根據,比如書本,電視,講話的錄音之類東西。我假設姐姐問我這個問題,我就可以這麽回答。我哥的補貼已經比普通這個年紀的低級軍官多了不少,因爲條件艱苦。但姐姐還是說他的補貼不多,或許他們兩人對人生的看法還是不同。

我仰面倒在床上,注視著不亮的燈,在我哥進來這個房間之前倒著休息。這個燈叫做星星月亮燈,是我剛出生不久就安上去的,按一下塑料月亮會發出黃光,再按一下那好幾個塑料星星就會發出零碎的藍光,再按一下它就熄滅了。可能被按得太多,現在星星和月亮都壞掉了,而且維修不了,怎麽按都不會亮。我抽出一張紙蓋在臉上,我喜歡這種感覺,餐巾紙蓋在臉上的感覺好像一直被風吹著。我覺得哥哥和姐姐恐怕是吵起來了,雖然也有可能是我半睡半醒幻想出來的。

“你噁不噁心?和你弟弟講這種東西?”

“關你什麽事?我們是兩情相悅!”

“兩情相悅?”她生氣了,“這是你的兩情相悅!恐怕就是爲了讓你照顧她在集中營的家人吧,還真偉大啊!”

“你説的什麽話,什麽集中營?我們好心援建被你説成了什麽東西?把他們集中起來讓他們勞動怎麽了,總好過讓他們整天做閑漢吧?”他停頓了一下,“集中營是屠殺你懂不懂,我們沒屠殺!我們是幫助他們建立帝國臣民的認同,比讓他們那麽當野人好幾百倍!”

“我不管這些了,但你不要和你弟弟講,他還小,你禍害別人姑娘還很自豪?”

“什麽叫我禍害她,我哪裏對不起她了?我能給她一個帝國腹地居民的身份,別人能嗎?我弟生著病整天在家不出去,我給他講講外面的世界開開眼界又怎麽了?”

“隨便你吧,”這次是姐姐,“我會和他說。”

我不知道姐姐會和我説什麽,其實我也不關心哥哥的婚事,我不在乎那個女孩到底喜不喜歡他。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都不喜歡彼此,但他們還是會變成家人,兄弟姐妹,夫妻之類的關係。“我喜歡我自己,”我自言自語,“因爲我是一個被選中的人。”

我在夜裏醒來,忽然冒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念頭。或者不能説莫名其妙吧,我打開公民在綫填寫舉報信息的頁面,把他們倆的名字都填了上去。我也不知道應該舉報什麽,就暫時寫我姐姐是兩面人,我哥哥試圖包庇暴恐分子吧,然後等太陽在五點多鐘升起的時候,我就會用被子蒙著頭睡着,忘了我半夜玩手機幹了什麽事。因爲我覺得他們應該受到一些小小的懲罰——他們必須知道活著這件事有多嚴厲,嚴厲得就像木板上的長釘子一樣,然後學會幻想自己像一個遭到背叛的國王一樣死去。他們總是在一些卑賤的東西中尋找安全感還覺得自己很聰明!

我一覺睡到了起碼十點多才起來,家裏又是只有我一個人。他們走得急,連窗簾都忘了拉開。我一把把窗簾扯開,走向茶几那裏,我覺得那裏應該有一枚湛藍湛藍的徽章,刻著雪一樣晶瑩好看的“共和國衛士”五個字,是警察局的人送來獎勵我的舉報行爲的。當然現實中的這個東西是鮮紅鮮紅的底色和金光燦燦的大字。可是那裏什麽都沒有。不,說什麽都沒有也不對,媽媽寫了一張潦草的字條,告訴我他們出門去了,大概今天之内是回不來的,如果我餓了,她寫道,我就應該把冰箱裏面昨天的飯拿出來加熱,晚上我可以把橘子一并吃掉,因爲沒有人吃的話橘子就該壞了。

我多麽希望我命不久矣;可是就像總所周知的那樣,吃了腐壞的橘子不會有事,靠得住的東西只有利刃那樣的尖銳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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