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如綿柔若絲：明人對「建文」時代的追尋與還原

【本文於2021年聖誕節後動筆寫作，原擬發表於香港網媒上，可惜事未成。文章原題為〈記憶與歷史的張力：明人對「建文」時代的追尋與還原〉但近日聆聽MC張天賦歌曲有感，故改成此題。】

引言：記憶如何塑造╱呼應歷史？

       拙文〈清代戲曲舞台上的明史：亡國場景的再現〉討論了清人如何以戲曲藝術追憶崇禎之死此一歷史事件，筆者文末指出：「當要呈現本屬過去的歷史，少不免有對當下的顧忌，尤其對抗官方主旋律的論點與定調，所要付上代價非所有從演者均能承受。」這不是清代或者現代中國的特有，這些壓力於近日尤為明顯，當多間院校出於對《港區國安法》的顧忌，紛紛清除與1989年六四事件有關的紀念物，引起不少反響。「清除」紀念物是否代表記憶的消失、歷史的不存在？答案可想而知(當然筆者不希望大家只停留在「一九八九年春夏文交的政治風波」這樣的歷史評論)。本文的主題會由明清之交回到明初一場血腥內戰「靖難之變」，討論貫穿整個有明一代的歷史時空，不同社會階層怎樣面對一個歷史斷層。近十年間，先後有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吳德義教授和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的何幸真女士各自推出專著討論明代不同社會階層，上至官方朝廷，下至黎民百姓，怎樣記憶、敍述短短四年的建文時代，而本文將追隨兩本著作的足印，討論永樂以降至明末清初近五百年的建文史敘述。

靖難之役的歷史敘述

       故事回到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夏天，七十一歲的明朝開國君主朱元璋離開人世，皇太孫朱允炆奉祖父之命登上皇位，宣布改元「建文」，史稱建文帝。從這一個年號，不難感受到新君有意對洪武時代的嚴刑峻法作更正。建文帝將兵部左侍郎齊泰提升為尚書、翰林修撰黃子澄升為太常寺卿，又將蜀世子師方孝孺召入京師任之為翰林院侍講，大有一反洪武嚴政之勢。但要實行建文仁政，建文帝一群手握重兵的叔父就成了無形中的阻力。

       明太祖生有二十六個兒子，長子朱標於明朝一建立後便被立為皇太子，可惜未及登位便先於父皇在洪武二十五年逝世；二子朱樉、三子朱棡、十子朱檀亦在洪武末年逝世，八子朱梓在洪武中期因胡惟庸案自盡，九子朱杞和幼子朱楠幼年夭折。在建文帝即位時，尚有十九人在世，當中又以燕王朱棣最長。由於太祖的安排，諸王出鎮各地，手握重兵，如朱棣駐守昔日元朝的首都北平、寧王朱權駐守大寧(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寧城縣)、遼王朱植駐守廣寧(今遼寧北鎮市)，此三王本身就有抵禦北元殘餘軍事力量的任務。

       建文帝即位後援引先皇遺詔，下令「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讓他們留守封國無需赴京奔喪，即使朱棣已趕至南京也為人所請回去。之後新君在齊泰、黄子澄的建言下，開始清除叔父們。按《明史．恭閔帝本紀》的記述，建文帝即位不久後便下手整肅叔父：

洪武三十一年

八月：周王朱橚(太祖第五子)為其次子所誣告，被召至南京，以罪廢為庶人。

十二月：建文帝派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以監視燕王。燕王則以裝病作瘋為回應，令建文帝在翌年正月釋放其三個兒子回北平。

建文元年

四月：湘王朱柏(太祖第十二子)全家自殺；齊王朱榑(太祖第七子) 及代王朱桂(太祖第十三子) 被召至南京，以罪廢為庶人。

六月：岷王朱楩(太祖第十七子) 以罪廢為庶人，流放至福建漳州。

七月：朱棣正式起兵，燕軍先後攻下北平附近的薊州、通州、遵化、密雲、居庸關。建文帝頒布詔書削除朱棣宗籍，宣布明令討伐朱棣。

八月：召寧王朱權及遼王朱植至南京，寧王拒不奉詔。

       綜合《明太宗實錄》、《明通鑑》記載，當燕王朱棣裝病作瘋一事為其長史葛誠密奏揭發，其派至南京奏事的使者就被逮捕下獄，被迫招供燕王有異樣。建文帝便下密旨命張昺、謝貴及張信逮捕燕王，張信經考慮後決定投靠燕王，將建文帝的計劃全盤托出。燕王決定先下手為強，誘捕張昺、謝貴，並殺死葛誠，正式起兵對抗建文朝廷。

       但正所謂「師出有名」，燕王也需要合法、合理的說法支持自己起兵，他就以《皇明祖訓》的規定為由，原來明太祖曾令：

「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邊藩，三年不朝。許令王府官、掌兵官各一員入朝。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規，委任正臣，內無奸惡，三年之後，親王仍依次來朝。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既平之後，收兵于營，王朝天子而還。如王不至，而遣將討平，其將亦收兵於營。將帶數人入朝天子，在京不過五日而還，其功賞續後頒降。」

燕王以「清君側」為由，矛頭直指建議削藩的齊泰、黃子澄二人，看似理由很充分，但卻無一道天子密詔，只依賴《皇明祖訓》的威力。南京方面亦很快收到燕王起兵的消息，建文帝在齊泰的進言下頒布廢除朱棣宗籍的詔書，並作出軍事應對的布置。然而很快不足一個月，燕軍就把北平附近的數個軍事要地拿下，連谷王朱橞也急忙收拾行裝自宣府(今河北張家口市) 出逃。明太祖在位中後期清洗功臣的惡果在此時就暴露無遺，由於參加元末農民起義與明朝開國戰爭的武將，要不死於胡惟庸案或藍玉案之牽連下，就是垂垂老矣，建文帝只能起用六十五歲的老將耿炳文主持討伐，起用閒居在家的郭英，赦免被貶回鄉的俞淵。

八月燕軍和耿炳文手下的官軍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市)開戰，燕軍在設計之下奪取了真定附近的雄縣、鄚州，又誘其移營滹沱河之北岸。燕軍乘機偷襲，以主力牽制官軍，燕王自率精兵攻官軍側翼，令官軍迅速潰敗，耿炳文撤入真定城內以不足十萬人堅守不出，燕軍被迫後撤至北平大本營。而南京接到真定一役失利消息，竟然決定臨陣換將，黄子澄推薦開國功臣李文忠之子、曹國公李景隆接替耿炳文。這位李大將軍的表現，令我們不免想起戰國後期趙國「紙上談兵」的趙括，按《明史．李文忠傳》的說法是：「讀書通典故。長身，眉目疎秀，顧盼偉然。每朝會，進止雍容甚都，太祖數目屬之。」兵書讀得好，卻是缺乏實戰經驗，只是一個公子哥兒，又無法和老將們合作。燕王得知李景隆代任大將軍並委以五十萬官軍一事，便笑言：「李九江，紈綺少年耳，易與也」，並指出其領軍有「五敗」之可能。

燕軍隨後分出部分兵力與進攻永平(今河北秦皇島市盧龍縣) 的官軍作戰，另外在世子朱高熾主持下堅守北平，抵禦李景隆自山東德州一路北上的十萬官軍。燕軍之後在十月又爭得大寧的寧王部隊和朵顏三衛的加入，回師擊潰李景隆圍攻北平的官軍，上演了一場以少勝多的「鄭村壩之戰」。此戰以後，改變了戰局的天枰，燕軍開始佔優。

建文元年十二月至建文二年正月，燕軍轉攻代王封地山西大同，迫使李景隆率官軍救援，無功而還。四月官軍自德州北伐，至今日河北雄縣的白溝河至燕軍會戰，早期雙方陷入僵持，卻因為天氣突變，燕軍繞至官軍後突襲放火，官軍一下子潰敗撤回德州。燕軍繼而順利進攻山東，取下德州，進圍濟南。

由建文二年五月至八月，雙方進入相持階段，官軍在山東參政鐵鉉的主持下死守濟南，燕軍一直無法攻下，特別是鐵鉉在濟南城牆上掛起「高皇帝神牌」，迫使燕軍放棄炮攻濟南。隨後建文帝撤換李景隆，以盛庸代之，並在十月於山東聊城發起東昌之戰，官軍再度全面控制山東，燕軍損失慘重撤回北平，自此燕王放棄先取山東再圖南京的策略，改為以安徽為戰略目標。建文三年三月燕軍發起夾河之戰，成功取勝，一度全面取得河北，但往往因燕軍兵力不足而棄守，令官軍仍能進取地以真定為中心和燕軍決戰。另一方面，燕軍六月又自山東濟寧秘密南下至沛縣偷襲官軍糧道，一度引起南京的不安。

值得一提，燕軍和官軍是邊打邊談判，建文帝以貶斥齊泰、黃子澄為策求和，希望令燕王失去開戰理由主動撤兵，且又暗地聯絡世子朱高熾，企圖爭取其反正，希望引起父子兄弟矛盾。另外又允許盛庸等將自遼東、真定、保定等地繞道偷襲燕軍的後方，但又明令諸將「毋使朕有殺叔父名」，導致每回燕軍失利而朱棣殿後撤退時，官軍往往不敢抗旨乘勝追擊。

建文三年十二月燕軍正式改變策略，直奔長江，建文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攻下沛縣，進圍徐州，三月又攻安徽宿州，並發起靈壁之戰，順利擊敗官軍，一路取到泗州，燕王更親自拜祭祖陵。五月十七攻下天長，翌日攻下揚州。建文帝在方孝孺建議下頒詔罪己，又下令各地知府勤王。但六月初三燕軍擊潰盛庸率領的官軍，成功渡江取得鎮江，迫近京師。建文帝多番派人談判，均無結果而終。十三日駐守金川門的谷王和李景隆主動開城迎降，靖難一役至此結束。

南京之火：建文的「消失」與忠臣的結局

       燕軍進陷南京後，建文帝放火燒宮，皇宮一片火海，建文帝自此消失人世，其皇后馬氏則死於火災。由明廷修成的《明太宗實錄》、清初《明史紀事本末》、清中葉《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另稱《明紀綱目》)，乃至晚清《明通鑑》，對建文帝的下場均有不同說法。

燕王派人先行入京，得知建文帝「已死」的消息，將馬皇后屍體以天子禮安葬。燕王入京時，文臣楊榮迎立馬首向其進言：「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明史．楊榮傳》) 燕王轉而先拜謁明太祖的孝陵，而留京的諸王與文武百官紛紛上奏勸進，請燕王即位。六月十七日，燕王登基，是為明代第三位君主明成祖。

成祖登基同時又下令追捕「奸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並於六月二十五日當眾處死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三人，與其相關者大多被殺或流放，卓敬、暴昭、練子寧等其他建文舊臣亦先後遭禍或自盡。(見注3) 其中最令人著目當為方孝孺「誅十族」一事，即在傳統的九族以外加上學生朋友。有趣的是「誅十族」敘述最早始見自明中葉祝允明的《野記》，後於晚明《明熹宗實錄》得到官方確認，後為晚明錢士升《皇明表忠記》、清初《國榷》及《明史紀事本末》所繼承，亦見於《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上一》。(見注4) 筆者不免對「誅十族」此事真偽有所疑惑，尤其見以下清代官修《明史．方孝孺傳》的文字：

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

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稌潛錄為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

節錄自《明史．方孝孺傳》

引文指出成祖曾答允姚廣孝不殺方孝孺，方孝孺卻拒絕支持成祖，成祖怒而殺之，卻沒有提及其他與方孝孺相關人士的下場，以致可信度成疑，我們只能從《明史．成祖本紀一》的「(建文四年六月)丁丑，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竝夷其族」作推測。(關於建文忠臣後代的下落，將於下文詳論)

奉天靖難：永樂建立「正統」的努力

       按《明太宗實錄．卷十上》所載，建文四年七月初一，成祖頒布即位詔書，開列二十六項條文，第一即為「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其二為「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首次公開否定建文年號使用及建文帝的合法性。

而吳德義教授《政局變遷與歷史敘事：明代建文史編撰研究》第一章〈明成祖的迫害與歪曲〉即集中討論成祖在永樂年間如何否定建文帝作為、詆譭建文帝人格，他的做法便是兩度重修《明太祖實錄》及發表四卷《奉天靖難記》。

《奉天靖難記》作者失傳，寫作時間可推斷為永樂二年成祖冊立太子及諸王之後，因其稱成祖為「今上」、朱高熾為「太子」。吳德義指出：「該書作為『靖難之役』的第一部史書，它所確立的書法原則在相當程度上主導了明前中期的歷史編撰。」(頁29) 《奉天靖難記》創立以下五大書寫建文史之原則：

一、   不使用建文年號，改以洪武紀年；

二、   以本名「允炆」稱呼建文帝；

三、   稱南京官軍為賊；

四、   指斥齊泰、黃子澄為奸臣；

五、   稱朱棣起兵為「靖難」

而《明太祖實錄》初修於建文元年三月，不見於世，大有可能毁於靖難戰火，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成祖下敕重修《明太祖實錄》，在敕諭中他嚴厲批評建文本《實錄》「遺逸既多，兼有失實」「任其私見，或乖詳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甚美弗彰，神人共憤，蹈於顯戮，咸厥自貽。」此次重修歷時八個月，成祖打著為太祖鳴不平的旗幟，要藉此重修令父皇功業永垂後世，更何況修史者也要為尊者諱。是次重修由李景隆、茹瑺二人監修，解縉總裁其事，歷時八個月完成。但明成祖似乎仍不滿意二修本，在永樂九年竟然下旨第三次修《明太祖實錄》，又花了七年直至永樂十六年才最終定稿。自此以後，類似的事在明清兩代史學多次發生，如晚明的《明光宗實錄》在黨爭格局兩度修撰，《清太祖實錄》在清初的三次重修。我們不禁會問：「不斷重修是令我們和真實的歷史距離是愈接近或愈疏遠？」

參照楊永康博士《明代官方修史與朝廷政治》第五章〈明代官方修史與朝廷政治鬥爭〉，除了《明太祖實錄》及《奉天靖難記》的修撰，成祖在位期間曾修撰一部明室家譜《天潢玉牒》，追述明太祖的宋元家世。而流傳後世的五大抄本均是有說無譜，殘缺不全，抄本之間對太祖家庭的敘述又互相矛盾，從而引發上世紀三十年代明史學界就明成祖生母的爭議，他們無獨有偶均承認成祖為孝慈高皇后(馬氏，太祖正妻) 所生，問題是懿文太子、秦王和晉王太祖首三個兒子的生母是誰。「二子」說支持了成祖的嫡子地位，卻與明太祖《皇明祖訓》的主張有所矛盾；而「五子」說亦也支持了成祖，卻無法合理化自己繼承帝位之舉。

從洪熙到正統：「靖難」論述的調整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成祖於第五次北伐途中，在榆木川病死，享年六十五歲。經過安排，成祖靈柩奉移回北京，皇太子在八月十五日正式登極，是為明代第四位君主明仁宗，翌年改元「洪熙」。可惜仁宗只在位不足就十個月便去世，再以自己的長子朱瞻基繼位，是為明代第五位君主明宣宗，翌年改元「宣德」。

       按照歷史慣例，新君嗣位後其中一個要務，就要為前代君主編撰實錄。仁宗也按例開始修撰《明太宗實錄》，並在宣宗繼位後繼續完成工作，至宣德五年完成，合共二百七十四卷。此《實錄》首九卷另名〈奉天靖難事跡〉，專記洪武三年至建文四年之事情，涉及靖難之事。另外成祖去世後安葬於北京天壽山長陵，仁宗為其立〈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親撰碑文，該碑之書法則出於當時著名書法家程南雲之手，這份碑文在明代建文史研究和皇陵研究均非常重要，因為它代表了仁宗個人對靖難之事的矛盾觀點。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下了一道御札給禮部尚書呂震，提出釋放部分建文諸臣遺屬，恢復其人身自由，歸還田地，並於十二月下令兵部付之實行。但這不能說是平反，只是有限的寬恕，他們仍然是官方眼中的「奸黨」。然而在所見收入明人文集的〈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碑文，仁宗的表述就更為複雜，他無法不承認建文帝確實君臨天下，又不能否定父親的權威，從而危及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從而採取含糊其辭的書法(見注)。仁宗去世後，《明太宗實錄》 就在明宣宗、靖難功臣和降臣三批力量的合力推動下寫作完成，其歷史書法嘗試兼採〈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和《奉天靖難記》兩者做法，拋棄了《奉天靖難記》針對建文帝的過多誇張失實之內容，一定恢復了為《奉天靖難記》破壞的建文朝史。

同病相憐：明英宗與建文君

       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被幽禁南宮近八年的太上皇朱祁禛在徐有貞、石亨等人為首的一批大臣支持下發動政變，再度登上帝位，當年改元為天順，明英宗由此開始其對大明王朝的第二次統治，史稱「奪門之變」或「南宮復辟」。同年十月英宗突然下敕把吳庶人一家安置至中都鳳陽。

       在上文我們一直談論的重心均在於建文帝個人或他的一眾大臣，建文帝的家人在靖難之後的下場究竟是如何，本文上半部分從未提及。原來當年建文帝即位後，曾經追尊父親懿文太子朱標為皇帝，嫡母敬懿皇太子妃常氏為皇后，生母呂氏尊封為皇太后，冊封三位弟弟為親王，長子朱文奎為皇太子。(注) 然而成祖上位後，廢除了給予朱標夫妻的帝后稱號，呂太后降為懿文皇太子妃，三位侄子先貶為郡王，然後再廢為庶人軟禁，其三弟朱允熥被稱為「吳庶人」(注)。建文帝存活的次子朱文圭則被幽禁中都，被稱為「建庶人」。

       天順元年距離靖難已經半世紀有多，為何明英宗會對這件歷史往事作出處理？曾經在天順時期及之後的憲宗成化年間出任內閣首輔的李賢在其著作《天順日錄》說：「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即英宗本人很大出於同病相憐的同情，才和李賢等重臣商討赦免建文家屬一事，付之實行。而當時吳庶人本人已死，尚有一批家人在世，建庶人則仍在世。按《天順日錄》的說法：建庶人「且悲且喜，不意聖恩如此」，懷着悲喜交雜的心情重得自由。而釋放建庶人之事，則為清代官修《明史》史官盛讚為「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何幸真在〈英廟「盛德」：明天順朝君臣對「建文問題」之態度〉一文卻提醒我們，建庶人的獲釋並不代表明廷官方對建文史事的態度全方面逆轉，終天順一朝僅此一舉，英宗之後既沒有按祖父般大赦建文諸臣遺屬，也沒有恢復建文帝歷史地位。但李賢和《天順日錄》對後世產生的歷史化學作用，卻最終超過英宗和李賢君臣所想，為之後成化、弘治時代起的私人修撰建文史的嘗試開了一個先河。

從天順到弘治：明人隱微的建文歷史書寫與記錄

       第一，《天順日錄》是最早記錄方孝孺抗命殉節的文本，其言：

文廟過江之日，初即位，欲詔示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斬衰而行見。文廟即命草詔，乃舉哀大哭曰：「將何為辭？」敕左右禁其哭，授以筆，既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

引文中的「文廟」代指明成祖(諡號簡稱為「文皇帝」)，細心一看《天順日錄》的文字和上述《明史．方孝孺傳》甚為相似，不過這裏沒有「周公輔成王」的故事，也沒有誅十族之記載。但它是第一個正面抗衡《奉天靖難記》和《明太宗實錄》醜化方孝孺人格描述的歷史文本，在這裡方氏由一個奸臣搖身一變為至死不屈的忠臣。

與此同時，《天順日錄》罕有收入周是脩自殺殉節的故事，相較《明史．周是脩傳》頗為豐富：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脩﹚輩俱在朝，惟是修具衣冠諧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為贊繫於衣冠，自縊於東廡下。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為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這段文字是首次以周氏的盡忠來批評靖難降臣，要知道除了周氏，其他六人最後均轉投永樂政權，並進入中央政權核心，只有周氏拒降，選擇自殺明志。李賢以初唐的王珪與魏徵作類比，王、魏二人原本支持太子李建成，玄武門之變之後投靠唐太宗，對日後的貞觀之治作出貢獻，和這些降臣不二。李賢批評降臣雖然在永樂至正統年間令天下大治，卻無法彌補自己當年在南京城陷時的失節。

李賢在《天順日錄》更總括地評價方、周二人的忠節：

方正學之忠至矣，然獨恨其不死於金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輩為伍，斯忠成而不累其族也。考閱至此，令人有餘悲焉！嘗暨即建文諸臣論之，周氏之死，從容就義者；方氏之死，殆昔人所謂屈死之忠，忠而過者也。一時行遯諸臣亦各行其志，其在忠與智之間乎？下此無論矣。孝孺受業於宋景濂，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及也。

進入成化年間，出現了兩本和建文史記述的筆記，分別是尹直的《謇齋瑣綴錄》和宋端儀的《立齋閑錄》。前者只是將《天順日錄》的周是脩之死描繪得更有形有色，並嚴厲批判降臣稱他們大節已虧，本屬野史筆記；後者則是代表明代中期士人撰寫當代通史的嘗試，內容上起吳元年，下至成化三年的事。宋氏生卒年不詳，我們僅從《明史．宋端儀傳》得知其為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任禮部主事、主客員外郎、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傳記又言「端儀慨建文朝忠臣湮沒，乃搜輯遺事，為《革除錄》。建文忠臣之有錄，自端儀始也。」然而歷來卻未曾見過《革除錄》之流傳，只是見於明人文集的論述，如黃佐《革除遺事》、張芹《備遺錄》。吳德義老師提出如果從《立齋閑錄》現行傳世抄本推斷，遼寧圖書館所藏的明代四卷《立齋閑錄》抄本是最早的一個，其中第二卷便題為《革除錄》，收錄了建文年間的人物史事，對後世人了解這段歷史開了一道門。

吳德義也指出《立齋閑錄》有些提法甚為有趣，影響了明人對建文史的理解和研究，如「建文革除說」和建文帝被廢為庶人之說。前者是就成祖即位改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之舉作的言論，認為成祖廢除了「建文」年號的使用。這個說法可謂對錯交雜，的確《奉天靖難記》及《明太宗實錄》均拒絕使用「建文」年號，但〈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文卻稱建文帝為「建文君」，以至所謂廢除之舉很成疑問；後者則是明顯謬誤，「建庶人」是另有其人，更何況成祖起兵是以「周公輔成王」之名為由，得知侄子「死訊」後也曾經以厚禮安葬，何來廢其為庶人之舉。       

從正德到萬曆：明廷對建文時代取態的變遷

       正德、嘉靖年間是明代政治、社會、經濟出現變革的時候，其中一個代表性事件是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思潮崛起，另外又有明世宗登基後以「法祖」為號召的「嘉靖新政」。然而在嘉靖初年，當大臣提出表揚建文殉節諸臣，世宗卻拒絕表態，建議就此擱置。

       表彰建文殉節諸臣之議，始自稍早的明孝宗弘治年間，包括原禮部主事楊循吉、給事中吳世忠、户部郎中陳仁，更有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草擬奏疏提出補修建文實錄，只是未及上奏就因病去世。當嘉靖十四年八月給事中楊僎上疏提出表彰建文忠臣，請求為其修史立傳，追加諡號之時，地方為建文忠臣立祠祭祀亦已成風氣，例如前七子之首李夢陽任江西提學副使時，便為練子寧立祠祭祀，地方州縣也把建文忠臣入祀鄉賢祠。

       雖然世宗之所以拒絕表態，多少涉及他大禮議以後致力提升成祖的地位，以及自己和成祖一樣的旁支藩王出身，但他也沒有就楊僎的奏請、地方私下祭祀問罪，也就無異於默許，所以一大批文人就採取筆記小說方式記錄建文史事，其中一個有名例子就是祝允明的《野記》。上述提及的方孝孺「誅十族」、景清之「瓜蔓抄」、建文帝從南京出逃之說正是出自此書。此外又有張芹《備遺錄》、黃佐《革除遺事》、姜清《姜氏秘史》、許相卿《革朝志》等建文史研究著作先後面世，另外又有時人撰寫當代通史，嘗試記錄建文史事，如吳樸《龍飛紀略》、陳建《皇明通紀》、高岱《鴻猷錄》、鄭曉《吾學編》，豐富了明代建文史研究的面向。

       隆慶六年五月，幼主明神宗即位，同年七月頒赦詔宣布再行赦免建文諸臣，並明令允許地方官員建祠祭祀之行動。萬曆四年在應天巡撫宋儀望主導下，於大部分忠臣殉節的南京建成大表忠祠，萬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上疏懇請釋放建文諸臣之外親後人，獲得明神宗批准，交予禮部、兵部執行。與此同時，隆慶、萬曆初年的私修建文史活動仍然延續，如薛應旂《憲章錄》、朱睦㮮《革除逸史》、雷禮《皇明大政紀》、鄧元錫《皇明書》。

       伴隨著萬曆初期的大赦與公開祭祀，便是官修建文史的主張在萬曆中後期為大臣所提出。這個建議有以下兩點值得留意：

一、．提出修撰建文史的建議人往往會把重訂《景帝實錄》的建議一併奏請，當年南宮復辟，景帝降號為郕王，旋即薨逝，諡號為「戾」。成化初年俢《英宗實錄》時把景泰年間史事記入，稱為〈郕戾王附錄〉。成化十一年二月，明憲宗宣布恢復景帝名譽，上諡號為「恭仁康定景皇帝」，把西山陵寢改建為帝陵。但成化以後，景帝名譽洗刷之事便再無進展，終明一代，他只享有五字諡號，也沒有自己廟號，更不要說升袝太廟及修撰《實錄》。既然景帝名號已復，《實錄》之修也就順理成章，只是需要一紙詔書允許；

二、建議者也要求為建文帝君臣贈予諡號，既然表彰忠義，也需要一個官方評價，為諸臣立傳已無大礙，唯怎樣稱呼建文帝卻成了一個考慮，既不認可「革除君」之稱呼，也不敢明文稱「建文君」，或「上」或「帝」。

最終這些奏請均被擱置不理，這並不是出自明神宗在位後期的怠政，這些奏請大多在萬曆十六年之前，神宗及主持決議的首輔申時行均不會反對重訂《景帝實錄》，但問題若要「平反」建文帝，將危及對成祖靖難史論述，也勢必衝擊了成祖一系的正統與合法性，故置之不理。

       事情去到萬曆二十一年九月，禮部尚書陳于陛的修史奏請獲批後，翌年八月史館的設立終於引起熱烈討論，晚明史家、《國朝獻徵錄》的作者焦竑便上了一道〈修史條陳四事疏〉，力主為建文、景泰二帝立本紀，並如實記錄建文諸臣。繼而給事中楊天民奏請恢復建文年號，為御史牛應元、禮官范謙等、史官余繼登所和應。最終神宗下旨恢復建文年號，但沒有允許為建文帝立單獨本紀。可惜的是陳于陛修撰當代通史計劃，在萬曆二十四年陳氏病卒後便無疾而終，終究一部官方當代史沒有誕生。反而一大批私修建文專史在萬曆後期湧現，如屠叔方《建文朝野匯編》、朱鷺《建文書法擬》、張朝瑞《忠節錄》和許有穀《皇明忠義存褒什》；亦在一系列明代通史著作出現建文史的身影，如譚希思《明大政纂要》、何喬遠《名山藏》、黃光升《昭代典則》等。

最終的「平反」：晚明與盛清對建文史事之官方定論

       萬曆以後的晚明時代，明廷國事日非，內外交困，追崇建文忠臣氣節的主張更盛，更多以表彰忠義為目的之史書出現。另外在明清之際的遺民史家群體也出現公開針對明成祖的批判。崇禎十七年三月明廷中央政權的覆亡，也就令平反建文帝本人最終阻礙消失。同年七月，南明政權成立，福王登基後為建文帝上正式廟諡，追復懿文太子夫婦的帝后地位，補上忠臣諡號，希望以此激勵士氣，只是南明諸王政權在飽受內鬥禍害，外受清軍進攻，這些舉措均無法長久流傳。

清高宗乾隆元年，當官方修撰《明史》接近完稿之際，而當中第二冊本紀乃記錄建文時代政事，乃官修史料第一次恢復其獨立地位。清廷為方便命名本紀，採取官方集議為其上了一個三字諡號「恭閔惠皇帝」，故後世所稱之「明惠帝」即由此而來。乾隆四十一年清高宗下旨為晚明殉節大臣另撰一書，取名《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計劃途中加入表揚為建文殉節諸臣，為他們追賜諡號，此時距靖難已是三百多年，建文的帝位和他們的殉節終於得到官方平反，不再是奸臣，只是此時江山已不再復為朱家所有。

參考文本

吳德義：《政局變遷與歷史敘事：明代建文史編撰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何幸真：《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楊永康：《明代官方修史與朝廷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 。

謝貴文：《明實錄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

何幸真：〈英廟「盛德」：明天順朝君臣對「建文問題」之態度〉，《明代研究》第16期(2011年6月)，頁1至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