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顥熹

本名羅顥熹,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本科畢業,現於中文大學哲學系就讀文學碩士,興趣多元,對明清哲學、文學、歷史有所深究,近年涉足東亞政治、公共政策、倫理學及近代中國史之議題。

初讀《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 — 兼談葉靈鳳「投敵」疑案

抒情傳統、抗戰時期、香港文學、葉靈鳳

【原文曾於2020年4月16日於Medium發表,現轉刊於此,並增補部分內容】

引言

自2010年起,香港教育學院(現為大學) 的中國文學及文化研究中心開始了一個「《香港文學大系》編纂計劃」,以1919年為起點,搜集之後三十年(1919–1949)散落在不同地方的文學文獻,按文體編成十二卷(另加一卷《導言集》),於2014至2016年間出版,包括小說、戲劇、散文、新詩、舊體文學、文學評論。目前亦已開始《香港文學大系》第二階段的編纂。(按:2020年下旬,《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首四卷先後出版,分別為新詩卷一、新詩卷二、粵劇卷及歌詞卷,陳智德博士為新詩卷一之主編。2021年下旬散文卷一、二亦已出版)

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陳智德博士除了出任計劃顧問,亦主編了《新詩卷》一冊。另外他亦主持「日治時期香港文學研究──「和平文藝」與戴望舒、葉靈鳳等作家」的研究計劃,希望從中考挖被忽略、以致遺忘的「三年零八個月」香港文學史料,探索抗日戰爭時期「和平文藝」的理論及作品,從而逐步構建了這部名為《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的著作。此書出版後不久,陳博士在台灣聯經出版社推出另一新著《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將兩部大著並置閱讀,無異對有志於香港文學史研究的後進大有碑益,勾勒出香港文學八十年來的發展脈絡。

內容介紹

《板蕩時代的抒情》共分十二章,深入香港的時代定位、不同作家的命運、作品和文體,包括望雲和小說《人海淚痕》、徐遲的思想變化、古卓崙〈香江曲〉,乃至《再會吧,香港!》話劇。值得注意本書副題是「香港與文學」,而非純粹的「香港文學」,以求將香港和文學並列討論,「放在同一層面考掘其在抗戰時期的文化意義,最終要探窮的不單是『香港文學』的課題,也關乎香港這城市的時代呼聲及其種種衍生的觀念,如何與文學的發展同步。」(參第一章〈序論〉,「香港與文學」節)

第二章〈香港的「據點」位置〉及第三章〈抗戰時期的香港報刊〉探討抗日戰爭在北京、上海等地爆發後,國民黨及共產黨如何在香港推廣文藝,以爭奪文化話語權,乃至戰時本地報刊的發展。而第四章〈抗戰與「和平」〉及第五章〈寫實與抒情〉則轉向討論各種文學主張如何在香港爭競和抗衡:國防文學與和平文藝、寫實主義和抒情傳統。第六章〈文藝青年大召集〉追尋抗戰時期香港文藝新秀的培育,第七章〈香江雅聲〉研究近代中國(甚或香港)文學研究中被忽略的古典文學,第八章〈人物與刊物〉探索文人在戰時促進香港副刊、畫報、文學雜誌、兒童文學的發展。

第九章〈轟炸與銷毀〉、第十章〈淪陷與逃亡〉以及第十一章〈矛盾與抵抗〉三章分別討論不同香港文人如何在日軍侵港至日治時期生活與取態,如侶倫的毀稿、陳君葆忍辱以存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書、戴望舒和葉靈鳳二人與日本統治者的持續周旋。

在第十二章〈結論:板蕩時代的抒情〉,作者如此歸結全書:

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在人物、刊物、理念、空間四個基本因素上,構成從未出現過的文化面貌,不同作家為共同或至少近似的抗戰文藝理念工作,極力呼應、承接被戰火中斷的文化,也嘗試在當中有所轉化、有所創造,他們承接時代之聲,也超越了自己,同時造就了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間散發特殊氛圍的香港,以及文學:一種憂時傷國的、在板蕩時局中的抒情。

「憂時傷國的抒情」此語不禁令筆者想起夏志清教授,夏公曾以”Obsession with China” 一語概括五四以降的中國文學內在精神,此語翻譯過來可以是充滿儒家人文精神的「感時憂國」亦可為「情迷中國」。但不論如何這內在精神催生出來,大多是革命、救國的文學作品,抒情文藝往往被視作小家以飽受排斥。只是在戰火下的香港,「感時憂國」也意料之外生出文人的抒情聲音。

餘論:葉靈鳳「投敵」疑案

筆者自己認為第十一章〈矛盾與抵抗〉最為吸引目光,當中所討論葉靈鳳有否「投敵」一事,向來是香港文學史上一門公案,近年在一些香港文學主題的研討會,總會聽到有人提及之。葉氏在日治時期參與不少有日方背景的文藝工作,故受人質疑為「文化漢奸」。然而他本人戰後可謂把心一橫,由小說創作轉往史學考究,出版了《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錄》和《香島滄桑錄》,合稱「葉靈鳳香港史系列」,絲毫沒有為自己撰文辯白。明文批評葉氏「漢奸」始自一九五七年,當年大陸刊印的《魯迅全集》有一注腳提到葉氏:

「葉靈鳳,當時(按:指二十年代)曾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

葉靈鳳與魯迅早年因葉氏《窮愁的自傳》小說而結怨,當中有一情節說主人公用「將十二枚銅元從舊貨攤上買來的一冊《吶喊》撕下三面,到露台上去大便。」而人所皆知《吶喊》乃魯迅傳世代表作之一,葉氏此言可說不知天高地厚,也因此得罪魯迅,被批評為「流岷加才子」(其實這批評主要針對葉氏所參加文社的「創造社」而發)。奇怪的是有人指魯迅曾批評葉靈鳳為抗日戰爭時期的漢奸文人,筆者甚為好奇此說,因為魯迅一九三六年十月於上海去世,中日真正的戰事在翌年七月七七事變才爆發,葉氏和日方交往亦大概始自一九四一、四二年香港淪陷,魯迅不可能未卜先知。

不過亦因這部《全集》扣了葉氏「漢奸」罪名,有同坐實戰時眾多文人對葉氏行為的疑惑,再加上葉氏的不自辯,事情變成撲朔迷離。1975年葉氏去世後,公案也就懸而不決,要靠小思(盧瑋鑾) 老師、鄭樹森教授及熊志琴博士合力所編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小思老師一部八十年代的著作《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趙稀方教授近著《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等都有助我們再思考這門本該有答案的公案,即葉氏絕非文化漢奸,他在香港致力遊走於各方力量,希望爭取中國的勝利。

參考文本

陳智德:《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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