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 — 兼談葉靈鳳「投敵」疑案

【原文曾於2020年4月16日於Medium發表，現轉刊於此，並增補部分內容】

引言

自2010年起，香港教育學院(現為大學) 的中國文學及文化研究中心開始了一個「《香港文學大系》編纂計劃」，以1919年為起點，搜集之後三十年(1919–1949)散落在不同地方的文學文獻，按文體編成十二卷(另加一卷《導言集》)，於2014至2016年間出版，包括小說、戲劇、散文、新詩、舊體文學、文學評論。目前亦已開始《香港文學大系》第二階段的編纂。(按：2020年下旬，《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首四卷先後出版，分別為新詩卷一、新詩卷二、粵劇卷及歌詞卷，陳智德博士為新詩卷一之主編。2021年下旬散文卷一、二亦已出版)

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陳智德博士除了出任計劃顧問，亦主編了《新詩卷》一冊。另外他亦主持「日治時期香港文學研究──「和平文藝」與戴望舒、葉靈鳳等作家」的研究計劃，希望從中考挖被忽略、以致遺忘的「三年零八個月」香港文學史料，探索抗日戰爭時期「和平文藝」的理論及作品，從而逐步構建了這部名為《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的著作。此書出版後不久，陳博士在台灣聯經出版社推出另一新著《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將兩部大著並置閱讀，無異對有志於香港文學史研究的後進大有碑益，勾勒出香港文學八十年來的發展脈絡。

內容介紹

《板蕩時代的抒情》共分十二章，深入香港的時代定位、不同作家的命運、作品和文體，包括望雲和小說《人海淚痕》、徐遲的思想變化、古卓崙〈香江曲〉，乃至《再會吧，香港！》話劇。值得注意本書副題是「香港與文學」，而非純粹的「香港文學」，以求將香港和文學並列討論，「放在同一層面考掘其在抗戰時期的文化意義，最終要探窮的不單是『香港文學』的課題，也關乎香港這城市的時代呼聲及其種種衍生的觀念，如何與文學的發展同步。」(參第一章〈序論〉，「香港與文學」節)

第二章〈香港的「據點」位置〉及第三章〈抗戰時期的香港報刊〉探討抗日戰爭在北京、上海等地爆發後，國民黨及共產黨如何在香港推廣文藝，以爭奪文化話語權，乃至戰時本地報刊的發展。而第四章〈抗戰與「和平」〉及第五章〈寫實與抒情〉則轉向討論各種文學主張如何在香港爭競和抗衡：國防文學與和平文藝、寫實主義和抒情傳統。第六章〈文藝青年大召集〉追尋抗戰時期香港文藝新秀的培育，第七章〈香江雅聲〉研究近代中國(甚或香港)文學研究中被忽略的古典文學，第八章〈人物與刊物〉探索文人在戰時促進香港副刊、畫報、文學雜誌、兒童文學的發展。

第九章〈轟炸與銷毀〉、第十章〈淪陷與逃亡〉以及第十一章〈矛盾與抵抗〉三章分別討論不同香港文人如何在日軍侵港至日治時期生活與取態，如侶倫的毀稿、陳君葆忍辱以存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書、戴望舒和葉靈鳳二人與日本統治者的持續周旋。

在第十二章〈結論：板蕩時代的抒情〉，作者如此歸結全書：

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在人物、刊物、理念、空間四個基本因素上，構成從未出現過的文化面貌，不同作家為共同或至少近似的抗戰文藝理念工作，極力呼應、承接被戰火中斷的文化，也嘗試在當中有所轉化、有所創造，他們承接時代之聲，也超越了自己，同時造就了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間散發特殊氛圍的香港，以及文學：一種憂時傷國的、在板蕩時局中的抒情。

「憂時傷國的抒情」此語不禁令筆者想起夏志清教授，夏公曾以”Obsession with China” 一語概括五四以降的中國文學內在精神，此語翻譯過來可以是充滿儒家人文精神的「感時憂國」亦可為「情迷中國」。但不論如何這內在精神催生出來，大多是革命、救國的文學作品，抒情文藝往往被視作小家以飽受排斥。只是在戰火下的香港，「感時憂國」也意料之外生出文人的抒情聲音。

餘論：葉靈鳳「投敵」疑案

筆者自己認為第十一章〈矛盾與抵抗〉最為吸引目光，當中所討論葉靈鳳有否「投敵」一事，向來是香港文學史上一門公案，近年在一些香港文學主題的研討會，總會聽到有人提及之。葉氏在日治時期參與不少有日方背景的文藝工作，故受人質疑為「文化漢奸」。然而他本人戰後可謂把心一橫，由小說創作轉往史學考究，出版了《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錄》和《香島滄桑錄》，合稱「葉靈鳳香港史系列」，絲毫沒有為自己撰文辯白。明文批評葉氏「漢奸」始自一九五七年，當年大陸刊印的《魯迅全集》有一注腳提到葉氏：

「葉靈鳳，當時（按：指二十年代）曾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

葉靈鳳與魯迅早年因葉氏《窮愁的自傳》小說而結怨，當中有一情節說主人公用「將十二枚銅元從舊貨攤上買來的一冊《吶喊》撕下三面，到露台上去大便。」而人所皆知《吶喊》乃魯迅傳世代表作之一，葉氏此言可說不知天高地厚，也因此得罪魯迅，被批評為「流岷加才子」(其實這批評主要針對葉氏所參加文社的「創造社」而發)。奇怪的是有人指魯迅曾批評葉靈鳳為抗日戰爭時期的漢奸文人，筆者甚為好奇此說，因為魯迅一九三六年十月於上海去世，中日真正的戰事在翌年七月七七事變才爆發，葉氏和日方交往亦大概始自一九四一、四二年香港淪陷，魯迅不可能未卜先知。

不過亦因這部《全集》扣了葉氏「漢奸」罪名，有同坐實戰時眾多文人對葉氏行為的疑惑，再加上葉氏的不自辯，事情變成撲朔迷離。1975年葉氏去世後，公案也就懸而不決，要靠小思(盧瑋鑾) 老師、鄭樹森教授及熊志琴博士合力所編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小思老師一部八十年代的著作《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趙稀方教授近著《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等都有助我們再思考這門本該有答案的公案，即葉氏絕非文化漢奸，他在香港致力遊走於各方力量，希望爭取中國的勝利。

參考文本

陳智德：《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