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才女：《再讀張愛玲》的閱讀筆記

【原文曾於2020年3月18日公開發表】

引言：西方世界的張愛玲研究

       誠如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所言，張愛玲是一個「五四主流文學史無法安放的作家」，她既不同於魯迅所代表的革命文學，也與錢鍾書與沈從文的文風有異。所以在中國大陸現代文學史的書寫，張愛玲長期佔不上一席位。反而在西方現代中國小說研究，夏志清教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以長於一直被奉為中國現代文學宗師的魯迅之篇目來討論張愛玲，並大力推許其《金鎖記》，隨著劉紹銘教授1971年將《中國現代小說史》翻譯成中文，張愛玲的名氣終於在學界大顯。

       然而張愛玲卻是在六、七十年代遇上最窘困的日子，她以英文創作《少帥》的路上累受挫折，丈夫賴雅（Ferdinand Reyher）中風，長年癱瘓臥床。賴雅逝世後，張愛玲先出任雷德克里芙學校駐校作家，然後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ekley)陳世驤教授的邀請，出任中國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1971年5月，陳世驤教授在發表〈中國的抒情傳統〉演講不久突然猝死在辦公室，張愛玲之後也離任，兩年後移居洛杉磯，並隱居當地至1995年逝世，期間只有《雷峰塔》及《色‧戒》兩部作品刊行。由此看來，且與錢鍾書與沈從文對比，張愛玲的人生終局不可不謂晚景淒涼。

       嶺南大學中文系的許子東教授說過：「李歐梵是夏志清之後，王德威之前，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大家」。此話在張愛玲研究亦言，在夏公以後，李歐梵教授在《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1930-1945) 亦設有專章論張愛玲，他從哈佛大學退休來港後又撰有《蒼涼與世故：張愛玲的啟示》一書。李氏在《上海摩登》直接把張愛玲和上海(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上海，時值日本控制，故另稱「淪陷時期」)連繫起來，並指出張的不少作品到處都見到上海小市民的影子。張自己亦言，有些作品雖以香港作背景，實則以其借寫上海。

       王德威教授則撰有《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讚賞張愛玲為「祖師奶奶」，並意圖建立一個「張派」譜系，把張愛玲和台灣的白先勇與朱天文、大陸的王安憶、葉兆言和蘇童、香港的鍾䁱陽等作家連繫起來，指出他們各自承接繼續了張愛玲的神話。難怪有人盛言夏、李、王三人為「最會讀張的三個男人」。

       除了上述三位學者，不得不提夏濟安和劉紹銘二人。夏濟安教授乃夏志清教授之兄，早年在台灣大學外文系任教，乃李歐梵之師，又創立《文學雜誌》，為白先勇、王文興等台灣作家的提攜者。不幸的是夏氏於一九六五年突然逝世，無緣見到《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的誕生，但他卻留下了一份禮物：此書中的張愛玲一章譯本正是出自夏濟安的手筆。而劉紹銘教授除了七十年代主持《中國現代小說史》翻譯的工作，亦先後寫了三本與張愛玲有關的書《到底是張愛玲》、《張愛玲的文字世界》與《愛玲說》。

       回到核心問題，張愛玲在大陸文學史究竟如何從「被遺忘」上升到「被注目」？或許北京大學的溫儒敏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宏志教授為《再讀張愛玲》的文章可以給予我們一些啟示。《再讀張愛玲》是二千年嶺南大學張愛玲學術研討會眾多文章結集而成的書，除了溫、王二人，也有夏公、王德威、黃子平等教授之文章收入其中。

張愛玲如何被大陸接受：由被忽略到街知巷聞

       溫儒敏教授在〈近二十年來張愛玲在大陸的「接受」史〉先指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七十年代，張愛玲與錢鍾書、沈從文、路翎、廢名等作家被重新發現，當時他與其他北大研究生從圖書館庫本發掘出他們的作品，在閱讀的過程也同時改變他們既有的文學史觀。隨後他們又有機會接觸到《中國現代小說史》原本，肯定自己藝術判斷，即「張愛玲是不應被文學史遺忘的一位傑出小說家」。溫儒敏自己更嘗試在中國社科院簡報發表一篇譯介《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文字，並提到張愛玲。由此可見，七十年代乃中國大陸「重新發現」張愛玲的時刻。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得以進入大陸，大陸學人亦得見港、台兩地評論張愛玲的文章，開始了「讀張」潮流，從而開啟張愛玲進入大陸文學史家及研究生論文視域。顏純鈞〈評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趙園〈開向滬港洋場社會的窗口〉，均是嘗試考察張的小說題材、手法與風格，並留意到其與新文學主流之不同，小心翼翼對其作出肯定。

       八十年代中期，大陸中國文學研究從純粹為文化大革命受冤的作家作「翻案」文章，轉向探索「邊緣化」作家，尤其是張愛玲，以重新打量及調整文學史的敍述板塊。一九八五年〈傾城之戀〉在《收穫》的刊出，除了為文革後張愛玲作品首次在大陸刊物刊登，亦代表其影響開始躍出學術界，面向社會。很多學者在現代中國文學或文學史的課程必然提及張和她的作品，但在文學史書寫卻仍舊隻字不提。溫儒敏、錢理群和吳福輝一九八四年所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可算得上第一次把張收入大陸文學史，討論其在上海淪陷時期的創作。

       同時「方法熱」此時在學界興起，在討論張愛玲之時更多從其小說手法之特異作切入，如意象、象徵、心理分析等。如胡凌芝〈論張愛玲的小說世界〉、饒芃子和董仲年〈張愛玲小說藝術論〉均重視對小說結構、語言和風格的分析，同時仍指出張如何揭示洋埸社會黑暗一面，肯定其對現代文學的貢獻。另有幾篇文章開始探討小說的人性內涵，並對其創作現代性特徵的分析有更深入的分析，如宋家宏〈張愛玲的「失落者」心態及其創作〉。

       而正如前言，「讀張」風潮已經自學術走入社會。在〈傾城之戀〉獲刊登後，張的早期小說集《傳奇》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原本刊印，一九八七年散文集《流言》以「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之一獲上海書店刊印。寧夏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廣州花城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多部張愛玲小說集，溫儒敏指出當時張「在政治上比較複雜」(按：張的第一任丈夫為著名漢奸胡蘭成，又加上生活於淪陷時期的上海，不免沾上了「漢奸文人」之嫌。四九年以後又因為《秧歌》及《赤地之戀》兩部小說而受中共排拒)，所以出版社大多先以「研究和教學資料」之名出版這些小說，發現銷路不俗，便爭相出版，打着「現代通俗小說」之名。

       九十年代前期的張愛玲學術研究風氣，從資深學人吹至年輕學子，溫儒敏指出不少本科生和研究生都以張作論文主題，題目除了之前已有的小說意象與結構分析、心理描寫，更有針對其文化模式及女性主義的評論。另外，有不少學者動筆為張作傳，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初的四年間就有四本張傳誕生(王一心《驚世才女張愛玲》、于青《天才奇女張愛玲》、阿川《亂世才女張愛玲》與余斌《張愛玲傳》)，前三本以書名之渲染吸引一般讀者，文字上也講求傳記的文學性和可讀性；余斌一書則重學理，對張的生平、身世、創作有細緻的剖析，並吸收海外的張愛玲研究，這些傳記之出現也促成前言的學術風氣漫延。可以簡單歸納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是張愛玲「復出」時期，不但影響了學界，也影響了當代大陸文學創作，如蘇童和王安憶二人，可以說王德威提出有「張派」傳人之說不無道理。

       與此同時，安徽文藝出版社於一九九二年出版四卷《張愛玲文集》，掀起一股盜版潮，打著「文集」、「全集」之名的出版物紛紛登場。尤其在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因張愛玲在美國突然仙逝，作品發行迅速火熱起來，大陸不同媒體均對其「死」作出重點報道，彷彿使張「活」過來，令文學研究的「張愛玲熱」遍及社會，令「張愛玲」成為一個文化符號，為大眾所接受，特別是她在文字中對世俗人生一切慾望以及平民生活的書寫，道盡塵世男女悲歡離合，連繫女性生命。當時流行的新寫實主義、新市民文學、小女人散文都可以見到張愛玲文學之影響。

張愛玲進入文學史之旅：從被排拒到被收編

       如果溫儒敏教授的文章是關於張愛玲如何被大陸接受，王宏志教授在〈張愛玲與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史書寫〉一文則是處理張愛玲進入現代文學史艱難之路，他首先指出張愛玲早於四十年代以《傳奇》成名，卻長期不見於現代文學史超過三十載。若非《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流傳和部分介紹張及其作品的文章，可以說張愛玲「缺席」現代文學史之象只會持續下去。

       王氏指出二十世紀的文學史書寫與教育不無關係，很多文學史書本身就是教授們自己的講稿，朱自清〈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和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正是例子。但一九四九年以後，文學史書寫除了與教育掛鉤外，更要受國家政權的干預。在國家領導人眼中，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進程和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近乎同步，且不少文壇領袖或作家本身就是中共領袖或黨員，包括陳獨秀、茅盾、丁玲、郭沫若等人。所以文學不免和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在一九五一年發表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 〉便有所體現，當中要求文學史課程「突出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作用，突出中共對新文學的領導及成績，以證明新民主主義文學，是屬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作為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本現代文學史書，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便是採用上述〈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 〉指導思想，但亦飽受不少批判，如過分著重文學的藝術性及收納不少「資產階級作家」及「反動作家」。而一九五五年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吸取教訓，則明確以革命史的方式書寫文學史，加強了政治事件和背景的描寫，並把作家們按他們政治取態作分類為「革命」、「逼步」及「反動」，從而把不少作家清除出文學史記述。丁易又為個別作家立專章專節，包括魯迅、郭沫若和茅盾。後來的文學史書寫承襲此做法，並加上巴金、老舍及曹禺三人，「魯郭茅巴老曹」六人便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正統。

五十年代後期，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從個人寫作轉向集體寫作，由大專院校學者或學生牽頭編寫。集體寫作有利有弊：利在於容易徵集資料，並可短時間內成書；弊即在使眾多文學史變得千篇一律，毫無特色可言，尤其無法突出個別學者的專研成果。此種風氣一直漫延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學術活動得以恢復，唐弢主編的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也是專家學者的集體作品。

王氏接着討論「張愛玲為何長期不得入中國現代文學史？」此一問題，如果參照五十年代以降的文學史書寫背後的思想，即以政治作考量，張愛玲顯然不合格並受到批評。首先作為晚清名臣李鴻章的外曾孫女、「清流派」張佩綸的孫女，張愛玲就背上「出身不好」的污點，但李張二人跟她並無瓜葛，說不上可用來攻擊張愛玲的理由。

第二就是家庭背景，母親黃逸梵為深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女性，祟尚西方文化，非常前衛，她為張愛玲提供的生活質素和水平非常豐厚，從而影響張的價值觀。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絲毫不隱瞞自己對錢的重視，她說：「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對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引自〈錢〉)。離開中國大陸後，她的散文談跳舞、音樂、書、畫、飲食，顯示她作為中產階級的品味與愛好。而且她又有個人主義色彩，重視打扮衣飾，這在不少跟張愛玲相識的人所寫的回憶文字有所反映。

王氏認為張愛玲不是對政治一無所知，但政治往往不是她考慮的因素，如她和胡蘭成的戀情就是一個佳例。胡的政治取向、行為飽受非議一早為人所知，然而張卻毫不理會，在知道胡仍有正妻全慧文的情況，仍然願意下嫁胡，並容許胡與她人有染，可以看出她在愛情上的不理智，更何況政治。當然今日再回看，張愛玲也是可憐，畢竟胡蘭成不僅是漢奸，更是一個出了名的負心漢。

張愛玲在淪陷時期正好開始大量發表文學作品，例如〈傾城之戀〉、〈金鎖記〉、〈紅玫瑰與白玫瑰〉等，而這些作品大多刊登於「日偽」系統刊物如《古今》、《天地》、《雜誌》，但正如張自己在《傳奇》再版寫的序所的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柯靈也說：「她(張愛玲)的主張是『趁熱打鐵』。」從此也可證明張個人主義的一面，對所有事情均是很現實，她不會理會刊物的政治立場，更何況在選擇是否參加某些有「日偽」系統人士參加的社交活動，如一九四五年七月的《雜誌》主辦的「納涼會」，張愛玲更與位列「上海七大歌后」的李香蘭(山口淑子)留有合照(該合照收入張愛玲的《對照記》，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黃心村教授在〈光影斑駁：張愛玲的日本和東亞〉一文對此合照有深入討論，文章收入林幸謙教授主編《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一書) 。

在政治優先的情況，張愛玲根本不能被收納大陸文學史書寫。但王氏亦提出可以從文藝角度出發，從張自己的作品再了解為何她被排除文學史書寫。如果再次留意她發表作品的刊物，不難發現它們大多是所謂「鴛鴦蝴蝶派」的刊物，所發表之小說大多寫通俗愛情。而張自己的小說風格與閱讀興趣也傾向於通俗文學，例如《海上花列傳》(她晚年投放心力在此書的翻譯)、《二馬》、《老殘遊記》、《離婚》、《日出》等。或多或少文學史家也就乾脆把張視作「鴛鴦蝴蝶派」。而五四以降的主流文學論述，特別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推手，毫不含糊地把「鴛鴦蝴蝶派」推至對立面，加以批判，此種論述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更為加劇。

且張愛玲在文字裏有意無意流露出自己對左翼文學的不滿、輕視。她眼中的文學之美就是悲壯、蒼涼，她不寫戰爭、革命，只是戀愛，她相信「以人生的安穩作底子」的文學作品才是好。縱使她說這些話並不是直接衝向左翼文學，更多是當時人們推許的抗戰文學。而且張可以說對無產階級文學毫無興趣，不會亦不打算寫，並故帶幽默對之作嘲諷。柯靈在〈遙寄張愛玲〉如此說道：「一九四九年，在張愛玲看來，對她無疑是災難。」王氏強調張愛玲去國後的行為並不能夠解釋為何張愛玲不能進入文學史，因為文學史家在五、六十年代寫書時，張愛玲可能根本未寫成作品，或是讓它們流傳至大陸。不論她為美國新聞處翻譯的反共文章，或是寫了《秧歌》與《赤地之戀》這兩部反共意識濃郁的小說。

王氏隨後論及八十年代曇花一現的「重寫文學史」運動與張愛玲的關係，此運動提出把文學史從政治革命式的書寫解放，主張以文學史家的個人審美及藝術觀作評價作品之標準，且提倡打破現、當代文學二元劃分的格局，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此一觀念來涵蓋，更重要是提出恢復個人書寫的文學史書寫法。「重寫文學史」運動和《上海文論》很快受到中共打擊，因為在《上海文論》刊登的大多都是直接批判如丁玲、茅盾、趙樹理、郭沫若、柳青及郭小川等重要左翼作家的文章，甚至直指毛澤東自〈在延安文藝座談的講話〉(即著名的「延安整風」)以降的文藝政策。但仍不能說運動完全失敗，至少現、當代文學之分終究被打破，代之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且亦出現個人書寫的文學史。一九八四年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簡史》乃時隔近三十年後首部個人文學史著，而張愛玲亦借機得以走入中國現代文學史裏。

但成功進入了文學史以後，文學史如何評論張愛玲也是一個問題，王氏指出黃修己雖没有明言，但或多或少他是有讀過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要不然他不會加上張愛玲，然而受政治、文化格局所限制，他只能依從既有模式和重點去發展對張的論述。在他的論述結尾，為了表示政治正確，他說：「這已經預示了當人民革命風暴來到後，她的思想將趨向反動。」

之後不少文學史家承接這種論述，並指出要讀懂張愛玲就需要了解她的家庭與生活背景，即：她生於一個敗落的官紳家庭，卻又活在近代中國最摩登的上海，這樣建立其思想和作品的思想內容，即「處在洋化環境裏卻依然頑固地存留着的中國式封建心靈」，以及「西方的所謂現代文明和東方的古舊腐朽的封建文化十分荒誕地結合一起」。有部分文學史家更點出張的作品「既不同於左翼作家從社會剖析的角度寫洋場，也不同於新感覺派的都巿小說」。即使張也寫愛情，當中「既沒有追求個性解放的青年男女戀愛中的純真，也沒有籠罩着古風的舊式婚姻的純樸」。王氏直言：「張愛玲之所以為張愛玲，並不在於她寫了一些反映大家庭沒落或人生和人性醜惡的小說，這在不少的『主流』作家的作品中也有足夠的描述。張愛玲的價值，在於她怎樣去把這些她所熟悉的(甚至其他人也熟悉和寫過的)主題寫出來」。柯靈更說：「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張的高超文學技巧正是其長。

張愛玲作品藝術技巧繼而在九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得到肯定，指其具備傑出藝術才華和把握藝術技巧的能力，堪稱中國現代一流的小說家。她的小說最大特色即在於新、舊的混合和交接，「亦洋亦古、亦中亦西、亦雅亦俗」，承接傳統章回小說，注重故事性，又融入家庭倫理、市井風味等都市民間文化精神，且加注現代文學對人性關注、道德關懷、心理探討與描寫。可以發現文學史家側重於張愛玲的「非政治」性，讚賞其藝術成就。但張愛玲五十年代充滿政治意味的作品卻隻字不提，不能在文學史展述，王氏認為這是不能迴避。

王氏在細讀大陸不同文學史對張愛玲的論述後，和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論述加以比較，表示這些論述毫無震撼之感，畢竟張愛玲名字沉寂了一段時間，夏志清的聲音有振耳欲聾之效，令其被在七十年代重新發現，而且佔了書中不少篇幅。而大陸張愛玲研究文章日趨增多，文學史書寫往往落後於研究成果。另外這些文學史沒有打破原來論述格局，對史家言張愛玲只不過值得多一點點討論的作家，和錢鍾書、師陀、戴望舒、朱湘、李劼人、豐子愷、徐訏、無名氏……一樣被重新引入，這和夏志清的情況有異。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序明言文學史家首要工作為發現及評審優美作品，也就解釋為何他着力於書寫被遺忘的作家和作品。他對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師陀、姜貴給予前所未有的評價，設專章論之；大陸文學史家則是努力為張愛玲尋找位置安放，大力肯定她的文學藝術，卻有意無意把她視作於主流、正統以外，可見兩者之不同。

小結：「張看」的方法

       本文只是一初步歸納中國大陸在過去四十年如何接受、如何接納張愛玲的文章，可以是一個歷史回顧或是閱讀筆記，並無對張自己的文本及改編的討論，畢竟筆者年輕，未有前輩學者般深厚之功力。適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何杏楓教授2018年出版《重探張愛玲：改編．翻譯．研究》，許子東教授去年亦出版《細讀張愛玲》。何杏楓教授除了探討電影、話劇對張愛玲小說的改編，更討論了張的散文及近年出土的《少帥》，許教授之書則為一評論集，綜合探討張愛玲一生不同時期的作品，由第一本小說〈第一爐香〉到晚年的《小團圓》，嘗試提供不同「閱讀張愛玲」文本之方法，值得大家閱讀。

參考書目

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 ：《再讀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

何杏楓：《重探張愛玲：改編．翻譯．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

許子東：《細讀張愛玲》(香港：皇冠出版社，2019年) 。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 。

李歐梵：《蒼涼與世故：張愛玲的啟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 。

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