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覺醒之後：評馬來西亞政局紛爭

【原文曾於2020年3月15日公開發表，事隔一載有多，大馬政壇再度生變，此文觀點本可作重新檢討，唯未及公開發表，原文發表處便告結束。】

前言

       過去一周，位於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政壇可謂風起雲湧，好戲連台，令人目不暇給，先是執政的希望聯盟(希盟)內部四黨紛爭，迫使九十歲的總理馬哈迪請辭。繼而土著團結黨(土團黨)退出希盟，同時人民公正黨原任署理主席阿茲敏率領少數議員出走，希望聯盟在國會下議院失去半數優勢，內閣頓時瓦解。最高元首、彭亨州蘇丹阿布都拉為保政局穩定，在接受馬哈迪請辭後，要求馬哈迪留任看守總理，同時下令其他內閣成員解職。其後蘇丹阿布都拉不斷在吉隆坡國家皇宮召見馬哈迪、各大黨派領袖、下議院議長及一眾議員，要求他們就新首相人選作出表態，甚或國民陣線(國陣) 與伊斯蘭黨提出解散國會以進行提前大選。而在地方各州，馬哈迪之子慕克里成功團結當地土團黨和希盟三黨，保住吉打州州務大臣一職；而柔佛、霹靂與馬六甲三州的希盟政府則被國陣和土團黨聯手取代。不論中央或地方，政局彷彿一片混亂，未見解決跡象。

       直至二月二十九日傍晚，蘇丹阿布都拉決定任命土團黨主席慕尤丁為第八任總理，讓其翌日宣誓就任，據知慕尤丁已獲得多數國會議員支持，唯人數尚未清楚。希盟本於同日早上決定支持馬哈迪留任，並於下午四時取得下議院至少一半議員簽署法定聲明。這一場相位之爭由大家所想的「馬哈迪對安華」，竟然變成「馬哈迪對慕尤丁」的自家人大戰。

       本文嘗試從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羅金義博士主編的兩本書，王國璋博士的《馬來西亞民主轉型：種族與宗教之困》和蔡怡竑博士的《新棋局：絲路上的馬來西亞與中國》出發，思考大馬政局變遷。

走過一甲子的馬來西亞政治

       筆者以前曾有一文〈馬來西亞，誰人的國家？〉嘗試回顧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之間的關係、馬來西亞政治制度及政局發展。這裏粗略檢視一下，點出十個近代大馬史上重要年份：

1957年

經過向英國十年的爭取，馬來半島九個蘇丹國、檳城及馬六甲以「馬來亞聯合邦」身分獨立，原任殖民政府首席部長東姑‧阿布都拉曼順理成章出任第一任總理。

1963年

按照1961年《馬來西亞協定》及同年七月通過的《馬來西亞法令》，砂拉越、沙巴及新加坡於九月十六日加入聯合邦，國名改為馬來西亞。同年起鄰近的印尼開始就東馬與馬來西亞發生暴力衝突。

1965年

加入聯邦不久的新加坡因持續不斷和聯邦政府衝突(1964年七月及九月的兩次種族騷亂)，被國會修憲驅逐出聯邦，新加坡因而獨立建國。

1969年

五月舉行第三屆大選，執政聯盟雖成功保持三分之二議席，唯得票率大減至四成九，對執政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為首的馬保守政治力量產生警告。隨後首都吉隆坡發生種族衝突，迫使總理東姑請求最高元首下令戒嚴，同時擱置民主體系、法律、憲法及國會長達兩年，以國家行動理事會代為領導全國。

1970年

八月發布《國家原則》宣言，九月總理東姑請辭，由國家行動理事會主任、副總理阿都拉薩．侯賽因接任，同時推出新經濟政策。

1973年

阿都拉薩將原有的政治聯盟改組為「國民陣線」，拉攏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與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馬華)，收納沙巴及砂拉越的地區政黨，成功在翌年大選大勝，取下超過八成議席。國陣在中央的籠斷直至九十年代初才微生變化。

1981年

馬哈迪從第三任總理胡先翁手中接任第四任總理，任職二十二年，期間削弱王權，推動企業私營化，分化伊斯蘭復興力量。

2003年

馬哈迪退休，阿布都拉．阿邁德．巴達威接任第五任總理，在翌年以新人效應助國陣取得九成議席。

2008年

三月第十二屆大選，國陣失去三分之二多數國會議席的優勢，三大反對黨亦囊括五州政府，及後組建人民聯盟(民聯)，首次聯合抗衡國陣。

2013年

五月第十三屆大選，國陣與民聯近平打成平手。國陣得票率跌穿五成，僅勉強保持簡單多數繼續執政。

       而《馬來西亞民主轉型》全書七章均圍繞上述事件作深入討論，其中1969年可以視作分水嶺，在此之後華人力量在政壇遭邊緣化，同時伊斯蘭化趨勢自中東傳入大馬，令伊斯蘭黨此一宗教政黨成功在西馬馬來人主導的州份攻城掠地，如吉打、登嘉樓、吉蘭丹、玻璃市州，詳見書中第三章〈五一三之變：馬華政治的轉折〉及第四章〈伊斯蘭復興大潮下的馬來政治〉當中的討論。應該說七十、八十年代大馬政壇的議題不僅單以種族衝突概括，更添上濃厚的宗教色彩，當中代表人物自然是伊斯蘭黨主席哈迪阿旺。

       九十年紀末馬哈迪和當時自己的得力助手安華決裂，安華被免去在巫統與政府內的一切職務，更身陷牢獄，引發一場「烈火莫熄」抗議運動。及後安華支持者與社會運動家創立公正黨，與自六九年後成為國會最大反對黨的民主行動黨(行動黨)與伊斯蘭黨展開合作，先後組建「替代陣線」(替陣)和民聯，嘗試與國陣並駕齊驅，衍生出類兩黨制的「兩線制」。

「兩線制」的十載實踐與挑戰(1999-2008)

       替代陣線在1999年十月由公正黨、行動黨、泛馬來西亞回教黨(伊斯蘭黨前身)與馬來西亞人民黨共同成立，力圖在十一月的大選抗衡國陣。是次大選回教黨可謂大有斬獲，取得了吉蘭丹州和登嘉樓州的執政權，奪得二十七個國會議席，行動黨取得十席，公正黨取得五席，唯是次選舉一來無法改變國陣獨大格局，行動黨兩大領導人林吉祥和卡巴星更因華裔對合作的回教黨萬一當政的恐懼而落敗。回教黨藉此勢頭再興，無異引起佔全國人口三成的非穆斯林民眾不安，且是次合作於大部分選民可算突然，不安亦在所難免，也能解釋為何行動黨與公正黨未能在選舉中大有進帳。回教黨的崛起和其背後的「伊斯蘭化國家」的理念終導致行動黨兩年後退出替陣。2004年的大選上，替陣和行動黨沒有事先就地方州議會席位競爭作協調，引致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國陣不但拿下九成國會議席，更取得十二州執政權，回教黨只是勉強守住吉蘭丹州及六個議席。

       替陣瓦解後各大反對黨決定重新整合力量，在2008年大選前達成合作協議，在選舉以一對一方式與國陣競逐議席，出乎意料之外引發「三零八政治海嘯」，令國陣交出五十年來最差的成績：在中央失去修憲所需的三分之二國會議席優勢，在地方丟失吉打、檳城、霹靂及雪蘭莪四州執政。隨後三黨再組建民聯，大有與國陣分庭抗禮之勢，迫使總理巴達威提前至2009年離任，由副總理納吉接任。

變天之路？(2008-2013)

       在《馬來西亞民主轉型》的第五章〈2008年及2013年大選：轉型起點？〉，王國璋博士深入考察2008年及2013年大選，他留意到「三零八政治海嘯」其實並未動搖到西馬(馬來半島)鄉郊選民對國陣的支持，而2013年大選國陣保住的六成議席(133席)中有百分之八十四(112席)是來自鄉郊選區，縱使民聯得票率過半卻因無法摧毀國陣在鄉郊地區的票倉，從而取得中央執政權。

       另一方面華人對國陣內充當華人代表的馬華公會愈發不滿，馬華在2004年大選時取下31個國會議席及76個州議會議席，唯因黨內自九十年代後期持續的派系鬥爭一直未得到妥善解決，使其在2008年大選失去16個國會議席及44個州議會議席，在國陣地位受到弱化。更嚴重的是2013年大選，馬華派出90人競逐各州議會議席，卻只有11人勝選，亦不能在國會收復失地，僅取得7個議席。這反映了馬來華人社會對馬華長年充當巫統的和聲筒，卻未能有效影響國陣施政此一現象，已心生厭惡，華人更多把票轉投行動黨或公正黨的候選人，以此表達不滿和希望長年屈居二等公民的格局。

納吉領導下的大馬(2013-2018)

       納吉雖然在2013年成功領導國陣保住聯邦政權，也幸運地奪回吉打州執政權，不過之後他領導的政府卻面臨不少危機，2014年3月及7月馬航兩次空難，加上2017年2月北韓要人金正男(金正日長子)在吉隆坡機場離奇身亡，令大馬罕有的面臨內外交困，畢竟大馬甚少捲入國際關係及地緣政局的糾紛和衝突，這三事若處理失當，無異於把中國、俄羅斯、北韓和烏克蘭得罪。

       此外自2015年起由大馬財政部全資擁有的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一馬公司) 被揭發有420億令吉(約118億美元) 的債務，身兼財長的納吉亦被指涉嫌將公司資金轉移至自已私人戶口。一馬公司丑聞可謂對國陣的重創，一來大馬民眾不分政見、種族與宗教都對廉潔抱有高要求，前任總理巴達威更被人稱為「廉潔之父」，二來巫統內部亦對納吉有所質疑，包括政壇元老馬哈迪、時任副總理慕尤丁、時任吉打州州務大臣慕克里。而納吉面對質疑，卻只去打壓傳媒報道，撤去慕尤丁職務及革除其黨籍，又促使馬哈迪父子離黨，另立門戶，且在處理丑聞上草草了事。

       另一方面反對陣營亦出現重整，伊斯蘭黨內的保守派由於堅持要求推動伊斯蘭刑法的政綱，與開明派決裂，引起行動黨的反對，同時亦使民聯瓦解。而開明派則出走，接管原馬來西亞工人黨，重組為「國家誠信黨」。誠信黨與行動黨、公正黨合作成立希望聯盟，再度重建反對陣營。此時成為國陣、希盟和伊斯蘭黨三大力量在大馬政壇的角力，而馬哈迪的復出更為政局再添變數，他創立土團黨，並與希盟達成選舉合作協議。

       在2017年《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書稿寫成出版時，變天尚未發生，但王國璋博士似乎敏銳地預科到希盟的問題，他們固然強調四黨地位平等，但面對選民以族群投票作取向，就無可避免面臨族群分工。若為了討好佔有多數的馬來選民，就可能要馬來人政黨主導希盟，從而變成一個類似國陣的執政集團，形成一個王博士所言的「類馬來兩黨制」。筆者想指出希盟有打著「反國陣旗幟的國陣之嫌」，在2008及2013年兩次大選由民聯及其承繼者希盟所組建的地方政府，就有族群分工，把一定的行政議員職務交給陣營內的馬來人，以求馬來選民安心。而且盟黨之間缺乏共同擁護的核心價值，甚或大家價值本有分歧，如行動黨希望能達致政教分離，而伊斯蘭黨卻以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為目標，兩者本有矛盾，所以大家也就明白為何反對陣營二十年間時聚時散。

馬來人的政治海嘯與新棋局(2018-2020)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最後一章題為〈抗變的馬來社會與盼變的馬華社會〉，嘗試從社會心理角度去分析馬來人為何抗拒政權更替，以及華人對不可預見的政權更替所抱持的矛盾心理。然而書成不久的2018年五月，令人意料不及的政權更替奇跡地在吉隆坡上演，受納吉和一馬醜聞拖累的國陣在選前操控選區劃分後，竟丟失中央執政權，失去54個下院議席。希盟在老謀深算的馬哈迪領導下，攻下了柔佛、吉打、霹靂多個州的國會議席，取得122席，成功上台。看似馬來社會不再拒變，華人求變的夢想又似乎成真。

       另一本書《新棋局》寫成於2018年大選之後，作者蔡怡竑曾在書中〈後記〉提及此書不少內容分別取自其短評、觀察文章及博士論文，特別是探討區域經濟整合及中國的「一帶一路」的第二、三章，第四章〈棋逢敵手：朋友還是敵人？〉則提到中國有心藉拯救財困的一馬公司，投資當地港口，以拓展一帶一路，同時拉攏大馬，以牽制與美國十分親近且控制馬六甲海峽航道的新加坡。而美國軟硬兼施，既讓司法部針對在美洗黑錢展開調查，又力求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簡稱TPP)加強對馬經濟合作。大馬則左右逢源，納吉先後出訪中、美，爭取中方的投資，又加強對美國的投資，當然令人不解的是為何一個小國要去投資大國，而不是邀請大國對自己投資。

       馬哈迪以九十二歲高齡再度拜相，把大馬外交政策加以調整，重新提升大馬對東盟的參與，以制衡中美在南海的潛在軍事競爭。同時希盟政府因有行動黨的參與，仍有「中國通」可以溝通中國貿易。自納吉時代起設有「對華特使」，由馬華前總會長黃家定出任，政權更替後馬哈迪委任行動黨中央黨務主席陳國偉成為第二位對華特使，以此表明大馬對華立場不變。(參第五章〈馬中關係：向左走？向右走？〉) 同時，亦檢視納吉所批准的中國投資，更加是重新調查一馬公司醜聞，下令阻止納吉夫婦出境以便調查。

鬧劇過後(03/2020-)

       文中起首提及的憲制危機在三月初步告一段落後，慕尤丁上台，組建一個國陣、土團黨、伊斯蘭黨的聯合政府，在砂拉越州政黨聯盟支持下執政，內閣合共有七十人，說得正面就人才濟濟，陣容龐大，難聽的是架床疊屋，落費資源，只是為了討好其他聯盟成員所作的政治委任，是否因才以用，尚有疑問。對慕尤丁言，這個上台時機不可不為差劣，一來大馬經濟一蹶不振，非一時三刻能扭轉乾坤；二來大馬和鄰國新加坡、汶萊一樣飽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威脅，確診個案持續上升，怎樣安定民心的同時推動公共衛生成為新政府一大考驗；三來此次政府更替涉及土團黨黨內分歧，與巫統的合作更是為人詬病，而且無人知曉希盟手上有幾多國會議席(國陣亦如是)，是否能令慕尤丁政府能夠執政至2023年下屆大選亦未可知。更重要的是，由於具有右翼特色的伊斯蘭黨首次參與中央政府，令人質疑五零九的「變天」結果仍是失敗，將對長期以來的「種族與宗教之困」帶來挑戰。且「一馬」案件尚在審訊，慕尤丁如何處理成為業餘藝人的前上司納吉以至他帶來的政經危機尚未可知。

參考文獻

王國璋：《馬來西亞民主轉型：種族與宗教之困》(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 。

蔡怡竑：《新棋局：絲路上的馬來西亞與中國》(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

鄭赤琰：〈巫基黨仍主導馬來西亞政治〉，《信報》(2020年3月13日) ，頁A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