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顥熹
羅顥熹

本名羅顥熹,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本科畢業,現於中文大學哲學系就讀文學碩士,興趣多元,對明清哲學、文學、歷史有所深究,近年涉足東亞政治、公共政策、倫理學及近代中國史之議題。

中國民族主義、體育與政治— 東京奧運競技場上的眾生相

中國民族主義、體育與政治、東京奧運、《奧林匹克之夢》

【原文曾於2021年8月25日公開發表】

引言:奧運和政治的距離

       以前不知從哪裡聽說過,不要把政治和體育混為一談,有如耶穌所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聖經.馬太福音》22章21節) 但現實卻告訴我們,現代奧運和政治其實距離太近,在此處先開列數個例子:

一、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爾奧運,非洲多國因不滿參加是次奧運的紐西蘭曾派棒球代表團訪問尚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而抵制是次奧運會;

二、1980年及1984年分別為蘇聯莫斯科和美國洛杉磯兩個城市主辦奧運,在美蘇互相抗衡情況下,他們和各自陣營的國家紛紛抵制對方主辦的奧運,藉此抗議對方某些作為;

三、南韓因需要主辦1986年的漢城亞運及1988年的漢城奧運(漢城即現今之首爾) ,不得不結束軍人獨裁,促成國家民主化。此外兩次運動會更促進中韓破冰,最後於1992年建交;

四、2018年南韓在平昌主辦了冬季奧運,會前兩韓局勢尤為緊張,直至金正恩以新年講話,表示希望兩韓能在冬奧組隊參賽才達成破局。

       例子可謂數之不盡,筆者無意一一列舉,只是想說體育(當然包括現代奧運) 和政治之間充滿着張力,並不如國際奥委會想像般那樣理想。筆者也不打算在此長篇大論討論現代奧運) 和國際政治兩者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只集中在是屆東京奧運的所聽所聞上,並不刻意深究近現代中國和現代奧運相互交織的漫長歷史。

奧運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展現舞台?

       香港大學歷史系的徐國琦教授2008年出版了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一書,2018年出版了簡體字版,今年則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繁體字的增訂版,取名《奧林匹克之夢:體育視野下的中國與世界 1895-2050》。繁體版按英文原本翻譯,並於書末結語後增補了一篇續章〈體育視野下的中國與世界 ,2008-2050〉,嘗試討論中國在成功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以後的體育政治,包括申辦2022年冬奥、習近平及中共領導人對體育的支持。

《奧林匹克之夢》的第一章〈以尚武精神強種〉及第三章〈現代體育與中國的民族主義〉都涉及近現代中國政府 (不論國民政府或共產政府) 如何看待體育。無獨有異地兩個政權都相信強身救國,以尚武精神鼓吹全民運動。一個趣事是中共建政後成立的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今國家體育總局之前身)其第一任主任不是一個運動員,而是解放軍老臣子、「十大元帥」之一的賀龍,直至1974年才首次由非軍人的黨員出任主任。但當時文化大革命正盛,國家體委曾一度罕有撥由解放軍總參謀部領導,直至「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才重撥由國務院管理。

徐國琦在書中第三章〈現代體育與中國的民族主義〉尾段說:

「儘管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再強調與過去徹底決裂,但新政權與民國政府一樣,將體育與民族主義和國家建設聯繫在一起。共產黨甚至繼續在體育運動中提倡尚武精神。1952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家體育委員會時,選擇軍人賀龍為首任領導。在中國,擊敗日本對手的運動員被譽為民族英雄,他們在賽場上的表現被稱讚為為國爭光。在很多中國人心中,同胞獲勝就是中國贏了;而他們落敗就會讓國家蒙羞。中國乒乓球國手莊則棟回憶,參第26屆世界錦標賽時,『我內心深處仍把日本隊員當成了軍國主義者。每一板下去,都覺得是替中國人民報仇,為中國人民爭光。為毛主席爭光。』在中日兩隊決賽之前,中方一位高級官員告訴莊則楝,如果能打敗日本人,他就是民族英雄。」

—   《奧林匹克之夢》,頁67

「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才暫時放下了對體育比賽奪冠的熱情。造反派認為,以追求獎牌為目標的體育政策犯了路線錯誤。他們採取嚴厲措施,將體育活動置於軍隊控制之下。在這場浩劫中,數名世界級運動員,如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等都因不堪迫害而自殺。但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文革期間體育的命運只是一段插曲和偏離,建設和保衛國家的主題很快浮出水面,進而影響到中國下一階段。」

—   《奧林匹克之夢》,頁69

「我操」:羽毛球場上的你爭我奪

羽毛球項目在1992年的巴塞羅那奧運榮列正式比賽項目,綜觀三十年的八屆奧運,中國代表隊在此項目的表現所呈現的優勢尤為強大,但尚未至下文所討論到的乒乓球項目之壟斷。印尼隊的魏仁芳王蓮香夫婦、張海麗、陶菲克、南韓的數個雙打組合、馬來西亞的李宗偉,相繼在球壇崛起對中國形成了制衡。因此,三十年來中國隊只有在2012年的倫敦奧運全攬五個分項的金牌,亦造就了本世紀初世界羽聯男單「四大天王」之傳奇。所以,羽毛球壇的格局早已由九十年代中國、南韓、印尼三國互相爭奪,慢慢加入英國、馬來西亞、丹麥等國選手,乃至從中國國家隊外流至香港的選手,可以爭入羽毛球壇領先地位。

       而今屆女雙由分組賽起就競爭不斷,在D組第三回合對決上,中國的陳清晨賈一凡組合碰上南韓金昭映孔熙容組合,賽間陳清晨曾投訴對手聲浪太大,唯得不到裁判處理,便動用自已語言,在比賽下段用上「我去你的」、「我操」、「牛逼」等語激勵士氣,結果真的擊敗了對手,殺入八強。其中「我操」引起激大爭議,為台港網民質疑此詞乃英文之 “Fuck” ,批評陳氏非常失禮。陳則辯稱她原想讀出 “Watch out” ,只是發音不好,變成「卧槽」「我操」。大家接受此解釋與否,則見人見智,至少中國小粉紅大多接受了,稱比賽「記錄一些與球場上優美的中國話」,又回應南韓網民批評「是韓國人先喊的」、「中國隊這樣喊,一點也不覺得煩,還覺得挺可愛、挺好玩的」。南韓組合本不以為然,直至後來發現有粗言之嫌,才向世界羽聯投訴,但已於事無補。陳清晨更因此添了一個「咆哮姐」稱號,可惜進到決賽時,敗於非奧運種子的印尼組合,只取得銀牌。

伍家朗、李洋王齊麟組合和戴資穎:羽毛球場上的中國統獨議題

       同時,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賽的台灣選手近年在羽壇強勢崛起,可謂不容忽視,女單戴資穎躍升至世界第一,其高積分令其曾一度穩坐球后之位長達近八十周,至今累計為近一百七十周,在東奧惜敗於世界第二、中國的陳雨菲;人稱「麟洋配」的王齊麟、李洋男雙組合更創造歷史,擊敗中國組合,奪下中華台北史上首面羽毛球金牌。不論金或銀,均引起台灣轟動。男雙組合的敗陣反響於中國大陸尤甚,當中華台北奧委會會旗高升正中時,大陸網民那股愛國熱情就嚴重激發起來。雖然之後戴資穎敗於陳雨菲,但他們見到台灣藝人紛紛祝賀戴資穎時,便將無處發洩的怨氣發在他們身上,斥之為「台獨」,令人很莫名奇妙。

       我們香港代表的伍家朗,在分組賽進行得如火如茶時突然身陷「黑衣風波」,某政黨的青年「穆咀」突然強烈譴責其黑色球衣,批評他不想為香港比賽,引起不少茶後餘話。伍家朗不得不解話,指自己因本身球衣供應商在東奧舉行之際結束了贊助,又沒有得到《區旗及區徽條例》授權,而不能私自在自備球衣印上區旗區徽,以免卻犯法之嫌。此事尷尬地揭開香港政府對本地運動員的支持欠奉,流於表面,而該政黨的數位政客事後回應更是引人反感。筆者大感不解的是,這些外行政客竟然可以對「專業」運動員指手劃腳,說三道四,說一個專業運動員該如何如何。筆者倒想說,我們市民不是專業政客,也不是「穆咀」式政棍,但我們卻知道議員的該為該不為,開會走去買大閘蟹是一個議員專業表現嗎?(至少還沒有人敢在全國人大會議上這般做)

當然最悲哀的是「黑衣風波」後的下文,伍家朗在第二場分組賽換上了一件在大部分人眼中不合身的深綠球衣上陣,「穆咀」對此印有區旗區徽的球衣讚不絕口,並就之前自己「語氣過重」表示歉意。結果伍家朗敗於危地馬拉對手,未能晉身十六強,更引起不少對該政黨的批評,認為他們欠了香港運動員一個道歉,更嘲諷他們「成功令危地馬拉球手殺入四強」。

體操上的國仇:中日戰爭的遺恨?

       體操可謂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最着力發展的體育項目,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上,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參與奧運,李寧在男子體操大項一舉拿下三金二銀一銅的創舉,再加上其一系列自創之體操動作,開啟了中國體操史上輝煌之頁。後來李小雙、李小鵬、楊威、鄒凱等人先後延續此體操傳奇。而女子體操大項亦後來居上,出現了陸莉、畢文靜、劉璇、何可欣等金牌選手,只是不夠搶眼。

       今屆東京奧運的體操項目有兩個分項比賽引起中國網民熱議,除了下文會細論的男子個人全能項目,女子自由體操中國選手唐茜靖的比賽選曲招來了不少討論,要求音樂伴奏是1958年世界體操錦標賽以來的規定,國際體操聯會並無針對選曲作任何限制。唐茜靖在資格賽選用了「九兒」、「我和我的祖國」、「奪冠」等愛國歌曲,政治色彩尤濃。其中「我和我的祖國」一曲是兩年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周年同名劇情片《我和我的祖國》的主題曲,非常合乎政治正確和主旋律(按:此為中國電影研究常用學術用語) 之需要。

       而「九兒」則是2013年電視劇《紅高粱》 之片尾曲,此劇改編自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早年成名作《紅高粱家族》(按:原著為五篇中篇小說,後來整合為一部長中篇小說) ,故事講述一個年輕女子在抗日戰爭時期所面臨的一系列國仇家難(父母迫嫁、丈夫病死、日軍侵華、朋友被殺) 。在昔日的戰敗國首都奏起抗日歌曲作賽,無異引起尷尬,批評此舉不道德。當然有些人也會回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本來就是抗日歌曲,如果中國選手取得金牌自然也要演奏國歌,以此推演使用抗日歌曲表演的合理性。筆者在此不細究,留待空間讓大家思考當中是否有道德問題。

「國恥」?:中國女排的難堪慘敗

       自1984年洛杉磯奧運,即北京首度出征奧運起,中國女排一直佔有十二强之一席位,實力在亞洲各國女排可謂第一,在近十年間只有歐洲的塞爾維亞與意大利、美國及俄羅斯,能和他們平分秋色。意外的是今屆東京奧運,中國女排首仗遇上新興的土耳其女排,竟然三局全敗。之後遇上老對手美國女排,又是三局全敗,陷入出局邊緣。即使之後和俄羅斯奧委會對陣,勉強以2:3收復失地。但因同組美、俄、土耳其、意大利在競賽時均毫不留情,中國無法子爭回失地,慘澹收場,以兩勝三敗出局,無緣八强賽事,此乃2000年悉尼奧運以來最差表現。

       事後先有一批中國網民歸因中國女排在奧運慘敗,乃使用ADDIAS服飾為戰衣,「拿獎的都穿安踏、李寧」,並對隊中成員大加撻伐。連一位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亦加入批評行列,無故指責女排隊長朱婷的部分行為有違國家隊紀律,引起朱婷怒而報案提告,打算對簿公堂,自証清白,更迫使官媒出手干預,止息此場風波。

       有趣的是一套以歷代中國女排為題材、由陳可辛執導的電影在去年上演,取名《奪冠》,碰巧獲頒第27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的最佳導演、最佳女演員、推薦電影三獎。箇中內容爭議不休,尤其被批評全劇過分集中在曾於八十年代女排擔任主攻手、現任中國女排總教練郎平身上,質疑《奪冠》有偏向成為一部《郎平傳》人物傳記電影之嫌,而非側重女排各成員的付出上。

水谷隼伊藤美城組合的遭遇:為了祖國「爭金牌」的小粉紅

       本屆奧運在推動性別平等可謂不遺餘力,賽事上在田徑、游泳和鐵人三項增設混合接力,射箭及柔道增設混合團體賽,乒乓球項目亦引入如羽毛球一樣的混合雙打,此項目早在1926年開始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出現,但要待到近一百年後的2020/2021年奧運才正式列入比賽項目。出身於日本靜岡縣的水谷隼、伊藤美城得以完奧運夢,一路殺入混雙決賽, 與中國的許昕劉詩雯組合對上。中國組合早初佔有上風,但缺乏後勁,擋不下「水伊」組合竟然後來追上的攻勢,打成局數3比3的平局尷尬,結果「水伊」最後一局搶下十一分,奪下日本在奧運乒乓球項目首面金牌,亦終結了中國自2008年北京奧運以來十年多對金牌的長期壟斷。事後一方面許昕劉詩雯組合要為失牌向國民道歉,另一方面「水伊」組合則要承受從狂熱的中國網民攻擊,特別是針對水谷因眼疾而所戴的特製眼鏡,水谷亦乘機宣布結束職業生涯。

       為何中國小粉紅對「水伊」組合取金有如此大的反響?如果對中國近代政治、體育史有了解,乒乓球長期作為中國國技而受重視,尤其早期男乒老將莊則棟在六十年代連續三度拿下世乒男單冠軍,1971年更意外促成中美「乒乓外交」,以小球轉動大球,把中國從外交困局不利扭轉。但不能忽略是中國對乒乓球壇的長期壟斷,引起了國際奧委會的擔憂。

       中國也陷入一個現實麻煩,即現任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前國家隊總教練劉國梁所言「如果只剩下中國人還在玩這個項目,那對乒乓球運動來說才是災難」。盧森堡隊教練丹尼爾松(Tommy Danielsson) 亦指出「一場比賽中第一名到第四名在開賽之前就已經毫無懸念,無論對觀眾還是對運動員,都不是好事情。」中國被迫亦急需改變自己的壟斷,開展了「養狼計劃」,培育各地乒乓球新秀,最終令其他國家乒乓球隊得以成長起來,改變中國孤獨乒乓大國尷尬局面。

東京奧運:一個時代的結束?

       東京奧運可謂史無前例,既首開先例延期舉行,亦成為1984年洛杉磯奧運以後來主辦國損失最嚴重的一屆奧運,日本政府為疫情防控和奧運延期付上龐大開支,首相菅義偉雖然受國際奧委會表揚,但即將來到的十月眾議院選舉,執政自民黨選情尤為不利,自民黨能否延續自2012年的十年執政成了大家關注的問題。筆者這裡謹邀請大家支持今日(24日) 開幕的東京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延續我們那股對香港運動員的熱切支持。


(筆者按:有關後東京奧運的日本政局發展、對《奧林匹克之夢》一書的討論,筆者先置之不論,留待日後時間充裕再另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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