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wherz

不主动,不拒绝,不表态

从杀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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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因为被批“涉北京疫情报道中存在导向错误、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等问题,严重扰乱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社会影响恶劣”,而遭到法办。当然,这个中是非,我了解不多,据说新京报本身也有令人不齿之处,落人口实。但不出意外的,评论区当然是一片欢呼雀跃。

很多人网上冲浪,总少不了一个乐趣——这个乐趣大抵是从古代就流传下来的,只不过变了形态——就是到菜市口看杀头。杀谁不重要,有杀这个动作,他们就满意,兴高采烈,鼓掌喝彩。据说鲁迅在仙台看的幻灯片里,中国的探子被俄国人杀头,围观的中国人欢呼,这让他倍受刺激。现在中国的坏蛋被赵老爷杀头,肥水不流外人田,肥头不落外人刀,岂不更值得举杯欢庆一番?

没有同理心,做起人来,就特别畅快。没心没肺,活着不累。毕竟同情是需要换位思考的,换位思考会耗费认知资源的,而耗费认知资源就会让人疲倦。换位多累啊,安土重迁嘛,谁没事天天搞二人转,每个月都搬家?不同情,死了最好,大不了全杀光,还我一片净土,多省事儿。当然,非要同情,非要我换位,也得让我爽不是?因此换位的对象,就只能是强者,是老爷,是天龙人,因为幻想自己在他们的位置上,可以产生一种阅读网文般的快感,仿佛吸毒,屡试屡爽(此处爽取愉悦意,并非“差错”意)。谁愿意设想自己是凄惨的弱者呢?无知之幕揭开,而装睡的人原来从未醒来。


《铁齿铜牙纪晓岚》里有个经典段落,讲和珅监斩了杭州地方官王亶望,和纪晓岚回去禀报乾隆爷。

乾隆爷问和珅:王亶望临刑前说过些什么吗?

和珅:说了,他痛哭流涕呀,他说,今生难以报答皇上知遇之恩,只能来世做牛做马再效忠了。

乾隆:嗯(若有所思)……那他还不算糊涂。(忽然发问)那百姓议论如何呀?

和珅:(窘迫)呃……奴才当时监斩,在台上,离得远,一心监斩,没注意听。(看向身旁的纪昀)当时纪大人倒没什么事干,您问他吧。

纪昀:(正色)启奏皇上,杭州百姓,欢呼雀跃。他们说,皇上此举大快人心,可喜可贺。

乾隆:(怒)可喜可贺?!以朕看,是可悲可叹!朕杀的可是他们的父母官呐。

和珅:(点头如捣蒜)皇上所言极是啊,这百姓懂得什么大是大非呀,只要所杀之人,比他们地位高,身价大,他们就心中暗喜。嘿,今天皇上杀了王亶望,杭州百姓欢呼,明儿若是皇上杀了纪大人,杭州百姓照样欢呼啊。(奸笑,小眼神看向纪昀)

纪昀:是,和大人所言有理。若是皇上下令杀了和大人,那一定是举国欢腾了。

和珅:(咬牙切齿,欲言又止)

乾隆:这也不是百姓的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啊。


片段就截取到这里。一般人初看,都会赞叹于纪晓岚的机智反应,再联系到后来被嘉庆抄家的和珅的遭遇,讥笑斩了足以引起“举国欢腾”的大贪官和珅。当然,和珅历史上坏不坏,后来究竟有多少人为其下场欢呼,这些我们暂且克制一下历史癖与考据癖,不做深究,我想谈的,不是“斩了谁”,而是“欢呼”。

“斩了谁”并不是不重要的。只是,在追问“斩了谁”之前,“谁来斩”就成了一个必须确定的问题。监斩官当然不是斩首的决策者,刽子手也只是奉公办事。在大清,死刑案件上呈时,须由督抚递交皇帝,由皇帝批示过后,送交刑部等处,刑部回呈给皇帝,提出进一步的处理意见,最后再由皇帝定夺判决。(参见孙佳红《清代的死刑监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93-95页)既是皇帝亲自过目的杀头,自然也就带了天子威风,君主一言,驷马难追,一尊所言,谁敢妄议?

借此,我们就可以谈“欢呼”了。人们所欢呼的,不是杀了谁,不是怎么杀,而是谁来杀。皇帝的威光由此遍及大地,充满人心。当年袁崇焕驰援京师,被崇祯打下大狱,磔刑处死后,被京城百姓“分而啖之”,是百姓不知袁将军护国有功吗?恐怕不尽然。吃肉或许是因为饥馑和贫穷,但愤怒则是源于对皇帝的恐惧和服从。皇上要杀的人,你敢为他平反吗?鲁迅说,中国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大概不错,因为就算有敢抚哭的勇士,在哭声传到街坊耳朵前,也躲不过官兵的捉拿,施以连坐的威胁,让勇士不仅直面惨淡的人生,还害了家人也过上惨淡的人生。久而久之,这样的人就少了,史家就算想秉笔直书,也“难为无米之炊”。

乾隆爷要砍谁的头,并不用关心百姓怎么想。百姓讨厌和大人,杀了不妨赢得民心,但和大人于国库有功,不可轻易杀。百姓敬爱纪大人,但真要动了杀心,百姓的敬爱又岂能成为免死的金牌?乾隆爷大可随便编个理由——“莫须有”稍嫌古板,不如就“通奸”“不孝”之类吧,类似曹操杀孔融、司马诛嵇康那样——开动国家机器,把纪昀搞臭抹黑,证据信手拈来,证人络绎不绝,证言洋洋洒洒,一通操作下来,百姓非但不会继续爱戴纪大人,反而会纷纷“取关”“粉转黑”,自叹“瞎了狗眼”“看错了人”,高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

和珅那句台词有些道理,却意犹未尽:不是“只要所杀之人,比他们地位高,身价大,他们就心中暗喜”,而是“只要杀人的人,比他们地位高,身价大,他们就拥戴、支持”。被杀者的身份无关紧要,是曾经的达官显贵也好,是现任的平民百姓也好,只要杀人者仍是国家秩序与朝廷正义的象征,百姓就会拍手喝彩,表达他们对权威的服从与忠诚。杀纪大人、和大人时他们欢呼,杀王麻子张麻子时他们就会同情了吗?不过话说回来,和大人那句“百姓哪懂得什么大是大非”倒是戳中了要害:百姓不需要懂得太多大是大非,他们只需要懂得,唯皇上之是为是,唯皇上之非为非,便可以幸福快乐,安居乐业于我堂堂大清矣。

我们能因此说,百姓没有同情心、同理心吗?恐怕答案是否定的。百姓绝非不懂得共情,也绝非冷血麻木之人。他们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可惜的是,他们的同情心,并没有用在比他们更弱,或者和他们一样弱的人身上,倒是用在了比他们强,甚至是远比他们强的权威身上。弱者受欺侮,是弱者自己活该;强者受委屈,仿佛让他们脸上无光,暴跳如雷,自觉维护起强者的形象来。

乾隆爷说王亶望是“父母官”,可惜汉语没有时态,不能体现这句话的过去时。王亶望曾经是父母官,自然是比庶民百姓尊贵不少的。辱骂他,就是辱骂百姓的父母,而这位父母毕竟是皇权的代理人,所以,这甚至等于辱骂了皇上。可是,事殊世异,当皇上判了他有罪,他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一落千丈了。而可怜的王亶望,也从百姓同情的对象,变成了不能同情的对象。印度有所谓“不可接触者”,中国大概也有“不可同情者”。

今天的父母官,明日的阶下囚。“父母官”的位置总需要有人坐,天生的同情心也总需要找地方安放,但今天父母姓王,明天父母姓张,同情也总得有个投射物,不然认错了人岂不尴尬。于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思维模式应运而生了:正所谓君臣如父子,国不可一日无君,把同情心寄托在皇上那儿,不就万事大吉了吗?皇上或许会换人,但血统不变,赵大郎和赵二郎,不都是姓赵嘛。退一万步讲,就算血统换了,从赵家变成了爱新觉罗家,但天道更替,得天道者得正统,老天抛弃了赵家,选择了爱新觉罗,那我们顺应天意就行了。“只管山呼万岁,哪管赵钱孙李”,投射物未必需要有具体的姓名和外貌,它只需要一直存在,一直能让人感受其存在就够了。这和对神的宗教信仰有几分相似,但此处按下不表。既然现在有了一套稳固的同情机制,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心安理得,过一种自圆其说的太平日子了。

对“欺君之罪”最深恶痛绝的,不是被欺的君主,而是君主治下的奴才。斩了王亶望,大家拍手称快;斩了和大人,百姓高呼正义得到了伸张;斩了纪大人,百姓或许会非议两句,说什么“今日桀纣”之类难懂的话,但稍安勿躁,只需朝廷稍加公关,让百姓只能“道路以目”,以至于连“道路以目”四个字都成为敏感词,百姓自会自觉修正他们不正确的记忆,同情起被纪大人的表象蒙骗已久,但终究拨乱反正了的乾隆爷。——我想,大概只有荆轲再世,斩了乾隆爷,百姓才会如丧考妣,感受到彻骨的悲痛吧。

而乾隆爷最后那句话,亦颇值得玩味:百姓是没错,水舟之喻,可供后世资治通鉴。可这样一来,话题的走向就会变得奇怪起来:如果百姓没有过错,那错在哪儿呢?如果说雪崩时,雪花可以是无辜的,那责任一定出在用炸弹引发雪崩的犯人。既然百姓无辜,身为“父母官”的父母,也就是最终责任人的皇上,岂不就成了罪魁祸首?乾隆爷的同情者们当然也会辩解,皇上没有错,错的是下面错误执行了皇上旨意的贪官。制度没有错,错的是人,可程序崩溃了程序员尚且需要负责,一旦制度全由某个人所设计,制度造成了什么灾难,这个人也难辞其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你不好细腰,你先被处死,等死,死国可乎?

罗素在他的自传前那篇著名的序文《我为什么活着》(What I Have Lived For)里,提到了三样他为之而活的东西: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不可遏制的同情心。它们分别涵盖了美、真与善三大领域,可以说是道尽了世间价值。而同情心,恰恰被罗素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在谈完他对爱情和知识的追求后,他话锋一转,说“爱情和知识,尽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同情心有着崇高的力量,或许正是这种东西,才让我们人这种东西,成为不仅仅是“东西”的某种存在。

我比较好奇,乾隆爷遇到罗素,不知道会不会想把他也砍了。



(防抬杠:有人会说,啊,你同情,你脑子被白左洗坏了吧?那么圣母,有本事你把黑人和绿绿接回你家住啊,怎么不给他们捐款,让他们操屁眼呢?——我想说,我甚至不需要特别指明是谁,一个有教养的黑人,也比能做出这种弱智抬杠的黄种人,要更值得相处,更有益于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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