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之海的女儿

一、姓氏

安娜是一个书写在姓名册顶部的名字，她牢固的占据着白银时代的顶端，更占据着整个俄罗斯诗歌字母的首位。安娜·戈连科没有进入文坛。取而代之的是安娜·阿赫玛托娃，这个具有鞑靼味的名字要追溯到安娜·戈连科的母系血统，追溯到金帐汗国的最后一位可汗。鞑靼味的名字不会在俄罗斯带来好运，因为历史就是如此，它只会带来厄运与偏见。

在白银时代之前，是莱蒙托夫和普希金谱写的黄金时代，他们决斗的传统成为了精神叛逃和殉难不朽的个体象征，残酷意味的死亡，是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双重意味，阿赫玛托娃写道：

黝黑的少年在林荫道上徘徊

漫步湖畔，愁肠百结

一个世纪了，我们还在怀念

那窸窸窣窣的脚步声

她的句法简洁，节奏精确，她总是这样无比的连贯，这是一种高贵的典例。她11岁便开始写诗，在普希金、拉辛和一众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我”，而后来的那些情史早已经被流言家编排的陈词滥调，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疯狂的追求比他小三岁的安娜·阿赫玛托娃以至于自杀三次，他们共同属于阿克梅派，一个反象征主义的诗歌流派，他们认为诗歌需要具体，需要技巧，而不是靠神秘的灵感和奥义。

她的诗歌，包括最初的诗集即受到批评家赞赏，也深受公众欢迎，她的那些最初的诗歌，人们常以主题论的形式给予分类，除开室内抒情的理论，我们还可以依照阿克梅派所提倡的技巧进行分类。阿赫玛托娃，是一个敏锐的传统继承者，她属于历史痕迹延续的范畴，同属阿克梅派的曼德尔施塔姆则与之相反的走向了死亡的范畴（诗人之死）。她的非公认的古典手段，在当下的技术先验里显得如此的复古，在象征主义浪潮下的四行诗犹如洪水泛滥，俨然一幅末日景象，但她的刻意、克制，从外表看做到了与内部声音的相近，从内在看做到了与外部果实高度撮合。上诉诗歌做到了节奏上的古典，这不是她在宣示拥有主权，他以不强硬的手段制造了悲剧性的效果，她一生的诗歌主题观——悲剧性。

二、悲剧根源

与她相连的悲剧性起源，我们必须明确两个密不可分的关键词：命运与国家。要从二者的副产物说起，首先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古米廖夫在1921年被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逮捕，以一个并不存在的君主主义阴谋定罪。古米廖夫毫不避讳的表示对新政权布尔什维克半文盲的蔑视，据说他的死亡是列宁亲自下发的指令。新国家的粗鲁、教条、心狠手辣在接下来的15年间把她的整个圈子全部毁灭，阿克梅派之人几乎成为了罪名的简称，她的儿子和第三任丈夫普宁均被逮捕，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的被捕属于是古米廖夫死刑的遗产，因为儿子不承认父亲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屡被迫害，于1935年和1938年两次入狱，这15年也许是俄罗斯历史最黑暗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阿赫玛托娃以乞灵的姿态进入了死亡的范畴，因为死亡变得无比真实，其他所有的感情都已经微不足道，只有死亡是能够直接触摸，直接感受的，它使诗歌用来消化死亡，构成了那些死者的诗。她的所谓挚友，曼德尔施塔姆，比她更早的体验死亡的范畴，新国家到来但曼德尔施塔姆拒绝归化，在著名的《斯大林讽刺诗》上猛烈地抨击了“克里姆林宫的山野村夫”，然而他被捕之后并没有立刻死刑或是流放古拉格，后来这被证明是一次缓刑，沃罗涅日是他的新居住地（同时也是新的时期），但是真正的大清洗到来时，他此前写的美化斯大林的颂歌也不会起任何作用，只有他早先的预言生效了：只有在俄罗斯，诗歌才受到尊重，它才会让人丧命。在其他地方，诗歌是谋杀的动机吗？这似乎也是白银时代落幕的早先预言。

我们不经意间简略的复述了阿克梅派三位诗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副产物之间的纠葛，这些统统指向一个伦理的终极主题——死亡。作为自怜和形而上的体裁，生者比起死者往往有不易察觉的优越感，尤其以古典悼亡诗，无论情感多么壮观，但对于那个没有达到的目的地，情感的特殊被普遍的用极少的表征一并概括，具有深层意识的不可靠以及精神上的压抑症结。阿赫玛托娃的死亡诗，是在新时代的粗鲁下，历史的大溃败下，自我保护的本能。但《安魂曲》一经发现，那就意味着母子的死期就快来临。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只有诗歌能处理现实，现实的她是一位亡夫的寡妇，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这一切的悲剧根源都是那个政权一手酿造。

三、通用语

在文章的前段，提到了对于诗的分类，我们得知阿赫玛托娃在晚年愤怒于世间把她的重要性局限于诗歌初期的爱情诗。在一生的所有时间里，爱显然是世间所有国家的通用语，爱的主体获得的是一种衡量世间的单位，然而对于苏共中央，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评价是这样的：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上，不愿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日丹诺夫还在报告中发表了“著名”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

晚年的她不被允许自由发表诗歌，确切的说那些发表的诗歌都不属于她的自我，它们分别是战争诗和歌颂和平来临的诗，当然这些劣作是作为交换儿子从古拉格释放的产物，她被允许出版的诗歌都是由编辑们精心挑选，其目的是让公众相信（外国公众）她还活着、“忠诚的活着“

活埋一词能准确的形容这一阶段的阿赫玛托娃，诗歌的不可言说在这一阶段沉寂的像一滩死水，事实上技巧上的阿赫玛托娃在《公元1921年》之后就已经死去，在世界通用语的歌声里，她的诗里有一种必须要挽救心灵的东西，它们屈服于那些观念的产物，近距离的给记忆加速度。前文提到过阿克梅派诗强调具体，代名词和作诗法对于时间和爱情两个主题，就有着相当的韵律具体，但意象越具体，旋律和节奏就越发即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诗人是专写悼亡和讣文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是为此而活，当然所有的诗都被迫凝聚在语言的可记忆性中，但语言的障碍有时却高于国家政权设置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