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而非的中國：澄清關於中國的七個爭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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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到底是不是信奉集體主義？

• 習近平政權到底是穩固還是脆弱？

• 爲什麽“聼床學”和“陰謀論”大行其道？

• 怎麽認識中國人的認知混亂？

• 中國到底是左翼政府還是右翼政府？

• 中國的政治禁忌究竟是什麽樣子？

• 改革開放是失敗了還是被人爲終結了？

1. 中國人到底是不是信奉集體主義？

中國著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劉軍寧説：“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喜歡濫用‘我們’的。凡是該說‘我’的地方，中國人從來都說‘我們’；凡是不敢說‘我’的地方，也都說‘我們’；甚至連許多自己從未參與過的事情，也說是‘我們’幹的。一切‘我’的要求只敢用‘我們’的名義來表達。中國人只敢大聲說‘我們’，從不敢大聲說‘我’。”1

在劉軍寧看來，中國人不但是信奉所謂集體主義的，其所信奉的集體主義與利己主義並不矛盾，因爲集體主義只是否定一部分人的私利，同時又伸張另一部分人的私利。依據這種理論，集體主義就像一種超級人格，在過去其表現形式是家長制，在現代則表現爲極權主義。

這種觀念流傳很廣，一般認爲是儒家傳統爲東亞社會的集體主義奠定了思想根基。但是在關於“是什麽樣的集體主義主導著中國社會”這類問題上，卻出現了較大分歧。甚至還有一些研究得出的結論不符合我們通常的想象。比如2004年一項研究甚至表明美國人的集體主義傾向可能比中國人還嚴重（由於這項研究與常識相違背，研究者自己都開始懷疑是不是評判標準存在缺陷或者采樣存在偏向性）。2 分歧同樣顯著的是，研究者對中國究竟是不是崇尚集體主義打了一個問號——因爲中國是一個講究“關係”的社會，關係主義似乎比集體主義更有説服力。當然， 也不乏有研究者乾脆就認爲中國的個人主義現象越來越突出，甚至出現了“原子化的個體”。這些情況都是值得注意的。

在傾向於支持“集體主義”論斷這邊，有人專門比較了中國跟日本集體主義異同。比如在新聞體制研究中，有美國學者認爲儒家集體主義和佛教信仰都對兩國新聞體制產生了一定影響。在中國的新聞體制中，國家是集體主義的遵奉對象；在日本的情況是，新聞從業者將雇主和從業者協會奉爲集體主義的遵奉對象。在中國的新聞體制中，集體主義依托的等級體系與黨跟國家融爲一體；在日本的情況是，集體主義通常依托個人對企業和從業者協會或俱樂部的忠誠。中國的新聞體制用來傳達國家的聲音以促進社會穩定；日本的新聞體制雖然可能跟實現社會和諧相衝突，但是挑戰體制的行爲也不受到鼓勵。中國的新聞體制是中央集權體制的一部分，日本的新聞體制則遵從於社會精英，而日本記者往往加入新聞俱樂部。3

從對比可以看出，中國的集體主義更像是内容空洞的國家主義，在其中不但沒有個體的角色，連團體、企業、協會的角色也統統隱形。相比之下，團體、企業、協會的角色在日本卻至關重要，日本人對於這些組織的忠誠更容易直觀地表現出來。相比之下，你卻很難看見中國人對團體、企業、協會表現出集體忠誠。中國人的忠誠對象，似乎是一個空洞的國家概念。也就是説，在這種空洞的概念之外，中國人實際上是接近原子化的，小於國家的組織對於中國人似乎缺乏凝聚力。

這種論斷看起來不一定站得住脚，因爲中國同時也是個“關係社會”，也就是所謂關係主義盛行的地方。有人將個人主義、關係主義與集體主義並列，並將關係主義視爲居於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過度環節。4 也有人將個人主義、關係集體主義（relational collectivism）和絕對集體主義（categorical collectivism）並列，稱絕對集體主義可能預設共同的群體認同，但關係集體主義並不預設群體認同。對絕對集體主義而言，個體之間的義務、責任和相互關係不取決於語境；對關係集體主義來説情況就恰恰相反，個體之間的義務、責任和相互關係是取決於語境的。5 也就是說一旦語境淡化、消失或不復存在，在關係集體主義爲主導的社會裡，個體之間的相互義務是可能崩壞的。

然而，被研究者忽視的一個地方是，在關係集體主義掩蓋之下，個體並不一定崇尚個人主義，因爲集體主義原則反而是鼓勵犧牲個體主義和個體價值的。儘管同一個研究者也認爲中國社會出現了强烈的個人主義傾向（同時也稱，美國人也可能表現出强烈的集體主義），因爲關係是依據語境結合起來的，一旦脫離語境，個體就被釋放出來。6 但是研究者似乎混淆了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的區別：因爲美國盛行的個人主義通常是以尊重個體價值和個人權利爲前提的，但是中國盛行的“個人主義”不見得就以尊重個體價值和個人權利爲前提——在後一種情況下，所謂的“個人主義”其實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私自利，因爲自私自利是必然互相爲敵的，個人主義卻不見得互相爲敵。另一方面，美國社會盛行的個人主義通常與自由主義思想相關聯，中國的“個人主義”卻可能走向跟自由主義截然相反的對立面，也就是説，與自由主義爲敵。

當然，我們並不能說美國式個人主義才接近個人主義的理想型式。自私自利看起來非常像個人主義，但是兩者有著稗子跟麥子的區別。自私自利更像是由國家鎮壓著的無政府主義，它要求的是：我的權益必須得到尊重，至於是不是以損害其他人的權益爲代價，或者其他人的權益損害會不會牽連到我的權益，我是不在乎的。但個人主義往往更像是個體與個體之間達成了社會契約：互相尊重對方的權益，而不是只尊重我自己的權益，如果其他人的權益遭到損害，我也會視同損害我自己的權益，並最終與其他人一起維護共同的社會契約。

這樣的説法就能解釋，爲什麽中國社會不斷爆發的維權活動並不引起全社會響應。維權活動與公民運動有本質區別。維權活動往往是我的權利受到損害時，我站出來維護自己受到損害的權利；對於自私自利的公衆而言，只要自己的權益未受損害，就不值得自己犧牲自己利益來維護他人受到損害的權益。這恰恰是公民運動超過維權活動，並且更能徵得社會普遍同情的地方：公民運動參與者並不一定是權益直接受損者，大多數情況是自身權益未受損害、但是他人權利受損不但可能波及到我的權益，還可能損害全社會的公共權益，這些義不容辭地站出來維護公共權益的人，反而是最不自私自利的人，但是這些人卻是典型的個人主義者。

也就是説，即使關係集體主義的假設是符合實際的，在關係集體主義掩蓋下的個體並不必然是個人主義。尤其在集體主義原則公然侵犯和貶低個人主義價值的社會語境之中，被集體主義鎮壓的個體不見得同情起個人主義來，反而更常見的是敵視個人主義的純粹自私自利。

就算這樣，給中國社會一個籠統論斷也不符合科學精神。單就集體主義而言，社會學家侯小碩在中國社會發現了不同形態的集體主義。其中既有毛澤東時代以共產主義革命的意識形態爲主題的集體主義，也有后毛澤東時代比較複雜的集體主義變種。比如南街村和華西村的“波將金村式”集體主義實驗，被稱爲“社區資本主義”（community capitalism），這種集體主義在溫州可能遭到抵制，因爲這些地方或有自己地方形式的集體主義，或依靠家族和親戚關係建立安全網。7 這樣形態各異的集體主義，被認爲是在國家治理和市場管理失效時，用來補償機制性缺陷的。8

這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呈現出的複雜層次。集體主義如此，個人主義也是如此。當然也有人傾向於否定集體主義假説，轉而認爲中國正在走向“社會原子化”。

社會學家田毅鵬和呂方說，社會原子化“不是指一般性的社會關系的疏離，而是指由於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社會聯結機製中間組織（intermediate group）的解體或失缺而產生的個體孤獨、無序互動狀態和道德解組、人際疏離、社會失範的社會總體性危機。一般而言社會原子化危機產生於劇烈的社會轉型期。社會原子化並不是說社會沒有聯結和零社會整合狀態，而是指在一定範圍內的社會，其社會聯結機製薄弱，社會整合度低下，出現國家直接面對民眾的險象，而產生局部的、一定程度的社會失範。”9

田毅鵬認爲，中國的社會原子化危機主要發生於社會轉型期，由單位體制走向小消解、城鄉二元體制走向沒落、鄉村社會衰落、社會人口流動加劇造成，“表現為‘個人與國家’間社會聯結的弱化、社區認同的缺失、社會規範的失靈等方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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