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麽北京高層不再第一時間視察災區？

原文地址（含文獻出處）：爲什麽北京高層不再第一時間視察災區？

7月29日起，受到超强颱風“杜蘇芮”影響，京津冀地區遭遇特大暴雨並引發特大洪災。但詭異的一幕是，截至發稿時，中央仍未對河北省包括涿州和霸州等地特大洪水定調，也沒依舊例臨時成立國家防汛抗旱縂指揮部，而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毫不意外又沒有出現在救災現場。

8月5日，新華社發長文受到各大官媒紛紛轉載。該文高度贊揚習近平指揮北京防汛抗洪救災，稱早在7月上旬，習近平就已經對防汛救災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但這篇文章刻意淡化和模糊了幾個問題：1.把京津冀地區大面積暴雨洪水災害，淡化成僅北京一地局部地區嚴重受災；2.對河北涿州和霸州等地因泄洪導致嚴重水災隻字不提；3.不提習近平是否親臨洪災一綫督導抗洪搶險工作。

在中國公衆記憶中，習近平自上任以來，從未像前任江澤民、胡錦濤一樣第一時間趕赴災區指導抗洪搶險工作。而今次救災工作毫不意外，與前幾年抗洪救災一樣，又組織得一塌糊塗，官媒還被網友扒出用大量假照片和擺拍宣傳救災工作，結果習近平一人又冒貪天之功。

此外，自河北洪水災情發生以來，中國各大官媒回避在頭版頭條或重要位置報道災況，只在比較不顯眼的位置提到了救災工作。這些給人一種直觀印象：京津冀洪災似乎沒有那麽嚴重。但根據網路上不斷流出的災區影像資料來看，事實卻非如此。這些反常跡象不合常理。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北京高層怎麽不再親臨一綫督導救災工作了？

1. 總書記繞著災區走

習近平從2013年上任以來至今，從沒在第一時間前往災區或重大安全事故現場督導救災搶險工作。從2013年蘆山地震、2014年崑山中榮工廠爆炸和魯甸地震、2015年天津濱海新區大爆炸、2016年安徽和湖北水災、2019年響水化工廠大爆炸和十六省水災、2020年武漢肺炎和南方水災、2021年鄭州水災、2022年廣東水災，到2023年福建水災、京津冀水災、哈爾濱水災，習近平或者直接繞開災區（或災難地點）去其他地方視察，或者派北京高層爲代表前去視察，或者在災後幾個月才去視察。這給人一種印象，習近平似乎總繞著災區（或災難地點）走，從不在第一時間出現在搶險救災現場。

至少近30年以來，世界上主要國家領導人一般會在重大突發險情時，第一時間前往災區或事發地點。這裏的“第一時間”通常不一定指當天，因爲安全因素，一般是幾天之内。比如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胡錦濤在5月16日抵達綿陽、5月17日抵達汶川（溫家寶已于5月14日到達現場）。在2001年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中，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只在9月14日才抵達災難現場。

領導人直到救災搶險結束還不去災區視察，無疑是反常現象。這除了跟領導人個性因素有關以外，通常還有別的原因。

關於習近平爲什麽不視察災區的揣測衆説紛紜。有人認爲是基於安保考量（包括刺殺和政變），前幾年遇到所謂“北戴河會議”又傳出“内鬥”傳聞。另外一種説法是，習近平要效仿毛澤東和鄧小平玩弄權術，但是跟上面的揣測一樣，既無法證僞，也不能給出有力解釋。

比如“個人安危”說，就可能站不住脚。假如只是因爲習近平自身安全顧慮不能第一時間去災區，派總理或副總理視察災區總在情理之中吧？但我們看到2016年以後，北京高層連代表也較少正式派出來了，大多數時間只依靠批示坐鎮異地指揮。今年涿州水災，連涿州市政府領導班子也集體隱形，乃至網友到處發“尋人啓事”，大聲質問市政府領導人去向。此外，習近平并不是完全不視察災區。2013年蘆山地震一個月后，習近平視察了災區。在2014年魯甸地震半年多以後，習近平也視察了災區。2020年安徽洪水消退一個月後，習近平也去了災區（當時還被媒體曝出有女公安假扮災民）。習近平經常在中國各地考察，並不見得第一時間視察災區，刺殺或政變風險就更高一些。要説考慮到災害可能對領導人人身安全造成風險還説得過去，但江澤民和胡錦濤（包括當時總理）肯定也有同樣顧慮，他們卻能夠排除萬難奔赴第一綫。這説明災害因素至少不是現任領導人不第一時間去災區督導的首要原因。

2. 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這個詞不是舶來品，而是出自於中國美學家潘知常。“塔西佗陷阱”指的是公信力破產的政府，不管做什麽都會引起批評和質疑。

中國黨媒最遲在2011年就已經注意到“塔西佗陷阱”。《中國青年報》在2011年11月2日發文披露當時社會有人用“塔西佗陷阱”批評鐵道部、批評紅十字會、批評邵陽沉船事件政府處理不當、批評政府信息不透明、批評官員私德，甚至連天氣預報也遭到批評。到2012年《人民日報》也發文承認“塔西佗陷阱”正在成爲社會管理頻繁面對的挑戰。2014年《中國青年報》根據中青輿情監測室報告稱，負面事件印象蓋過了當事方的事後補救，“再怎麼說都沒人信”的“塔西佗陷阱”已經形成。也就是說，中國官媒已經直接或間接承認了當時中國社會已經出現公信力危機，而此後中國黨媒、官媒對該詞的引用頻率極高。

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蘭考縣縣委常委擴大會上，習近平還特別提醒全黨注意“塔西佗陷阱”。這説明不但黨媒、官媒注意到“塔西佗陷阱”正在成爲現實風險，連習近平本人也注意到了。

但是情況到2017年又出現轉折。《人民日報》在該年1月初曾告誡政府不要自陷“塔西佗陷阱”，但是到12月中旬又整版連發三篇文章，否認“塔西佗陷阱”是政治學必然規律，説這是拿西方話語硬套中國國情，不符合中國社會現實，甚至否認中國政府存在公信力危機。2017年風向轉變可能意味著，中國政府在對待“塔西佗陷阱”時，轉換了策略，從那以後，中國黨媒和官媒上引用“塔西佗陷阱”的熱度驟降。

但是參考消息網在2019年意味深長地舊事重提——在文章開頭，開門見山地重提習近平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蘭考縣有關“塔西佗陷阱”的講話，並受到《中國日報》中文網和環球網等媒體轉發。即便如此，近幾年該詞在中國黨媒和官媒上使用的情況仍然相當邊緣化，并且頻率大降。比如2022年《解放日報》在比較邊緣的地方仍用這個詞來告誡黨政官員謹防公信力喪失。

從這種情況來看，中國政府在遭遇“塔西佗陷阱”時，遇到了矛盾糾結。一方面承認中國社會確實出現了公信力危機，一方面又把“塔西佗陷阱”當成西方話語對中國政治的挑戰（雖然其實是中國人發明的），進而不承認中國政府公信力危機，或者至少認爲在中國國情下公信力危機不是不可化解；但同時又念念不忘告誡黨政官員警惕“塔西佗陷阱”。

習近平在2014年就注意到了“塔西佗陷阱”這個難題，這可能意味著，雖然明知公衆期待他在災害險情發生期間，前往災區穩定民心，但不管去不去，他的政府都會遭到批評。尤其去了之後，如果仍然出現救災不力，這對習近平個人的權威來説是重大污點。至於坐鎮外地遙控指揮救災，則有這樣的優勢：救災得力歸功領袖，救災不力歸咎官員。

2016年及以前，中國黨媒和官媒照常發佈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强及時趕赴災區視察災情新聞。2016年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比如2021年河南特大水災，李克强在河南災區視察的新聞只出現在中國政府官網，但中國官媒和黨媒對此隻字不提。2020年李克强在重慶督導救災工作時，情況也與此類似。當時只有國務院系統直屬媒体轉發，央視、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及其他中央媒體不予報道（或者故意延遲幾天才報道），這不免引起外界對“府院之爭”的遐想。假如總理確是受總書記委派來視察災情，中國媒體的反應肯定不是這樣。比如2015年天津濱海新區大爆炸，人民網在報道時明確提到李克强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代表習近平總書記，并且該報道就在李克强抵達現場當天發出（央視新聞也滾動報道）。

這種情況，不排除跟2017年黨媒和官媒在“塔西佗陷阱”問題上集體轉向有關，也不排除國務院與黨中央在這一轉向上，產生了重大分歧。顯然，當時國務院仍采取傳統做法，一旦發生災情，第一時間趕往災區。但是黨中央對此越來越冷漠，在2023年國務院換届之後，即便爆發京津冀特大洪災，總理跟總書記仍雙雙隱形，僅委派一名副總理在災情穩定幾天后才慢吞吞地趕到涿州災區。

從這種情況來看，在公信力危機面前，習近平代表的黨中央確有“躺平”跡象，至少不再寄希望於在救災一綫作秀來重振信心。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也認爲，中央和地方領導層都出現了“集體躺平”現象。

3. 泄洪致災

河北距離北京較近，正常情況下，即便總書記不來視察災情，把總理作爲代表派過來是沒有多大困難的。但是由於掘堤泄洪“保雄安”這個政治任務，給涿州和霸州等地民衆造成洪災，而且掘堤指令不大可能是地方政府自作主張，更可能是中央授意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再派代表來親臨一綫督導救災工作，恐怕會讓中央感到難堪。

由於暴雨成災，導致京津冀至少13條河流洪水超警戒綫，部分地方政府只得掘堤泄洪，致使包括涿州和霸州在内的蓄滯洪區居民突遭洪水淹沒。比如洪水重災區涿州居民就在沒有得到通知的情況下，在半夜泄洪，導致居民根本來不及撤離，而當局則對外聲稱 “很多人沒把泄洪通知當回事”，引起民衆憤慨。這表明涿州政府是承認泄洪的。

即便媒體一再聲稱洪水係特大暴雨所致，除了上面涿州外，其他地方政府也間接承認了掘堤泄洪的事實。比如霸州市政府在8月5日《致廣大鄉親們的一封信》中，肯定了鄉親們主動撤離蓄滯洪區的犧牲並承諾賠償，就是間接承認掘堤泄洪。鑒於涿州政府未經通知即掘堤泄洪導致慘重損失，高碑店居民在值夜守堤過程中發現政府指使人準備在8月6日凌晨私自決堤泄洪，在被民衆成功阻止後，掘堤者悻悻離去。

洪災應急管理工作一塌糊塗，地方政府失德、失職，恐怕也是中央不便派代表來重災區視察的重要原因。如果總理或副總理來勘災，在緊急情況下為保雄安，應急手段不見得會好很多。

由於中央對京津冀洪災進行了低調處理，中國各大官媒和黨媒紛紛噤聲，只在角角落落遮遮掩掩地報告救災情況，對於損失和可能造成損失的原因，故意避重就輕或者顧左右而言他。

根據反事實假設，假如中國各大媒體像往年一樣大面積報道災情，其輿論發酵效應恐怕不可估量。鑒於中國黨媒、官媒通常會在重大事件上統一口徑，其宣傳口徑大概有以下幾種可能：1.側重關注救災過程和受災情況；2.側重追究洩洪責任和質疑暴雨致洪原因所在；3.塑造災害敘事（宣揚正能量、塑造悲情）；4.倡導募捐。第1、3、4種宣傳口徑都可能導向第2種，而第2種則是當局竭力避免的。即便要追究責任，也只能拿地方官員當替罪羊；但是在中央政府看來，只要不違背中央旨意並且不存在嚴重瀆職，嚴懲官員毫無必要。再則，中央也不見得願意將習近平重要政績之一，“海綿城市”雨洪管理系統——它的失效跟北京暴雨致洪有直接關係——暴露在輿論風向下。

如果涉及災害賠償和救災補貼，在財政捉襟見肘的當下，恐怕是當局頗不願面對的敏感話題。2008年汶川地震，中央政府曾往災區撥款發放生活救助金約417.94億元人民幣，用於災區922.44万人臨時生活補貼。截止今年8月6日，財政部與應急管理部已纍計向京津冀洪災區和黑龍江、吉林等地下撥防汛救災款項5.2億元人民幣，其中並不包含救災生活補貼，也不涉及賠償。且不論撥款金額微小到遠不足以彌補災害損失，儘管泄洪責任在於政府，但政府竟然不承擔賠償和救助補貼。

我們看見，至少從2020年到2023年的重大災害中，中國黨媒、官媒確有降調處理的傾向（武漢肺炎除外）。與此同時，常被中國網友嘲笑的一點是，中國媒體對美國俄亥俄州列車脫軌引發危險化學品泄露進行滾動報道的强度，比内蒙古礦難和江西化工廠爆炸的關注度還要高（北京高層同樣沒有派代表前往視察）。從另一方面來看，不排除中國的官方喉舌和宣傳機構有意淡化處理本國近年頻繁的災害和事故。

4. 維穩邏輯：不斷喪失民心

京津冀洪災，尤其涿州和霸州等地重災區，暴露出中國在災害應急管理上的嚴重缺陷。旅居德國的水利工程專家王維洛說，涿州為北京和雄安新區擋洪，但中共卻不曾為涿州辟劃抗洪演練，這是習近平治理的一大缺失。此外，汛期應加强堤防巡邏工作，這一塊也是缺失的。不僅如此，作爲蓄滯洪區的涿州，缺乏抗洪經驗，組織人員撤離失序，都與政府失職有直接關係。

不僅如此，河北洪災再次出現了2021年鄭州水災離奇的一幕，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都在災情最緊急關頭，全部神隱起來。與此相對，吉林舒蘭市常務副市長與兩名官員及一名水利工程師在督導前綫抗洪搶險時因公殉職。故不排除河北地方官員確有怯逃可能性，但是在洪災爆發幾天后仍不露面恐怕還有別的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在中國社會的受歡迎程度恐怕并不像宣傳那樣高。尤其在對比江澤民與胡錦濤班底之後，災民對救災不力和推卸責任引起的民怨和民憤，也會是不可控因素。另外，網絡輿情監控收緊、言論審查嚴酷和高强度維穩工作，恰恰從一定側面説明習近平時代不得不面對民心喪失、民怨激增的情況。儘管習近平也在事後視察災區，提前佈置的安保工作和安插的眼綫，可以盡最大可能保證不穿幫，但是換成災區面對情緒激動的災民，領袖的面子恐怕得不到保障。

儘管沒有法律規定領導人要第一時間親臨前綫坐鎮指揮，以穩定民心，但是習近平政府選擇了一條隔離政府與民心的道路。這條路既是公信力崩盤造成的，也是高壓維穩工作所致。作爲極權主義政府的領導人，其實并不像民主國家領導人那樣需要民心和民意，宣傳機器和維穩機器可以幫他達到同樣的目的，只是這個執政成本未免太高一些。

8月4日，霸州民衆在當地政府大樓外面聚集，打紅色條幅抗議“還我家園，明明是洩洪原因，卻說降雨所致”，結果卻遭到一群黑衣人手持鎮暴盾牌毆打。8月9日，高碑店新城村村民前往政府反映問題，也遭到特警毆打。在中國政府眼中，災民反映意見跟河南村鎮銀行儲戶維權一個性質，都屬於維穩鎮壓對象。

中國2020年以公共安全支出為名的維穩經費達2100億美元，不但10年內成長超過1倍，且高出同年軍費的7%。在龐大的維穩開支壓力下掩藏的，既有用暴力手段解決民意問題的政治邏輯，也有中央不再討好民意的決心。在胡錦濤政府期間，執政合法性建設曾經是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之一，其政策熱度遠高於習近平執政以來。現在執政合法性已不再是政府公文和黨媒、官媒討論的熱點，某種程度上恰恰説明，中央政府也有”躺平“ 跡象。執政合法性危機已經到了嚴重階段，政治改革受阻，中央政府轉而尋求通過維穩手段加强政權安全。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上，反復强調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政府當前面臨的問題，已經超出執政合法性範疇，而升級到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問題。

在中國政府的政治邏輯下，災害威脅的不止是民衆安全，也危及政權和社會穩定，這是動用維穩手段來賑災的潛在原因。在維穩的大形勢下，爭不爭取災民的民心已經不那麽優先。對北京當局來説，不僅災民的民心沒有那麽重要，即便一般社會民意和民心也沒那麽重要。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香港人表現出來的民意遭到維穩打擊，不獲取民心一樣能夠保證香港表面上的社會穩定——這是北京當局在危機四伏的當下做出的取捨，也適用於中國大陸社會的維穩邏輯。

并不是北京當局並不在乎民意和民心，而是陷入嚴重執政合法性危機而分身乏力的政府已經無法把民意和民心放在優先考慮選項當中。在民意與民心之間，選擇監測民情也是這麽個政治邏輯，因爲民情是可以直接鎮壓和打擊的對象。這是中國加大力度進行輿情監控的重要原因。

5.小結：高風險社會與專制政府

在政府公信力崩盤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已經逐漸成爲高風險社會，這也是維穩開支超出軍費開支的根本原因。在這種環境中，動用維穩手段解決一切問題成了首先事項。

即便泄洪致災，政府難辤其咎，北京當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放棄對民意和民心的爭取，這就給人一種印象：政府在救災問題上“躺平”。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媒到官媒，普遍都出現了對災情的冷漠。

政府將優先事項和著力點放在暴力維穩上面，不再掙扎剋服因“塔西佗陷阱”造成的執政合法性危機：因爲在這個陷阱中，至少在北京當局看來，不管怎麽努力都會失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