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易碎的生活

今天本不想写的，但最近坏消息很多，心里也有些不平静，还是写点，于我也算是倾吐。

不止一位朋友跟我说，已经太长时间沉浸在失望乃至绝望的情绪中，举目望去，看不到一个好消息：没完没了的疫情、爆发的战争、暴跌的股市、裁员……然后，日前东航客机又出了空难。

《人物》有一篇《MU5735航班上的人们》，把那132位死者呈现为一个个鲜活而具体的人，他们对迎面而来的灾难毫无防备，因为“一切都像是个寻常的周一下午”。很多人本打算开启新的生活，但却在那一瞬间永远地停顿了下来。

读完发现，它已被禁止分享了——后来才知，这主要是担心会对家属造成伤害。豆瓣上的“沈入忘”说：

公众号们又开始挖掘受害人的故事了，16岁的少女、异地的夫妻、怎样的空姐、怎样的机长，说实话大家只想知道事故怎么发生的，怎么处理，以后怎么避免。如果现在没有调查结果，这些号能不能闭嘴啊，或者只是单纯的哀悼。

飞机失事这个事我特别共情，因为我家属几乎每周出差，他昨天看了他的航旅纵横70%乘坐的都是这一次失事的机型。

理智上我知道空难是极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到某个家庭的头上，那就是无法想象的灾难。

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如果我处于那样的境地，媒体报道添油加醋地描绘你的家人去世前的身份，面貌，行程，公众号你会是什么感觉？你难道会感谢他们吗？

在国内的舆论场上，这是在悲剧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几乎总会出现的一种道德谴责，有时甚至双方都用同样的说辞谴责对方——就像江歌案中，当江秋莲为女儿奔走讨回公道时，刘鑫挖苦她：“人血馒头好吃吗？”反过来，支持江母的人则说刘鑫才是在“吃人血馒头”。

虽然常有人说，这是“最基本的新闻伦理”，但这一点之所以如此棘手，正是因为在这些事件中，“公共”和“隐私”的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当然，家属也可以拒绝采访，但且不说他们无法阻止他人泄露消息，就算是他们自己同意接受采访，很可能在当时也难以料见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家属的感受当然应当尊重，但在明确隐私保护边界的前提下，公众对这样重大公共事件的关注也是很自然的反应，这种反应未必只是猎奇，而满足这种关注的记者也未必只是动机可疑的无耻写手。

这两天，有不少朋友都分享了飞机失事的一位男生在去年底写的一篇《年底补糖运动》，素昧平生如我们，也很难不被他那种对恋人、对生活真挚的热爱所打动。

他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我们都清楚，同样的命运完全有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我们只是没上那架飞机而已。“他的生活本不应该就此终止”——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这么想，这本身就可以成为阻止灾难重演的一种必须正视的社会压力。

我猜想，这场空难如果发生在其它时间点，可能公众的反应都未必这么大——虽然对经历了两年多萧条的航空业来说，这一事故或许也并非偶然，但此时出事，在无形中强化了人们此前已被疫情唤起的一种感受：世事无常。

这两年来，类似的种种事件，都在冲击着我们的日常感知。那是个体在面对庞大外物时本能的战栗：我们的个人生活，在一种狂暴、不可捉摸的巨大力量面前，很可能显得不堪一击。

在这种时刻，恐惧、悲观、厌世，都是在发现自身脆弱性时的正常反应。这没什么可回避的，毕竟，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

我们不是历史上有类似经历的第一代人，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所造成的精神幻灭，可能比我们当下严重得多了。在经历了长达近一百年的长期繁荣之后，谁也没想到迎面而来的竟是数千万人长达四年的惨烈厮杀，无数人的生活就此破碎，通往非理性世界的入口就此洞开。

很少人能承受这样巨大的幻灭与不安，尤其是在战后的魏玛德国，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太难直面，人们只能以纵情享乐的方式寻求解脱，太多人发现，即便是自我决断和自我重建，也都难免遭到外部力量的左右乃至践踏。

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时代不是在未来，而是在已遭摧毁的过去。很多人再也没能从这一重创中复原过来，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的开篇就以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奠定了基调：“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他说：“今天在惊恐的深渊之中，我也会再三抬头仰望那些旧日的星辰。”

韦斯·安德森导演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就重现了一个茨威格式的世界，他后来说：

我们通常认为文明是某种坚不可摧的创造，事实上它们不过是蓬松柔软的甜点：用色素、空气与棉花糖搭配黄油、奶霜与面粉揉成的基底精心制作而成。相偕构成文明的一半是旺盛多彩的生命力，一半是无人质询的传统，二者随着人类信心的不断膨胀，变得更加光彩夺目，也更加动荡不稳。

不如这么说吧：在遭受威胁、损坏乃至摧毁之前，所谓“文明”和“生活”很少会成为我们考虑的重点，那就像是日常呼吸的空气，因为太寻常而不会过多去留意。

当生活变得如此易碎，我们能做什么？

我敬佩那些能尽力捍卫文明和生活的人，但我也深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都太难了。个人或许能做的，是抛弃幻想，去爱具体的人，保全自己，转向创造——当生活面临威胁时，你可以把生活本身变成艺术。

在任何时代，弱者的选择都是很少的。我也深知，很多人自顾不暇，仅仅维持生活本身就已耗尽力气，谈何“把生活变成艺术”，但之所以还是要这么说，是因为那才是值得过的生活。

仅仅疲于应对这些波折，无法使生活自动变好，否则我们就对不起自己所经历的磨难。布罗茨基说过，一个人的任务首先在于，“他怎样过完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外力强加或指定的、看上去甚至是最高尚的一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将以什么结束。”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中国人所说的“无常”，常常隐含着一种无力感，仿佛当我们终于认清命运的真面目时，除了承认自己的渺小、顺其自然听凭其摆布之外，无法再做什么了。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通过全盘接受，消除自己的能动性，人们得到了一种消极的安详。

如果有人这么选择，那当然也情有可原，但我们并非只有这一个选择。虽然我们的生活是个易碎品，但它并不因其易碎性而有损其价值。相反，只有我真正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之后，它才能在变动中获得对我们个人而言的永恒性。

尽管这可能听起来有几分像是“及时行乐”的味道，但我还是想说：趁来得及，好好去生活，因为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这是拥有它的唯一方式。就像马尔克斯在《苦妓回忆录》里说过，“不管怎样，你已经跳过的舞，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