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山

非大师风范,非鸡鸣狗盗之辈,非庸碌无为之徒,中山大学法学书生,摩根士丹利小喽啰

记忆的证明-张纯如与她的《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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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光荣地前进,那就不丢脸地退出人生。 ——题记

首先,很不幸,作者张纯如,因为精神崩溃而自杀,并非因为她的这本学术著作《南京大屠杀》。但是,她自杀的因素中确定存在该书出版后受到的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威胁使她感到的种种恐惧的部分。 “从纯如精神崩溃到她自杀,时间相当段,不过三个月而已。”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回忆道。([1],343页) 就其精神崩溃的原因,在张纯如的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看来:“我认为纯如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最终导致了2004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的精神崩溃。”([2],215页)在她精神崩溃之前是对于周遭恐惧感的加深,张纯如是一个敏感的作家,我数次强调这种致命的敏感,这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必然的天赋,但当然,这也是推进她变成类似被迫害妄想症的原因,推至她自我毁灭的结局。如此种种,比如林奕含,比如胡迁。 这种恐惧缚摄住张纯如,这使她在外出采风时不敢轻易用她不熟悉的东西,食物和水,外卖,甚至牙膏和洗发水,在她晚年崩溃的那日,她因为这绵延的恐惧而不敢轻易睡觉。 所以,“由于缺乏睡眠,她的意识开始作弄她”([2],215页),也有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比如在她的第三本书《美国华人》的签售宣传旅行中,时间紧,行程更密集,她的睡眠持续被压缩,导致精神压力持续增大。“她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承受着持续的睡眠不足。”([1],305页)并且最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她亲口对母亲说她在路上以及演讲会后被人威胁的事情,但这件被威胁的事情随着张纯如的死去也最终死无对证了。但她那时的恐惧感确实增添着她的精神压力,在这之后,“纯如变得越来越恐惧”([1],307页)。 所以最终,在异地他乡的小旅馆里张纯如的精神终于崩溃了,这致使她看到的一切变得恐怖而扭曲的。这次崩溃导致了被认为是精神病以及那些糟糕的精神病药物的介入。她的母亲张盈盈在《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这本厚重而深情的回忆录的最后三章里详细地记叙了她的女儿张纯如遇到的糟糕的精神病医生以及那些糟糕的药,她的丈夫当格拉斯也说“我们在为她寻找合适的精神病专家方面遇到了麻烦”([2],216)。而她的母亲张盈盈强调:“作为一名生物化学研究人员,从我密切照顾纯如的那半年观察所得以及我自己的独立研究结果,这是我能得出的最好的结论。”([1],343页)所以,就其自杀的原因,在张盈盈看来:“我认为纯如的自杀是由药物所引起的。这是精神病药物改变一个人本来性格的经典案例。”([1],343页) 而在这些字里行间我认为加重张纯如精神压力的就是那些她亲口说出的而又无证可查的模糊的被威胁的经历。而他之所以会遭遇这样威胁,就是因为她的那部第一次用英文在英语世界里揭露了日本在中国南京持续6周的大屠杀的学术著作《南京大屠杀》。它的出版填补了英语世界对二战中亚洲战场上这样比犹太屠杀更惨绝人寰的历史赤裸在全世界人面前,避免了这段历史被世界遗忘。所以当时《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才会说:“由于张纯如的这本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为之终结。” 基于这本书巨大的影响力以及它所冲击甚至屡屡打破着人类人性底线的历史事实,使得每一个读到这段历史的人都无比的压抑,感到这一切不可思议,会在掩卷沉思中爆发出无数近乎绝望而悲伤的问号。而作为研究者的年轻的作者张纯如就是一夜又一夜的面对着这些非人的问号。因此,有很多很多的人初次了解她与她的这本书的时候,都会将她的自杀理解为是证见了南京浩劫这段历史中阴暗的人性,这就是我们主观联想和肆意夸大了。 因为《南京大屠杀》的写作于她去世7年前,时间跨度上就可以直接否定因阴暗人性而导致作者绝望自杀的幼稚联想。但其实,我最初了解到她与她的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想的,毕竟,为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去自杀更具仪式感与宣扬的味道。但现实和真相通常是落魄与惨败的,就像作者自杀前的遗书中也是如此希望的:“如果你们能记住我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最意气风发的样子,而非我从路易斯维尔回来之后眼神憔悴的病人形象,那再好不过了。”([2],218页)基于此,她的丈夫道格拉斯认为“导致纯如自杀的另一个因素是她的骄傲”,并推测是因为张纯如生前都会“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树立并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但他认为是“她觉得自己精神崩溃之后再也无力维持这种形象了。”([2],218页)


那我们就尊崇作者的遗愿,张纯如的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就是她于29岁为写成的《南京大屠杀》巡回签售活动演讲的时候,在一批又一批的听众面前发出自己铿锵有力的声音,打破当时欧美对这段历史的默然。如果你看过张纯如的演讲,她那迷人的模样与掷地有声的演讲,你会瞬间被这世间的能有如此正义感的人而感动。而当时她是那么年轻,就像有些写她的传记的作者将书名起为“正义的天使”。这本书也成了她的标签,以至于“尽管纯如当时是在为《美国华人》一书作宣传,人们仍在谈论《南京大屠杀》”([1],306页)。所以,这段历史,这本书以及她人生的遭际最终化成了一个符号,这符号可以用《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这个纪录片的主题曲a song for Iris里最后的歌词概括: “ The world will finally hear, I ga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 Now I 'm silencing my own, what I've left behind, remember, In you,my spirt lives on, Find my light,Pass it on.” 张纯如用她的声音打破了当初欧美世界对于南京大屠杀那非人的沉默,当我们静默地翻开她的这本书时,你便即将听到她的声音。 然后,你迫切地想要知道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她为什么会写作这本沉重的书呢? 作者张纯如写这本书的源起曾经普遍认为是“1994年12月前往库比蒂诺参加一场会议并参观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后”,但这是“一个流传最广的神话”([2],210页)道格拉斯解释道,并说“纯如从未做出过如此冲动的职业选择,她为《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计划了好多年,早在参加那次会议之前,她已经开始了相关研究工作。”([2],211)用张纯如自己的话解释是:“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父母讲述的南京大屠杀就令我震惊。他们告诉我,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屠杀了数十万的中国平民,甚至连小孩也不放过。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去图书馆试图了解更多细节,但却找不到一星半点与此相关的信息。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在市里的公共图书馆里,在我的世界历史教材里,什么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师们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1],141页) 所以,这是张纯如从小就潜移默化的意识里随着她的成长而对这件事情探寻的动力以及思考的深刻的加深最终促成了作者的写作动机,而作者参加会议去看那些海报大小的照片展后,只是更加坚定了作者写这本书的动力。还有,欧美世界近乎对这段发生在她祖父母、外祖父母身上切身的残暴历史的漠视和遗忘更加促成了张纯如的创作激情。 随后,她展开了漫长的思考与艰辛而持续地收集资料的过程。 “张纯如悉数收集到的文件种类包括:美国驻外人员的日记、美国海军情报单位的报告、日本军人的日记、德国外交人员和纳粹党人的信件以及报告、美国截获的日军通讯情报、战争罪行誊本,再加上新闻报道、照片、影片注脚,以及一些幸存中国百姓的见证”([3],58页),而这些在当时很多都是从未公开过的。所以,张纯如为此书创作可谓是殚精竭虑,倾入自己全身心的激情,并化成了这些动人的文字。所以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就像你总相信一夜暴富,却忽视了天道酬勤。 而在张纯如搜集与发现的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就是约翰拉贝的日记 而这本日记在1996年以前从未对外披露过。所以很显然,当时这一日记的发现是对日军侵略与屠杀南京人民最有力量的证据。而这本日记的发现是张纯如在搜集和研究当时南京被占领时由外国人士创立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那些勇敢人们的义举的故事时,在这本书的第五章《南京安全区》中作者着力介绍了三位杰出的欧美人道主义人士,第一位就是德国商人,纳粹党当时在南京的领袖约翰拉贝,他被张纯如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涉及到这个人物的有09年的电影《南京!南京!》。他于1938年2月被迫回国,这段情节在这个电影中也有体现,张纯如正是因为对他忽然的回国以及他回国的处境的好奇才很偶然地发现了他的日记。她说“我没有料到会发现他的日记,原本只是对他战后失踪后的下落感到好奇。”([3],65页)拉贝在当时的南京因为带有纳粹臂章的德国人身份,抵挡了很多日本士兵对南京人民的残暴行为,被安全区内的中国难民们称为“南京的活菩萨”。 但这一段历史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纳粹臂章在欧洲战场上就是邪恶的代表,但是在亚洲战场上的南京这座小城里的约翰拉贝的胳膊上,当时当地,它比任何一个菩萨或者上帝都散发着善与美的光芒,就像另一个纳粹党人辛德勒散尽家财拯救奥斯维辛集中营将要被送进毒气室里集体屠杀的那些无助的犹太人一样。 但是,更加讽刺的是,在我翻看《拉贝日记》时,他于1938年的2月11日有这样一条记录:


“辛德尔贝带来了一条更糟糕的消息,这次说的是中国强盗,共4人,他们猜想某老乡家藏有钱财。于是,他们把他的四肢捆绑起来,吊挂在火堆上烤,强迫他供出藏钱的地方。”([4],421页) 这一则日记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在当时当地的人间地狱南京,日本士兵的暴行已经漫山遍野地四溅到任何一个平民的周遭,但这些平民还要抵挡着来自同族人的暴行。类似的,比如在电视剧《亮剑》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李云龙的贴身侍卫和尚死于土匪之手,并且他的头被砍下来挂在墙上示众。一个武功极好的士兵就这样在同族人的杀戮下身首异处。 因此,张纯如在这部学术著作的《结语》部分的最后的最后,思考的不仅仅是日军当时的暴行,而是世界历史上关于古代各种暴行记载的上升到整体人性阴暗面的思考。 她的第一个思考便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2],200页)由具体历史事例上升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观照,这才是我们回望历史深渊处最终极的意义,在面对这种历史上的暴行时是不分种族一视同仁的人性阴暗面,面对这样的屠杀暴行,我们除了立即做出一副愤怒异常的模样之外,凝神静气,细细地想想.就像《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有言曰: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所以,屠杀(俘虏,平民)与屠城从来都不是新鲜的事情。 在《南京大屠杀》的开篇的《前言》中就已经呼应了张纯如最后会在大历史的角度总结人类屠杀的暴行,她在《前言》中例举了一些屠杀暴行的史实:“罗马人曾在迦太基屠杀了15万人,天主教军队也曾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帖木儿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于1400年和1401年用这些囚犯的颅骨在叙利亚建造了两座骨塔。”([2],xxiii页) 但是张纯如里例举这些古代历史上的屠杀暴行是为了对比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的变态——屠杀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除此之外,更严重的是还有日本在战后对于这场屠杀拒不认错的态度的行为是对这段惨烈历史的第二次屠杀。张纯如选择了用数字来对比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我也简单的做了一个表格式的摘述: 罗马人,在迦太基屠杀了15万人 古代帖木儿,1398年进攻图格鲁克王朝首都德里,屠杀战俘约10万人,用头骨在叙利亚建造了两座骨塔。 整个二战时间段里的英国,总共伤亡人数是6.1万。 法国,总伤亡人数是10.8万, 比利时,是10.1万。 荷兰,是24.2万。 二战中最猛烈的空袭——英国轰炸德国德累斯顿:6万人死亡。 美国轰炸东京:8—12万人死亡 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14万和7万人死亡。 然而,“事实上,不论我们使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人,还是最大数字——35万人”([2],xxiv页),它的屠杀规模通过这些数字来说已经不言而喻了。 其次,日军屠杀手段之残忍。 大屠杀期间,2——8万名中国南京妇女遭到强暴和肢解,“强迫父亲强暴亲生女儿,儿子强暴亲生母亲,并强迫其他家庭成员在一旁观看”([2],xxiv页) 更详细比如刺刀活靶练习,砍头比赛,挖内脏,活活钉死,活埋,阉割,器官切除(割掉女性乳房),热火炙烤,用铁钩穿住舌头将人吊起,将人活埋到腰部放德国黑贝将之咬碎取乐等等等等等。 相比于二战中的另一个侵略的国家德国,德军杀死其他国家的军民的总和是大约3500万人,其中,德国大约5年内(1941年至1945年)屠杀了犹太人大约600万人,平均1天杀死3千多人,此为二战三大惨案之犹太人大屠杀。而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6周屠杀南京军民30万人,平均1天屠杀7千多人,此为二战三大惨案之南京大屠杀。所以,后者与前者相比,短时间残暴的罪行使得“南京城里人头滚滚,南京城外尸骨遍地,曾经的江南富饶之乡变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5],157页) 说到德国屠杀犹太人和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区别有学者这样解释道: “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是侵略者的兽性在战争环境中无组织的、非理性的爆发与宣泄;德国人的奥斯维辛大屠杀是将这种兽性转化成某种观念,再以这种观念为指导,用理性的方式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的。”([6],150页)


对于日本人入城后的行径,《拉贝日记》中拉贝摘录了当时时任德国驻南京大使馆行政主管沙尔分贝格的报告,他写道:“眼前的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成吉思汗的做法:全部消灭!日军参谋部的一位中佐对我说,在由上海向南京的进军路途中,供给的保障部队没有一天能跟得上士兵部队的前进速度的。这就很容易能理解,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像神话中的酒鬼战士一样凶神恶煞地扑向一切,看到房子就放火烧。我可以肯定地说,就像1918年人们给黑人的允诺一样,日本士兵也得到允诺:只要你们能够坚持到底,到南京每人都可以得到一个漂亮的姑娘。于是悲惨的命运就降临到留在城中的女士们的头上了。”([4],294页) 对于这件事,张纯如在《结语》中给出了她的第二点关于人性的思考即“应该从南京大屠杀中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权力在种族灭绝中所起的作用”,并进一步解释道:“由军队和皇室精英控制的威权政体,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策动整个民族去实现少数精英群体病态目标。”([2],200页)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导致杀戮,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杀戮。” 所以,仅仅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屠城与屠杀历史的角度,这一幕司空见惯: 秦昭襄王期间的武安君白起号称“人屠”。“据不完全统计,死在白起手上的六国将士,竟然超过160万人之多,天文数字。”([7],181页),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屠杀“赵卒及上党军民先后降者,总和起来将近四十万之众”([7],219页) 战神项羽在《史记》中有记载的是6次屠城,其中坑杀秦军降卒20万。“在中国历史上,项羽是举兵屠城的第一人”([8],33页) 刘邦也有2次屠城的记录。 三国曹操行军每到一处,胜利后下令屠城。其中徐州大屠城鸡犬不留可谓前无古人。 唐朝黄巢屠城广州,杀12余万人,3年后,火烧长安城,长安一炬成灰。 杀人魔王张献忠屠城不计其数,杀人方式多种多样。有著名的七杀碑:“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蒙古帝国屠城7000多万人口以及种族灭绝统治直接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成吉思汗可谓一生都是在战争与屠城中度过的,临死前还下达了对西夏屠城的决定。 忽必烈的蒙古军屠杀金朝境内和宋朝境内北方人口约6300万人,而后种族灭绝完颜皇族、灭绝西夏党项族人、灭绝契丹人。 清朝曾国藩的湘军攻入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烧杀抢掠,3日之内杀死10余万人。是五代以来,南京灾难最惨烈的一次。(南京历史上三次屠城中的第二次) 满清攻打扬州城,入城后屠城十日,史称扬州十日。“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青燐屑》)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体死亡人数大约是6000多万与蒙古人当年的屠杀相比,有句话叫希特勒与当年的蒙古军相比,简直像天使一样。 所以,自人类伊始,屠杀从未停止。现代以来最惊人的屠杀发生在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造成80万人死亡,震惊世界。还有恐怖主义的屠杀从未远离。还有各种各样的杀人与死亡,鲁迅说有个狂人从历史的字缝里读出了“吃人”二字,活到最后,谁都吃过人这样惊人的发现,想来也是“太阳底下,并无新事”而已。 “这个世界上本没有杀戮,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杀戮。这个世界上本没有屠城,自从有了城,城里被杀戮的人多了,就有了屠城。这个世界上本没有人解释屠城,当披着正义外衣屠城的人多了,就有了很多人试着用各种方法解释屠城。历史学家解释屠城,说屠城是战争中再正常不过的一种手段……哲学家们解释屠城,说屠城是人性邪恶面在极端情况下的集体爆发……生物学家解释屠城,说屠城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条必经之路……就算人类进入宇宙,杀戮也可能不会停止……那就是无穷无尽的肉欲与权利欲。”([7],33页) 所以,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战争中有没有正义的一方,我认为有,但是没有真正正义的一方。 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值得骄傲,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地方。1940年的4月到5月期间,苏联将大约2.2万名波兰战俘杀害,在卡廷森林枪杀了4421人,史称卡廷森林大屠杀,是二战三大惨案之一。在纽伦堡审判时,德国公布了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但是因为政治原因,当时这件事就滑了过去。斯大林当时说:“胜利者是不应该被审判的。”所以曾经一战中的德国战败签订条约时,德国外交大臣是这样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失败了,所以你们可以任意的审判我们。”这样对德国严厉而苛刻的审判与惩罚使得德国军民都很愤怒,希特勒抓住并利用了这种愤怒。这种愤怒也开启了人类历史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战争。


所以战争中几乎所有人都该被审判,但谁不该被审判?680多年前,陕西大旱,60岁的张养浩被任命去陕西赈济灾民,途径陕西省临潼县,望见潼关关口,古时为入陕必经之地。张养浩望见这潼关的西面是古时秦朝和西汉都城所在地,这潼关乃历代兵家军事必经之地,百姓必定死伤惨重。而自己现在又证见了一路上因饥饿而死去的百姓们,忽然张养浩说出一句古往今来历史上颠簸不破的真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论兴亡,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所以,平民任何时候都会成为沉默的受害者,那最不该被审判当然是这些平民。 因此,不只是南京大屠杀是变态的,战争本身就是变态的!记住,战争从来就是没有真正正义的一方,战争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直到发明了可以摧毁整个地球的核武器,人类担心核战争的爆发才勉强求和。但这样战争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和平之下从来就是笼罩着恐怖的阴云。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人命如蝼蚁,白骨做柴薪。” 但万事都有原因,年轻的张纯如艰辛地寻找南京大屠杀这件事的前因与后果。 那为什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张纯如巧妙地采用了电影《罗生门》即原著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的叙事结构,分别站在3个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这是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一部分的内容: 1:日本人的视角。有计划的入侵,屠杀的命令,执行命令,背后的原因。 2:中国人视角,受害者视角。政府的撤退,个别受害者真实故事。 3:欧美人士的视角。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外国人 然后的第二部分是分析为什么欧美各国对暴行无动于衷。 最后第三部分是分析了企图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各种势力以及人们挑战这种扭曲历史行为的不懈努力。 所以,张纯如想通过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我们早已明知但总是忽略的真理:“没有真正的邪恶,也没有真正的正义。” 那么,为什么这次屠杀会被欧美国家遗忘? 张纯如分析道为什么会遗忘的原因首先来自于受害者的沉默,其次是政治的操纵,追溯到冷战时期,再者是日本国内的恐怖气氛压制自由的学术讨论。 对于遗忘,张纯如的解释是“文化的力量”使然,这也是她写作此书的目的,即“本书探讨的是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去人之为人的社会约束的单薄外衣,使人变成魔鬼,又可以强化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2],xxxi页)事实的暴行已经发生,但是抹杀的暴行却一直在继续,这是令人最愤怒的事情。“在本书漫长而艰难的写作过程中,日本许多知名政客、学者和工业界领袖在如山铁证面前,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他们的这种嘴脸一直强烈激励着我。”([2],xxx页)张纯如这样说道。 现在,我要来探讨另一个使我思考很久的问题:人们在屠杀中们为什么不反抗? 谈论这个问题时,我曾经凝视着一张南京大屠杀时日本兵正挥起武士刀砍向跪在地上的那个中国人,有的是被反绑双手,有的并没有。他的手自然下垂到跪着的膝盖两侧,他的前脚掌紧贴地面。我曾经试过这样跪着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必须借助双手才能迅速站起来。但是如果你跪下的时候前脚掌是弯曲接触地面的话,无论你的双手是否被反绑,你都可以忽然迅速地站起来,完全用两个前脚掌的瞬间爆发力。我说这个细节的臆想的意思是,与其跪在那里像猪狗一样任人宰割的方式去死,不如在临死前忽然起身逃跑不让砍死,而是让远射的枪射杀,不顺随那些日本兵的砍人乐趣。但是那些定格的照片上我凝视到的是一个颓废绝望的中国人像一个待宰的羔羊一样,他跪下去的那一刻想的是自己死到临头了,而非如何死的问题。那前脚掌全面贴在地面上泄气的姿态更会取乐当时那些暴虐的日本兵。 日本兵蔑视中国人是低等种族的人,“无论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日本各级军人经常将中国人与猪相提并论。”([2],198页)如果说杀猪时,猪会拼命反抗与嚎叫,你把它绑上,几个人费力地抓着、压着,另外一个才有空间腾出手给猪致命一刀。但是这些定格的图片里颓废瘫软的人们以及诸如那些电影中井然有序地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的人们,我一直很困惑,如果我们不能光荣地活着,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有尊严地死亡方式。比如那个绰号“人屠”的将军白起自刎于树下,比如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岸边,比如种种。 但是为什么那些人们会像待宰的羔羊一样,听话地被屠杀,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不反抗?


曾经有部影片叫《契卡》。它是讲述列宁时期建立的秘密警察机构“契卡”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一切所谓反动的人,用以制造恐惧氛围来使得政权得以稳定。这部电影中的契卡机构用十秒中询问,十秒中审判,审判没有余地,只有死刑,无论何人。然后5人一组,脱光衣服赤裸地面对墙板,然后也由5人组成的麻木的行刑队枪杀。这样集体的屠杀中,杀人者茫然,被杀者无力。没有人记录这些无名的死者的遗言,日复一日地逮捕、审判、屠杀然后尸体像死去的臭虫一样被装车、掩埋或者烧毁。在影片重复的屠杀特写镜头的刺激里,让观者从这样像流水线一样的死亡事件中感受到一种对战争、革命、恐怖的统治的厌恶与不解。厌恶占去90%,剩下的10%是不理解。我也一样,我把这10%放大,试图寻找到一个我满意的解答。 这种类似的恐怖机构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 答案异常简单,因为有战争的存在! “契卡”全名叫“全俄肃反委员会”,“肃清反革命”的组织机构。用这个机构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话来说:“别以为我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我建议并请求建立一个同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这个机构存在的意义捷尔任斯基语惊四座:“我们代表的就是自我组织的恐怖主义——这话要先说清楚。”所以契卡工作的目的是:“实施恐怖政治,逮捕和消灭阶级敌人,消灭他们在革命前所扮演的角色,消灭他们的阶级联盟,消灭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所以“契卡不仅打击反革命,也打击投机倒把,消极怠工,小偷小摸。在列宁同志和最高苏维埃的授权下,契卡拥有不经审讯就地枪决罪犯和抓捕人质以威慑反动势力的权力。” 《契卡》的影片着重描述的是契卡为了震慑反动力量而不惜错杀一片的极端状态。 历史上有个笑话这样说道:“有人去地狱参观,发现历史上的大罪人都站在粪坑里面,希特勒被淹到颈部,而斯大林却只没过靴子,人家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因为我站在了列宁的肩膀上’。”这个笑话说明,任何恐怖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存在于整个制度链条上的。列宁时期的非常组织“契卡”只是这个制度链条上的执行者。 所以电影中的屠杀头子对于这样的杀人也是备受煎熬,甚至精神崩溃,企图也像被杀者一样,脱光衣服被赤裸的枪杀。当这个屠杀执行的头子在思考什么是革命以及契卡存在的意义时,他的精神崩溃,最后疯了。法国作家萨特有个戏剧叫《肮脏的手》,其中的人物贺德雷说:“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人们可以天真无邪地掌权吗?”这就是统治的需要,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很多权倾一时的类似机构,比如唐朝武则天时期的皇帝直属内卫机构、明朝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制度、明朝朱棣建立的宦官东厂机构、明朝朱见深建立的西厂,近代国民党建立的中统和军统。 面对如此荒诞衍化而成的屠杀机构,人们为什么不反抗?这是我问的第二个问题: 有个朋友回答了我的问题:“这确实是个好问题。为何不反抗?这个疑问针对的不光是契卡的苏联,也包括纳粹之下的犹太人,甚至中国的黑暗时代。极权统治最终依赖的是制造恐惧,一种弥漫于全社会之上的恐惧,一种深入每个人骨髓之中的恐惧,这种恐惧让人失去了反抗的欲望,宁愿选择死亡,而不敢选择反抗。” 像一个看过《契卡》这样论述道:“与任何极权政权一样,维护政权稳定的最好武器,当然就是恐惧,在全国制造恐怖气氛,让民众处于恐惧战栗之中。为此,他们大肆抓捕,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监狱;他们不停地杀戮,红色暴力用鲜血染红了他们的旗帜。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正义与道德逐渐消失,勇气与良知更是萎缩,人们只求自保,哪有反抗的决心?最后,这样的社会变成了顺民的社会,只有顺从才有苟活的机会。这正是恐怖施加者所要的结果。”(摘自豆瓣电影影评《除了恐惧,别无所有》) 是的,深入骨髓的恐惧。最简单的比喻,当你过马路时突然偶遇一个飞快汽车,你想移动但是双脚却像长了钉子一样一动不动;比如你走夜路,偶遇抢劫,你本能想跑,但有时却一动不动,这些是最简单的恐惧。那么,面对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弥漫的恐惧,你还能走得动吗? 恐惧为什么不能避免?这是我问的第三个问题: 或者用逐渐内化的勇气和一种积压的情绪爆发,我们应该寻问的是从“本该这样”到“为什么这样”的转化,这之中,愤恨的产生是关键。《契卡》这个片子,或者说是被契卡抓捕一次又一次被枪杀的人们,他们真的没有一丝愤恨,有的只是一种逆来顺受,该死就死的心态,生命完完全全成了自己的附属品,那他们死之前真正的意义又在哪里?但是“本该这样”到“为什么这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部分人因为恐惧而死在了“本该这样”的路上。这就是他们乃至于整个屠刀之下的人们的心态以及他们被恐惧所笼罩下的反抗能力的消失。 张纯如的自杀带给了我们什么?


首先,我必须强调一点,在张纯如的母亲与丈夫对她精神崩溃的原因分析里都有一个似乎会一滑而过的因素,就是张纯如的睡眠不足的现象。一个年轻的作者忽然成名后的疲惫与暂时的茫然感,她的名气某种意义上是一夜又一夜违反生物钟的写作习惯以及短时间高强度的巡回签售与演讲的努力带来的,而这两个因素压缩着她的睡眠时间,在她自杀前那三个月里更是成了恶性的循环。而张纯如对于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之间摇摆、取舍与放弃一方的现象非常关注和无奈,所以她在写作《南京大屠杀》的间歇,在为自己第三本书搜集选题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精力转移到了研究女性生物钟这个课题上来,“她感到作为一个像她这样有梦想有事业心,但却要受自己生物钟支配的女人来说,生活实在很不公平——该生孩子的时间正好与生命中最有创造力的时间重合。她感觉被身为女人这一点所束缚。”([1],170页)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作家对于人生理想的设计与生活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是巨大,以至于“由于纯如分心于生物钟一书的选题计划,南京大屠杀一书几乎被搁浅”(176页)。 张纯如一直都想井然有序地安排所有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可是很多时候是遭受打击的。而在这样生活的打击里,一个作家的敏感是她创作必须的天赋,同时,我不得不说,也很有可能促成一个作家的自我毁灭。如果说她的丈夫道格莱斯给她妻子的自杀找了一个“骄傲”的理由,那这“骄傲”的另一种说法,我认为就是敏感。 张纯如是一个年轻的作家,而她的自杀是作家的自杀。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的自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但我们通常会赋予作家的自杀以各种崇高的仪式感。比如川端康成,比如太宰治,比如三岛由纪夫,比如伍尔夫,中国的比如海子,比如顾城,比如三毛,比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作家加缪在他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9],1页) 就像张纯如的自杀在旁观的我们看来似乎有种异样的希冀,将她的自杀与对于人性的失望的敏感联系在一起,可事实并非简单如此。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于她的自杀以及她写下的《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联系来说,确实是一个吸引人不断关注与探究的地方。我们之所以总有这样一种异样的希冀,源自于我们总会对作家这个群体赋予一种天然的责任。 作家的创作是一种责任,那作家的责任是什么? 顺着我们一往情深的逻辑,就是对人性持续而充盈着动人的冷漠般的观照。 莫泊桑说:“生活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尤其是以抽噎占统治地位。”作家描述生活,而真实的生活并非风月无边,而是风云跌宕的。在蜿蜒曲折的表象的真相面前,作家们尽可能地告诉这个世界以及人们真正的真相,去揭开隐匿在生活的伪善背后的抽噎与哭泣的阴影。雨果在《悲惨世界》提出的:“贫穷使男人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如果这3个问题一直存在,那么作家这个角色就会一直存在。事实上,不光指向的是19世纪,以后很多个世纪这个问题依然不会消失。所以,29岁的年轻女作家张纯如她指向了这个问题,并且指向了这个问题最深重、最惨烈的时代与时刻,以近乎一个人的力量将这件被欧美人故意遗忘在历史阴影处的屠杀重新郑重地揭开,这就是她选择的一个作家存在的责任。 所以,精神崩溃后的张纯如或许是用自己最后一点力气选择了一种骄傲的人生退场的方式,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的题记中特意展示出的这句话:“如果不能光荣地前进,那就不丢脸地退出人生。” 最后,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结语》的第三个思考是什么? “要吸取的第三个教训也许是最令人痛心的,即人类心灵竟能如此轻易地接受种族屠杀,并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消极旁观者,在面对最不可思议的暴行时无动于衷。”([2],200页——201页)人类总是擅于遗忘,我们强调铭记,是因为遗忘的基因那么强大。 米兰昆德拉在他85岁时的新作《庆祝无意义》中试图让我们对死者无意义的狂欢化给予重视,他借那个一直想编一个荒谬木偶剧的编剧夏尔的口说道:“时间过得飞快。幸亏有了时间,我们首先是活着,也就是说:被人控诉、被人审判。然后我们走向死亡,我们跟那些认识我们的人还可以待上几年,但是很快产生另一个变化:死的人变成了很久的死人,没有人再记得他们,他们消失在虚无中;只有几个人,极少数极少数几个人,还让他们的名字留在记忆中,但是由于失去了真正的见证人、真实的回忆,他们也变成了木偶……”([10],25—26页) 所以,“拒绝木偶化的死亡”是我们对英雄式的死者最后的坚守。 所以即便再伟大的人和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变得模糊和破碎,最后拼接起来的不过是个无意义而又供人取笑的木偶而已。这未免太过悲伤,但是我并不能说我凭借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打破这位给我震撼的年轻的女作家被木偶化的死亡,但是最起码,我在此刻,用记录与思考的方式做出了拒绝的第一步。


我试图强化记忆这个年轻的作者,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本可以不去做这些事情,她本可以在历史和现实的铁屋子里沉睡或者醒来写一些无伤大雅的文章,但她没有这么做。她反抗了她所生活的那个欧美世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遗忘,她向这个非人的遗忘说“不”。因而,她所经历的最后的悲剧之所以让我动容,源自于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在创作这部书稿时的愁楚、恐惧、痛苦、失望、焦虑甚至是绝望,这一点在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里有形象的展演。 我往往看到一些在艰难困苦中坚守所愿最终成功的人才会流泪。我想当你看过这个纪录片,你也会沉郁、不解、愤怒、叹气,从而对这个年轻的作者肃然起敬。那一刻,你觉得她就是一个英雄!所以,她的丈夫道格拉斯深情地写道:“纯如是一个英雄,她勇敢地向世人讲述了南京人民在1937年冬天至1938年期间所遭受的种种劫难。纯如或许又是一个悲剧式英雄,因为她那异乎于寻常的激情和干劲不仅使他在29岁时就取得惊人的成就,而且也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年仅36岁便英年早逝。”([2],220页) 所有类似的英雄式的人物身上都拥有使之发光又使之陨落的那独特的一个点。这个点表象是特立独行,它的内核是对生活似乎拥有无限激情的能力。他们总是想尽可能多的、全面的认识生活的全部面孔,但也有着瞬间穷尽所有力量的巨大危险。或许有很多很多类似人物的死亡,是因为他们对生活太爱了,他们从未想过要接受糊涂的人生,他们要这个世界清楚明白,可这清楚明白的背后的危机可能就是尼采那双凝视了深渊太久的眼神,望的多了,也就堕入了深渊。 我想张纯如的自杀带给我们的不应该是悲观情绪,即便是对自杀这个哲学问题很感兴趣的法国作家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里也在论述了50多页后终于说出了作者最想说出的话:“我拒绝自杀……而重点是去生活。”([9],52—53页)那张纯如该用自己的文字指引其他的人怎样生活呢?这也是张纯如作为作者一直所追寻的创作态度是:“要像灯塔一样,为一切夜里不能航行的人,用火光把道路照明。”(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36岁自杀的张纯如在书中引用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竹林中》的行文结构,但是芥川龙之介在1927年的短篇小说《河童》里说:“别了,我走了,走向阻隔尘世的河谷,走向岩石陡峭,溪水清澈,走向药草花香的河谷。”同年7月服毒自杀,享年35岁。我不是迷信,但是总觉得冥冥中有些故事总是在千丝万缕地联系着,恰如此,就当它是个巧合吧。 我摘用几句同样因为遇雨受寒而死于36岁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诗来缅怀这位英年早逝的作者: “She walks in Beauty,like the night”(《She Walks in Beauty》) ……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with tears,with silence.”(《When we two parted》) 参考文献: [1](美)张盈盈:《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M],鲁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4[2](美)张纯如:《南京大屠杀》[M],谭春霞,焦国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8[3]梁伯华:《正义的天使张纯如》[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12[4](德)维克特:《拉贝日记》[M],周娅,谭蕾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5[5]关河十五州:《一寸山河一寸血.落日孤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11[6]王向远:《宏观比价文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7]江湖闲乐生:《千古名将英雄梦——烈烈先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1[8]江湖闲乐生:《千古名将英雄梦——伤心楚汉》[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12[9](法)加缪:《西西弗斯神话》[M],张清,刘凌飞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9[10](法)昆德拉:《庆祝无意义》[M],马振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7 纪念伟大的张纯如先生,初稿2016年底于美国纽约市立图书馆成篇,二稿于2021年8月写于香港摩根士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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